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的童年
国民党统治时期最著名的“特务头子”戴笠，1897年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的保安村。这个地方，离蒋介石的老家宁波奉化县不远，所以，戴笠也算得上是蒋介石的一个小同乡了。这一层同乡关系，对于日后戴笠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戴笠的曾祖父戴启明，因与太平军作战有功，被清廷诰封为武德左射骑。戴启明后来搬到了离仙霞岭20公里之外的保安村，因为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保安这个地方风水好，可谓“得此地者昌”。
戴笠的祖父戴顺旺，是个生性随和、辛劳踏实的农民，家中一度拥有耕地二百亩，生活也较为富裕。然而，戴顺旺膝下无儿，于是就收养邻村郑姓人家的儿子，取名戴冠英。戴冠英娶了江山县蓝氏家族的女儿蓝喜月为妻，生下的第一个男孩子，取名戴春风，这就是后来的戴笠。
据说，戴冠英挥霍无度、嫖赌成性，渐渐耗尽了大部分家产。1902年，戴冠英去世时，家中地产已经只剩下原先的十分之一。这时的戴春风只有六岁。
戴春风的母亲蓝喜月，和当时的一般农村妇女有所不同，她认识不少字，从小就读过《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这些书。在她心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戴春风身上。因为家道已经中落，她便替别人缝缝补补，挣些钱补贴家用，供儿子上学读书。戴春风七岁时，蓝喜月就把他送到当地的私塾中，希望他有一天学有所成，光宗耀祖。
戴春风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三人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小目睹了母亲的隐忍与付出，戴春风与母亲感情非常好。他一生很少提到父亲，却十分孝顺母亲。当他成为“戴笠”并发迹以后，还经常对手下的特务们说，要学习他的母亲。“戴笠”每每对手下特务们发脾气时，也只有母亲才能劝得住他。
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枭雄”们一样，童年的戴春风，很早就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他聪明好学，过目不忘，但并不怎么用功读书；他性格开朗，为人豪爽，却又经常惹是生非，捉弄同学；他到处交朋友，请朋友吃饭出手大方，可为此，他又不得不经常去借钱，而且常常借债不还，后来还染上赌博的恶习。
其实，这些被称作“枭雄”的人，往往有种与众不同的禀赋。比如过人的聪明、过人的精力、过人的欲望，再加上不愿受任何道德常规约束的自我放纵。戴春风，显然正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一点，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
1910年，14岁的戴春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江山县惟一的小学——文溪高小。这下子，他那不安分的性格便表现出来了。原先读私塾时，戴春风碍于母亲管束，还不敢锋芒太露。而一朝离家在外，他的顽皮本质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在学校，老师和守规矩的同学们都看不起他，而另一些同学却非常崇拜他。当时崇拜他的同学，如周念行、姜绍谟、毛人凤等人，对其雷厉风行的作风，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他忠实的部下。
1914年，戴春风高小毕业，考上杭州省立第一中学。这年，他娶了本县凤林乡毛应升之女毛秀丛为妻。到了1916年，戴春风那不安分的性格给他招来了一场横祸。
原来，戴春风在杭州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不少朋友，整日在杭州城鬼混。有一次，他从一家照相馆的边门，钻进隔壁一家旧货店，说是借件衣服照相用，不等店伙计答应，就拿了衣服逃之夭夭。店伙计看清了戴春风佩戴的校徽，追到学校里告发。结果，学校将戴春风开除，他中学也没有毕业。
被学校开除的戴春风，先是过了一段游手好闲、吃喝玩乐、广交狐朋狗友的日子。到了1917年，浙军第一师在全省各地招兵买马，以平定军阀周凤岐的叛乱。戴春风闻讯，便报名当了兵。
不过，到了军营里，戴春风仍然喜欢赌博。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还通过打牌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请军营的弟兄们吃喝，也经常用请客喝酒的方式，与外面的地痞流氓和青帮分子们结交。
戴春风第一次上战场，他所在的浙一师就在宁波吃了败仗，于是他偷偷离开了部队，流落在宁波街头。多亏母亲挂念儿子，一路寻找到宁波，才把他领回到家中。
戴春风回到家里，见到了妻子毛秀丛和白白胖胖的儿子，这才稍稍“收心”，自此一家人安稳度日。母亲督促他参加衢州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聪明的戴春风，稍加复习，就在1919年以榜上第二名的成绩通过。
