弗洛伊德还有一年多时光，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疾病缠身的人来说，日子真是难过。在那几个月里，至少有一部分肉体上的痛苦被他在英国受到的欢迎抵消了。欢迎他的人，不仅有正式医学界人士和犹太人团体，同时也包括了一般的人士。
1938年，玛莎写信给仍在维也纳的弗家姐妹们说：“每天我们都收到许多欢迎他的信。我们只来到这里两个星期，但即使信件不注明街道，只写‘伦敦，弗洛伊德’也照常收得到。想想看，伦敦市有一千万居民，这不是很奇怪吗？”
借助安娜的帮忙，弗洛伊德才应付得了如潮水般涌进家来的信件。有些信是朋友们写来的，另外有许多则来自完全陌生的人，他们只是希望问候他或索取签名。当然，也有些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古怪的人、傻瓜、信教着迷的人”写来的信，他们从《圣经》上抄录下应许救恩的句子，想要劝弗洛伊德相信以色列人的命运将得以挽救。
1938年6月23日，来了一群使他特别高兴的访客。他们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们，带来了学会的会员录，请他签名。弗洛伊德无法亲自到学会的总部，将会员录送到他面前的这项荣誉在过去只有英国国王才能享有。
1938年7月，弗洛伊德又开始工作了。他现在所做的是“归纳精神分析的教义，而且以最精简的形式和最不含糊的字句来叙述它们。它的用意自然不是强迫别人相信或是引起盲从。”
此外，在美国和英国，精神分析就要被广泛应用了，那是弗洛伊德始料未及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几个月以后就要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的交战国都聘用精神分析专家，为他们自己的心理战运动提出建议，也分析敌人的心理战。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克里斯就要在英国组织一个特别的政府机构，分析德国人的广播，后来在美国也这样做了。战争一开始，使用精神分析专家治疗战争伤患的范围，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广泛得多。
弗洛伊德安下心来开始写《精神分析大纲》。他重复各种基本的理论，以“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结构来叙述，而且在许多地方暗示他有新观念要详细地阐述。不幸的是，他永远无法实现了！
1938年9月底，弗洛伊德搬到位于马斯斐德花园的一幢宽敞的老宅中。这时候，他的家具和私人收藏物已经从维也纳运到了。因此，安娜和女佣能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重建”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书房。她们把家具放在同样的位置，把同样的雕像和画放在桌子上，这使弗洛伊德倍感亲切。
这是弗洛伊德最后的家。弗洛伊德自己只在这里消磨了最后的十几个月。他的妻子和小姨子继续住在这里，分别于1951年和1941年死亡。
这时，弗洛伊德大多数的近亲都安全了——大女儿玛西黛和她丈夫以及马丁和恩斯特两家人都在英国，奥利佛一家人在法国。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女婿哈伯斯塔特带着他的儿子于一年多前从汉堡移民到南非；他的弟弟亚历山大不久就到了加拿大，并在那里终其一生。
但是有一个阴影一直笼罩着弗洛伊德，他为“四个年纪都在七十五到八十岁之间的老女人”忧虑——他四个仍住在奥地利的妹妹。在离开维也纳以前，弗洛伊德和亚历山大给了她们十六万先令（以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三万两千美元或八千英镑），除非钱被德国人没收，否则足够她们用上好一阵子。无论如何，他曾设法接她们去法国，但是没有成功。弗洛伊德死前不知道，他四个高龄的妹妹已被纳粹党驱逐出维也纳，而且都死在集中营里了。
到了1938年秋天，弗洛伊德的精力已经所剩不多。他把它花费在他最后一篇震撼人心的论文的写作上，那就是《摩西与神教》——三篇论文和几年前写的序文。
早在1909年，在写作过程中，弗洛伊德对犹太人的境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弗洛伊德在给奥地利作家舒尼兹斯的信件中曾说道：“在感情上，犹太人的归属仍然对我非常重要。”他对瑞士犹太人周刊的编辑说：“我永远对我的种族有血浓于水的感情，我也如此教导我的儿女们……”但是，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犹太人是“人类中最特别和邪恶的民族”的理论甚嚣尘上，弗洛伊德开始疑惑：“什么是真正构成犹太民族的本质？它在历史上如何发展？为什么犹太人经常受人压迫？”弗洛伊德的解答是：摩西是一个埃及人，他不同意皇家的宗教，于是聚集了一群跟随者，离开埃及。
1939年3月初，《摩西与神教》分别在荷兰和德国出版。一般人认为，《摩西与神教》是弗洛伊德比较不成功的作品。一方面，这本书被他写了又改，改了再写，以至于结构动摇；再一方面，年纪大也是主要原因。钟士私底下向一个书评人承认道：“弗洛伊德在晚年引述别人的话时特别挑剔，他只引用支持他的特殊论点的话。不像他早年时，会看完整篇文章再斟酌。这种习惯与他的精力所剩无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