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脱险之后，文强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被捕经过，而罗世文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很深，竟给了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申辩无门，加之年轻气盛，便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去上海去找周恩来申诉。而当时的上海的中共组织，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周恩来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文强与周恩来联系不上，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文强夫妇的党籍。
脱党的文强，只好回到湖南老家，先后靠当小学老师和报社编辑谋生。1935年，他遇到了黄埔同学、也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廖宗泽。廖宗泽是文强的好友，1928年，文强去四川，正是廖宗泽帮忙，他才与组织取得联系。而后来罗世文对文强夫妇的处分，也使廖宗泽十分寒心，这导致他叛变共产党。现在，他已经是戴笠的手下，接受特务训练后，被分配到浙江省警官学校。
于是，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来到杭州，见到了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同时，他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戴笠见文强人才难得，对他采取了“不咎既往”、大胆放手任用的态度，让文强感到“知遇之恩”。不仅如此，戴笠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因为文强在共产党内的“上层关系”，派他从事针对共产党的“策反”工作，而是先让他在杭州警察学校研究日本问题。当时，抗日救亡正是民族大义，所以文强便热心投入到对日情报工作中。
1937年9月中旬，著名学者、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然而，特工是一项极其特殊的工作，戴笠不可能仅依靠一位学者的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当间谍。
戴笠先派文强对两位学生进行考察。于是，文强来到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位学生洽谈。两位学生告诉文强，他们目前服务于日本的“东亚同文书院”。不过，出于爱国心理，也是受老师章乃器的教诲，他们准备利用自己同“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
“同文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其实，这正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他们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还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
两个学生向文强提出：他们想成立一个新闻机构——“文友社”，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由程、彭二人分任社长、经理，并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他们还提出，需要一座独立的3层楼，备用金一万元法币，以及一部小轿车和一个司机。
当文强把这些情况向戴笠一一汇报，老谋深算的戴笠，深思一番之后，觉得这事有些蹊跷，恐怕是章乃器先生上当了。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一步步与日本间谍斗智。
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克祥、彭寿提出的全部条件。
给文强一支左轮手枪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对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在3日内将“文友社”布置起来。
下一步，戴笠、文强开始计划起来：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文友社”？
他们先是起用杭州警察局的指导员王树人，让他去“文友社”做看门人，实际却是这个特工小组的总负责人。王树人是瘸脚，又装出一副老实巴交、任人笑骂的模样，不但程、彭二人没起疑心，就连“我方特工”也不知道王树人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而王树人对他们的指示，也都是用约定好的方式，从不直接接触。
接着，利用“文友社”招聘记者的机会，戴笠打进去两名女特工：一个叫安占江，是东北人；另一叫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年轻貌美，都受过大专教育，而且掌握着记者应有的技能，能写会画，也能照相。她们还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全能特工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表现得太突出，以防露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两位女特工依计行事，果然是一试就中，也没让日方间谍起疑。
