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没有延期审讯的机会了，但是法院院长和政府律师，都觉得此事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于是法院院长宣布延期判决。在这段时期中，我把经过的详情发电报告总督、印度教正派领袖潘第马棠·穆罕马拉维雅和我的朋友及帕特那其他的人。
在法院还没有传我到法庭去听取判决文书前，法院院长送来了一份通知书，说是副总督（爱德华·贾斯爵士）已命令撤回我的案件，同时收税吏也写信给我，声明我可以自由进行调查，而且在必要时，我可以得到公务人员方面的援助。在我们中间，谁都没有期待过这种快速而又幸运的结果。
我去访问收税吏海德尔。他似乎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善人，他对我说，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拜访他。
对于我所进行的调查事宜，需要政府保持中立的地位。而我的调查并不需要报纸的编辑或社论的支持。实际上，若有任何一篇评论过于偏激或文章染有浓厚的色彩，便很容易破坏我所要进行的事宜。因此，我写信给各种重要的报纸主管们，要求他们不必再派遣记者来访问，因为当我需要发表消息时，一定会叫他们预悉其事的。
政府允许我便利行事的态度，引起香槟蓝靛蓝栽培商们的不快。而且我知道，公务人员方面也对此感到不快，虽然他们不能作公然的表示，但那些不正确的或过于夸张的文章都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届时，他们一定会将那一批穷困和恐惧的农民们当做泄怒的对象。这将对我调查事实真相产生不良影响。
虽然我采用种种的警戒，而靛蓝栽培商们则运用阴谋，企图掀起一场加害于我的运动。于是在报纸上出现了种种关于我私人及我的合作同志们的虚假新闻。但我极端地谨慎，同时竭力表白关于其中的微细事端，使谤难者放下他们的武器。不过靛蓝栽培商们只是转移方向，并对弗剌雅基箫尔不肯放松一步，但是他愈受毁谤就愈获得人民的尊敬。
潘第马拉维雅基曾经向我保证，每逢我需要他的时候只消写信给他好了，但是我并没有打扰过他，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政治的色彩。可是，我不时把那些不公开的报告，写信告诉各位首领们和重要的报纸，使他们得悉一切经过和情形。我还深知若事件的目标是具有政治性的，但是其原因却未必合于政治的场合，便不能附加政治的色彩而从事破坏，我们应该保持与政治无关的态度而加以挽救。
要把香槟蓝的调查报告作一详细的描写，无异是叙述乡民本身的历史，那是不涉及政治的事。香槟蓝的调查事宜是真理和非武力运动的一种大胆试验。
在戈剌克巴部的家里进行调查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求他把全部房屋让给我们用。莫蒂哈里的人民都像惊弓之鸟，甚至不敢出租房子给我们。可是，弗剌雅基萧尔巧妙地租来一座空的木屋，四周有很大的空地，我们就搬进去布置一切。
为了要进行这种任务，没有经费是不能做事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为了要做这一类的工作而向公众募捐。弗剌雅基萧尔和他的朋友们都是清苦的律师，他们都自动慷慨解囊或愿意在必要时向他们的朋友求助。我决定不向香槟蓝的农民作任何的要求，同时也决定不向全国募捐，唯恐使我的事披上政治的外衣。
在孟买的朋友们愿意捐助我一万五千卢比，但是我向他婉辞道谢，并决定向住在香槟蓝附近的皮哈里富有人家募集款项，若再有其他必要的费用，我预定向住在郎共的朋友梅笪博士募款。梅笪博士知晓后立刻满口答应，我如有所需他可以如数寄来。因此，我们对于金钱可不必再忧虑了。我们用不到什么巨大的款项，因为我们愿意顾虑到香槟蓝当地的赤贫情形，而采用最大节约的制度。事实上，我们发现也不需要多大的消费，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不会用到三千卢比以上，凭我回忆所及，在我们募集所得中，还剩存几百个卢比呢。
我的同伴们在最初几天内过着的奇怪生活方式，成为我时常嘲笑他们的资料。每一个律师雇有一个仆人和一个厨子，所以每人有一间隔离的厨房，且时常在半夜吃晚饭，虽则律师们都是各人自己担负开销，但他们不规律的生活却使我感到诸多麻烦。但当我们相熟成为知交，彼此不会再发生什么误会时，他们便对我的嘲笑不以为然。到了最后，大家决定把所有的仆人都辞退，把厨房集中在一起，同时大家遵守用餐时间。大家虽不完全是素食者，但用二间厨房太不经济，所以决定只使用一个单独的素食厨房。我们还主张必须就餐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