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们得知，政府方面认为我们发卖的不是原版的禁书而是翻印本，翻印禁书后予以发卖并不触犯禁例。这样的一个消息竟使我们都为之失望。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宣誓中关于使用土货及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联合的事件。到会的人数不多。我记得有若干姊妹也参加此会，男人出席很少；我携带誓约的起草书到会，在未宣誓以前，先向出席的人详细说明誓愿的全部意义。我看见出席的人数寥寥无几，并不觉得诧异或难受，我早已注意到人民的气质，他们喜欢从事兴奋的事情，对平静的建设工作则不感兴趣。这种特异的对照现象直到如今还是不变。
4月7日的晚上，我动身到德里。4月8日我到达摩德剌，即听说我有被捕的可能。当火车未开抵巴华车站以前，我接到一个书面的命令，不准我经过本雅的边境，其理由是防止我到那里制造扰乱事件。警察要求我下火车，但是我加以拒绝道：“我要到本雅是为应约而去，不会做扰乱治安的工作反倒要消弭扰乱。我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实在很抱歉。”
火车终于到了巴华。谭山和我同行，我要求他赶到德里去，把我经过的一切情形告诉史华米希剌达，并要镇定人心，向他说明我为什么违背命令的理由及我自愿受不服从命令处分的用意，我受到了处分以后，人民若仍旧能够维持和平，我们一定可以稳操胜利之券。
在巴华车站我被迫下车，即受到警察的看管。很快，从德里开来一节火车，我被押入三等车厢内，警察做伴。到了摩德剌，又被带到警察署，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将受怎样的处分，也不知道叫我上哪里去。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四点钟，我被唤醒而且被放入一节驶向孟买的货车上。
到了正午，我在马度浦下车。监督警官鲍林君从拉河乘了邮件列车赶到，他是奉命来承办我的案子。我便从普通的囚犯一跃而入“绅士”囚徒之列。
警官竭力颂扬米盖尔爵士，说了一大长串的赞辞，他解释米盖尔个人并不欲与我为难，但是他唯恐我到了本雅后会引起骚乱。最后，他要求我自动回到孟买去，不要经过本雅的边境。
我答称不能服从这些命令，我不预备回去。因此警官说他不得不用法律来强制执行。我问：“你预备怎样对付我呢？”他说他也不知道，只好静待命令。“现在，我先领你到孟买去。”
我们到了苏剌，警官将我交给另一个警官看管。当我们到了孟买，那个警官对我道：“现在你可以自由了。”他还说：“可是你最好在‘海军线’那边下车，我可以叫火车在那里靠停。因为在高拉白车站一定有大批的群众聚集。”我答称愿意听从他的劝告。他表示欣喜，连连向我道谢。
我于是在“海军线”下车，那时，恰巧有一个朋友驾车经过。他送我到谢物里的家里。这个朋友告诉我，自从我被捕的新闻传出以后，民众们激愤万分，已到了疯狂的地步。他说：“在毕杜尼（毕杜尼是孟买最热闹的市区）附近即有爆发暴动的可能，法官及警察们都已到那里。”正当我抵达指定的地点时，沙巴尼与亚那苏雅本赶来要求我立刻乘车到毕杜尼去。他们说：“群众激昂万分，我们无法安抚，只有你才可以使他们安静下来。”
我即上了汽车，在毕杜尼附近果然看见大批民众。示威者们看见我都大喜若狂，他们顷刻排起队伍高喊：“敬礼国家”、“伟哉神明”。当群众的行列经过呵杜剌门路口，将朝克剌福菜市场过去的时候，突然，前面有一队骑马的警察，阻止群众向炮台方面过去。群众拥挤异常，几乎把警察的戒备线都冲破。群众已听不见我的轻微的叫声。警察们便下令驱散群众，骑马的警察们便举枪直向人群横冲直撞地进击。我瞬息转了一个念头，以为我必将受伤，后来才发现我是杞人忧天，因为警察只把枪轻触车缘而且迅速地离队。
示威者的行列已经冲散，形成一片混乱的景象，有些被践踏，有些被压伤，在这人群中并没有通过马队的余地，也没有可以叫人民逃避的空隙。当骑兵盲目地直向人群堆里冲出一条路来，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的行为可还稍存一丝良心，这是多么悲惨恐怖的一幕，骑兵和人群在狂乱的骚扰中厮成一片。
群众已被驱散，游行也已经消除，我们的车子得以前进无阻。我叫车子停在警察署前，我下车要报告我所目睹的警察行为，我看见许多武装的士兵正戒备严密如临大敌般，走廊里则呈现混杂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