日方也千方百计想把自己的间谍打进“文友社”，戴笠、文强则想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比如，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就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结果这位司机害怕暴露，主动辞职，特务处趁机换上一位爱国的司机陈阿毛。王树人则与陈阿毛交上朋友，两人配合得很不错。
随后，戴笠、文强继续做程、彭两人的工作。他们请章乃器先生不断地教导这两位学生，让他们与抗日救国的民众站在一起。渐渐地，程、彭两位日本间谍决意“倒戈”。于是，文友社成了十足的反间谍机关。
而两位女特务安占江和吴忆梅，趁机打入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对淞沪抗战贡献很大。她们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里一位日本间谍、伪装成教授的福田信上尉引诱拘捕，关押在中方的警察所。
转眼到了9月底，淞沪战场进入了相持阶段。
蒋介石忧心如焚，因为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而如果继续拼下去，70万精锐即使全部拼光也未必挽救颓势，后果不堪设想！
恰在这时，宋子文提了一个建议，那就是依据1922年中国与美、英、法、意、日、荷、比、葡八国共同签定的《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制裁日本。
这一招似乎很管用，首先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指责日本，接着，列强纷纷做出姿态。于是，国民党内一些高层人士欢呼雀跃。就连戴笠，一时间也把《九国公约》看成救命符，觉得上海有救，和谈成功就是胜利。
文强曾在杭州警校内与许多学者一起研究过日本问题，此时他提醒戴笠：“要谨防中敌人缓兵之计。”
戴笠是悟性极高的人，他听了这话，顿时恍然大悟。他兴奋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赞道：“谨防二字说得好！”接着就向蒋介石禀报。
正在这个时候，戴笠打入日本军方的特工人员发回消息：日本间谍南本实隆来到了上海。
对这个南本实隆，戴笠早就恨之入骨了！他甚至在提起南本这个人时，从来不用他的名字，而是使用自己给他起的外号：“毒蛇”。
南本长期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被其危害或逮捕的中国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之多。南本还是个中国通，能说出一口略带天津口音的流利的中国话。他外表忠厚朴实，实则诡计百出，应付突发事件从容不迫，因而得到日军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等人器重。早先，戴笠曾屡次想办法要把南本在华北干掉，可都因南本的狡猾而落空了。
此时戴笠并不知道，南本来上海的任务，就是刺杀宋子文。因为宋子文想利用《九国公约》联合欧美各国来对日本进行制裁，以此来逼迫日本停战收兵，此举当然引起了日方的极大忌恨。但不管怎么说，戴笠都定下计划：将南本干掉。
他知道，南本到达上海后，必定要在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露面，而这两处地方，戴笠都已经安排了内线，所以南本的行踪不难掌握。但是，派谁去执行这个任务呢？
戴笠将此时身在上海的特工们逐一排队，分析比较，最后选定了文强。文强是湖南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汉作风，能临危不惧。而且文强此前一直做特务训练班的工作，没有公开职务，不会被日方注意。
戴笠交给部下危险的任务时，从来不是生硬命令，而是以情动人。这一天早上，他把文强叫到自己的秘密住所。趁着共进早餐的机会，戴笠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文强。
戴笠先是一番鼓励：“念观兄，你辛苦，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苦打戏，我考虑由你出马最为妥当，望你多动脑筋，为国诛患。”
接着，戴笠介绍了南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外貌、身材，便问：“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可多做几套，配几名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选，作好出马的准备吧！”说完，他把一支马牌3号左轮，配有30发达姆弹，连同500元经费，一并推到文强的面前。
面对这一连串的动作，文强已经没有退路，但他又不敢贸然接受。
戴笠见他面有难色，又把一顶高帽子戴到文强头上：“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不要被一个难字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要做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
这一番话，恰似战前动员，文强不免斗志昂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随后，戴笠与文强进行了严密地筹划。他让文强化名李文范，自称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的侄子。然后，又对文强作了详细的交代，包括他见了南本以后的言谈举止啊，外形打扮。他特别交代文强，要把年龄说大一点，因为你的职务是少将，不能显得太年轻、太幼稚。
接着，戴笠迅速安排，在南京为“李文范”做好一系列手续文件，将其名字加入到军事委员会花名册之中。
为诈钱财错失良机
可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与南本取得联系呢？
如同天助，一个刚被戴笠借调过来担任“苏浙行动队”参谋长的国民党中级军官杨振华，有一天主动对戴笠说，自己认识南本，二人还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
