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禁止下属用办公室的电话为他安排约见，比如，后来与他合作的美国人发现，他们求见“戴老板”的请求，必须封在信封里，他们得到的答复，也是同样封在信封里的。
这个“隐面人”，神秘莫测，叫人看不透。但他总是和死神相伴出现。当人们听说“戴老板手下的人”来了，就知道，又要死人了。于是，在人们的眼里，他变得更加奸诈和危险。甚至在他死于飞机失事时，海外也有报纸宣称：那不过是他又一次玩弄了公众！其实，他依然很好地生活在地球的某个地方。
而他管理的军统局，则利用抗战的时机，将其势力四处渗透。当时的中国老百姓都相信，到处都有“戴老板的人”，如果你说话不小心，就会被“戴老板的人”听见，然后被抓到监狱中。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原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曾就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曾负责中国国民党情报机关，担任军统局副局长。
戴笠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有着令人生畏的权势，却又刻意隐姓埋名。
他从来不露面，却让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那些见过戴笠的外国人，曾这样形容他的长相：
“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
“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
从这样描述，分明传达出这样一个意思：他是一个“神秘的”强权人物。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戴笠是一个英雄。因为他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比如30年代后期，戴笠的一位同事章君谷，这样形容他的上司：“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几种精神，都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
与之相反，当时的左翼记者们，则视他为中国的“法西斯头子”。他们指控戴笠暗杀了大量民主人士，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
但不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戴笠是一个天才，甚至是一个怪才。
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159个便衣的捕捉”。而他所有的老搭档都认为：戴笠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极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要想对“戴老板”隐瞒真相，都是不可能的。
而戴笠的好友，国民党将军胡宗南曾经这样形容他：“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与戴笠密切合作过的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还写过《一种不同的战争》一书，对他大加吹捧。梅乐斯说：“许多非常熟悉中国的人曾经说过，假使戴笠没死，也许中国就丢不了。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以前就打败过共产党人，现在也有可能再打赢一次。”
戴笠早年为蒋介石搜集情报，有时骑马，有时骑自行车，腿上肉磨破了，鲜血把裤子粘在肉上也不以为然。在淞沪会战期间，他身先士卒、事必躬亲。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工作，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则亲自驾车从上海开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天天如此来回。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
他的同学徐亮说他：“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报系统，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高到令人诧异。
而他的军统，则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特务组织，其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这就是戴笠，一个扑朔迷离的戴笠，一个由种种“传说”、“误会”以及虚张声势的“美名”所共同构成的戴笠。在不同人的眼中，就有不同的戴笠。就像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们，会看到不同的历史。
戴笠，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隐面人”，正是旧中国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在他身上所隐藏的，不仅仅是他本人的真相，更是历史的真相。
“总司令的戴笠”
其实，关于戴笠，今天的人们依然存在很多误解。很多史实，已经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中。更多的谜团，也许已经永远无法解开了。
比如，提到戴笠，几乎所有人都会立刻联系到“军统”。然而，人们却并不知道，这位权重一时的“戴老板”，其实长期以来只是军统局的副局长。
这其实正是蒋介石控制其“秘密警察”的手段之一：对特工头目授予大权，但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戴笠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副局长，只给了一个少将军衔。
尽管如此，蒋介石与戴笠两人合作得相当默契。一方面戴笠要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深知以自己的资历、能力和水平，绝难跳出蒋介石的手心，惟有取得蒋介石的绝对信任，才能飞黄腾达。
还有，“一生致力于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戴笠，其实并不是国民党员，他一辈子都没有加入国民党。
1938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大会时，蒋介石想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戴笠得知此事后，连忙向蒋介石报告：“我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又怎能当中央委员呢？”蒋介石听了非常惊奇，忙问：“你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于是戴笠回答：“我以往一心追随校长（指蒋介石），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蒋介石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刻写了一张条子。戴笠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他连忙推辞，坚决表示终生只做蒋的“无名学生”，不用入党，“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
1945年，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大”时，蒋介石又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戴又坚辞不受，并再三向蒋介石表示，“惟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于是，蒋介石对戴笠更是垂青备至。
戴笠时时处处不忘表达自己对蒋介石的忠诚，所以才能在“伴君如伴虎”的特务生涯中平步青云。但不能否认，他也确实对蒋介石是忠诚不二的，他把“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当作军统工作宗旨，号召所有部属以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行动的准绳，并以自己身体力行着这一宗旨而骄傲。
戴笠读书不多，不过他坚守了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念。他的母亲把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王”后，他仍对母亲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能力。
他也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这种所谓的“忠”，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行事。他的内心是扭曲、病态、残忍又卑怯的。戴笠生前，也一直拒绝承认他是法西斯分子，是“中国的希姆莱”。
希姆莱何许人也？此人是希特勒的左膀右臂，历任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等要职，先后兼任德国预备集。在他的领导下，党卫队发展为控制着整个纳粹帝国的庞大组织。1945年，作为法西斯战犯的希姆莱畏罪自杀，比戴笠早死了一年。
戴笠很清楚，说他是“中国的希姆莱”，就等于指责他是中国的法西斯分子。戴笠急于表白“他本人支持民主”。有这样一则“逸事”：在“中美合作所”举行的一次豪华宴会上，戴笠突然打断了乐队，然后通过翻译，发表了一番语无伦次的讲话，大意是：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他不是希姆莱，他只是“总司令的戴笠”。
戴笠此举，表露了他的思想。他不承认自己是法西斯，却要表明自己对“总司令”的“忠”。从这一点来说，戴笠无疑是专制政治的奴仆。
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在整个民国时代，没人比戴笠更神秘、更诡谲。他聪明而有想象力，他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效忠蒋介石，可谓披肝沥胆、万死不辞。而谋害政坛敌对人士以及共产党人，更可称得上阴险狡诈，无所不用其极。
在为戴笠盖棺定论时，人们自然可以指认戴笠为“杀人魔头”，是法西斯的工具。甚至对戴笠的死，也可以被视为是冥冥中的报应。
然而，那些由戴笠制造的一个个惨案，一个个冤魂，又仅仅是戴笠一人的责任吗？特务及特务政治的出现，谁又是始作俑者？
可以这么说，在那个扭曲的时代中，戴笠，是一个必然出现的、扭曲的人物。
的确，围绕着他的一生，有着太多的离奇，太多的隐密，太多的残忍，太多的纷争。而这一切，都是历史的折射。从他一生的传奇经历中，我们将会看到一段有着太多悲欢离合的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