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战争一直在欧洲持续进行着，且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印度总督在德里邀请各方领袖们举行战争会议，我也被邀请出席参加。我和总督成思福爵士本来是有交情的，所以接受他的邀约，赶到德里去。
可是我对于会议的合作问题却有异议。主要理由是像亚里兄弟们那样的领袖人物并没有加以罗致，那时他们正被禁锢在牢狱里。虽然我以前与他们会晤过一两次，但我时常听见他们二人的名字，大家都称道他们做事的热诚和勇气。
那时我还没有和哈金玛汗萨希发生亲密的关系，可是鲁特剌校长和查理安特鲁二人已对我说起许多赞美他的话了。我在加尔各答的伊斯兰教同盟会中，曾经遇见许埃葛兰希群和葛华雅君，同时，我和安萨里博士及阿白杜罗孟博士都有交情，我还寻求结交善良优秀的伊斯兰教徒，并渴望和具有纯洁美德及富于爱国热心的代表们交流，以便了解伊斯兰教徒的心理。因此我并不需要人强迫我，我自会跟从他们到任何场所去，以期能和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在南非时，我早已知道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中间并不存有真正的友谊，而我从不肯放过一个使他们彼此消弭阻碍的机会。在我的本性中没有伤害我自尊心和阿谀他人的成分，但是根据我在南非所获得的经验而言，我的“亚喜姆沙”（不杀生与非武力）主义将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团结问题上，发生最严峻的考验，直到现在我还确信着。在我生命的每一瞬息间，我发现神明总是在考验我。
自从我从南非回印度以后，我更巩固这个信念，我和亚里兄弟发生接触。但在有更亲密的交谊以前，他们都被捕入狱。穆拉那穆哈默亚里每次获得狱吏许可时，都从白都和庆特华剌写很长的信给我。我曾经申请准许我去探望他们兄弟二人，但是都没有成功。
我在他们入狱以后才应伊斯兰教徒诸友的邀约，出席加尔各答的伊斯兰教徒同盟会议。我被邀请演说，我即陈述伊斯兰教徒应当履行的义务，就是要获得安里兄弟的尽早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