杨振华告诉戴笠，南本已经联系过自己了，还向他打探国民党军方的情况，甚至已经预付了一笔数额不菲的情报费用。
事发突然，戴笠一时还无法判断杨振华的真实意图，但无论如何，要利用这个机会！戴笠就让杨振华牵线，文强迅速出马。
在杨振华的介绍下，“李文范”与南本实隆接上了头。不过，狡猾的南本拒绝在“日本海军俱乐部”会面，他把见面地点选在自己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寓所里。
双方的第一次会面平静而富有礼节，文强扮演的这位“李文范少将”，是一个失意的军人，他见到南本就哭穷，诉说家里如何如何、老婆如何如何。南本显然受到迷惑，对“李文范”很满意。会面结束后，还给了“李文范”一个沉甸甸的黑色袋子，作为见面礼。
文强也没太多考虑，就把这个东西带回到驻地。打开来一看，竟然全是钞票，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整整一万元。文强将这份见面礼转交给了戴笠，戴笠竟然勃然大怒，训斥文强说：“你把这么大一堆东西带回来，如果是一包炸药，那你我不是当场就要完蛋了！”
可见，文强在情报工作方面，还是经验不足。不过，此时的戴笠，看着那一万元法币，突然冒出来一个新的想法：既然日本人如此大方，何不乘机敲它一笔？
戴笠当时正在组建“苏浙行动总队”。而组建部队是要钱的！戴笠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多骗日本人一些钱。他把这个想法告知了文强，要文强把金钱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与“毒蛇”展开周旋。
几天后，文强再次接到南本发出的邀请，地点依旧定在南本的秘密寓所里。
这一次，“毒蛇”有点急不可耐，说话单刀直入了。他索要的具体军事情报，包括四个问题：其一，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决心如何？其二，希望通过《九国公约》起发国际的干涉来制裁日本的想法，是不是由宋子文提出来的？其三，中国对于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是何种态度？其四，抗战的兵力配置如何？
这四条情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可以说直接关系着未来中日战争的走向。而文强，也明显感到了日军的焦躁。他推说先回去考虑一下，就将情况汇报给了戴笠。
戴笠觉得，日军间谍一下子提出这么多“要害问题”，表明他们也苦于淞沪战场的胶着，有急于取胜的心态。可以利用日本人的这一心理，先开价码！这四条情报，每条开价一百万，共计四百万。
文强就和南本讨价还价一番，南本提出要求：他要一折的回扣，就是每一百万要给南本十万的回扣。随后，南本将四十万元的现金交到了文强手中，剩下的是一本日本政经银行的三百六十万元存折。
直到后来才发现，这本存折根本就是一张废纸，里面的三百六十万元根本无法提取。而戴笠对此毫不知情，由于拿到了四十万元的现钞，必须得拿情报交换。
为了应付南本，戴笠只能组织军统人员编写虚假情报。戴笠希望，是在不出卖真实情报的前提下，尽量周旋，拖延时间，以最大可能地获得更多利益。于是，文强写了一份假情报，交戴笠审查之后，又给了南本。
南本得到假情报，似乎很高兴。看起来，毒蛇已经进入了圈套，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到了这年的10月，南本实隆再次邀“李文范”会面，地点照旧是在他的秘密寓所里。这次，让文强稍感意外的是，南本实隆提出了一个新的交换计划：刺杀宋子文。
他要“李文范”提供宋子文的住址及活动规律，而且答应给“李文范”十万块钱，事成之后，则支付一百万。
文强向戴笠汇报之后，戴笠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步棋，可以说把文强逼到了墙角。如果文强不干，就等于暴露了身份。
文强又给戴笠出了个主意：是否可以搞一次“假暗杀”呢？
戴笠思考三再，还是否决了。首先，不能拿宋子文的生命当儿戏。其次，这样一个行动一旦实施，其后果难以估量，在国际上都会造成影响。就是在上海，也会引发民众的思想波动，上海的股票交易行情都要下跌。
戴笠突然发现，也许轻视了这条毒蛇，毒蛇可能已经嗅到了什么？那么，问题会出在哪里呢？他想起了一个人：杨振华，那个南本的同学。
思量再三，戴笠觉得，该亮底牌了！必须果断收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戴笠和宋子文，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对文强说：“宋部长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冒这个险！”他做出决定，迅速出击，击杀毒蛇！
他再次启用曾暗杀过杨杏佛、史量才等人，号称“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让他带领人马事先埋伏，等待信号动手。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戴笠命令文强向南本发出会面邀约，地点确定在上海赫德路上的一处住宅里。
然而，一行人从早等到晚，南本却一直没有露面。“毒蛇”果然狡猾！
戴笠事后分析，南本之所以没来，可能是因为日军已经在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已呈败势，所以原先的情报价值已经不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杨振华走露了一些风声。
而事实果不出其所料，淞沪战事一结束，杨振华就投敌做了汉奸。
这次“间谍战”的过程中，戴笠的确用他炮制的虚假情报，起到了干扰日军、拖延时间的作用。但他“多骗日本人一些钱”的想法，使他错失了除掉“毒蛇”的最好机会。
沈醉（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国民党陆军中将，戴笠手下四大金刚（陈恭澍，赵理君，沈醉，王天木）之一。
把沈醉安排在“敌后”
随着日本军队的大量登陆，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全面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