然而，当一个小学教师，并不是戴春风的理想。而且，在邻居眼中，戴家这个儿子却是读书当兵样样不成，对他自然不给什么好脸色。自尊心极强的戴春风，又怎能忍心受得了这些！他下定决心，再次离开家，去杭州、上海闯荡一番！
再潦倒也要交朋友
来到上海，戴春风开始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为“打流”的生活。“打流”是句南方的方言，意思是在外游荡、不务正业。
这时的戴春风，是个名副其实的“打流鬼”。他大量结交社会上一些流氓、小偷、瘪三、无赖、乞丐、盗匪，这些人又将他引荐给青帮中人。通过“打流”，戴春风得以广交三教九流的朋友。
不过，要说他的第一个大收获，那就是结识了胡宗南这个在日后合作25年的生死朋友。
戴春风与胡宗南的相识，始于杭州西湖边的一次偶遇。当时的戴春风，只有一套夏装，却十分讲究门面。每隔一天，他必定去杭州西湖里洗澡，同时把自己身上惟一的一套夏衣脱下，用湖水洗干净，然后放到湖边的草地上晾晒。等衣服干了他再上岸，体体面面地穿起来，去逛大街，访朋友。他只有一双白帆布鞋，也是每次穿脏后，也是先在湖里洗干净，然后花上一个铜板，买点白粉涂抹上去，这样就看起来又像新的一样。
这一天，戴春风照例又去湖滨洗澡、洗衣服。他怕晾在湖边的衣服被风刮跑，特地在上面压了几块小石子，又躲回湖里。偏巧这天来了一群小学生，从湖滨经过，其中有几个调皮的，把压在衣服上的石子捡起来，向湖里掷着玩。
戴春风生怕衣服被吹走，不禁站在湖里大声喊叫起来。可是光着身子，又不敢出水，不免狼狈之极。正巧，带队的青年教师发觉了他的窘态，便重新捡起几块石子，把衣服铺平压好。还点头微笑，冲戴春风打了个招呼。
一向爱交朋友的戴春风，怎能放弃这样一个彬彬有礼的书生？等四周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从水中窜出，穿起衣服，追着学生队伍跑过来，与那个青年教师攀谈起来。
那个青年教师，便正是胡宗南。胡宗南字寿山，是浙江孝丰县鹤落溪村人。191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于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教。这天，他带着班里的学生到杭州游览，却不想碰上了戴春风。
胡宗南当时的境遇，虽说比起戴春风稍强了一些，但他胸怀大志，不满于只当个教书先生，所以常常感到苦闷。同为“怀才不遇”的落魄之人，两个人同病相怜，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成为至交。
就像美国华人学者魏斐德所说的：戴笠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一种非理性的自负和庞大的野心。魏斐德说，“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于是，两个人意气相投，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交往。
后来，戴春风离开杭州来到上海。此时正是20年代初，他穷困潦倒，身无分文，只能寄居在表妹夫张冠夫的家里。
在上海，戴春风依然讲究体面。他身上也只有惟一的一套西服，但他每天都会洗一遍，趁睡觉时晾干。张冠夫当时在上海小北门地段租了一间小阁楼，房子很狭小，所以戴春风只能睡在这对小两口床边的地板上。自然，这导致戴春风与表妹王秋莲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王秋莲经常对戴春风恶语相加，而戴春风总是怂恿表妹夫张冠夫纳妾，以此报复王秋莲。
当张冠夫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时，戴春风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十六铺那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间小有名气。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出过像杜月笙这样的人物。而戴春风，也得以结交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这是他“打流”岁月的又一大收获。
杜月笙的经历，也和戴春风有几分相似。他小从父母双亡，家境贫困，由姐姐抚养长大。杜月笙也是从小就好赌博，因为偷了姐夫的钱去赌博，只好跑到上海“打流”。由于他兼做水果生意，又被流氓地痞们称为“水果月笙”。
那时正是20年代初，杜月笙还没有成为日后的“上海王”，此时的他，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小老大，幻想能在上海滩横行打天下。处在这个阶段的杜月笙，自然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地痞流氓广为结纳。
两人有相类似的经历，都是生性放纵不羁的“鬼才”，他们一见倾心，谈得十分投机。杜月笙也惺惺相惜，常给戴春风一些接济。不久，两个人结为把兄弟，杜月笙比戴春风年长9岁，又有绰号“水果阿三”，所以戴春风称杜为“三哥”。
戴春风与“水果阿三”搅到一起，使得表妹王秋莲很不高兴。但表妹夫张冠夫对此不以为然，没有责备戴笠的意思。王秋莲又转而当面规劝戴春风，戴春风不便反驳，一味哼哼哈哈，背地里仍与杜月笙来往，而且常是深夜才回家，让张冠夫两口没法休息。王秋莲见状，总是给戴春风吃闭门羹，还经常冷嘲热讽，使戴春风很是难堪。戴春风不得不离开上海，再度回到江山乡下。
不过后来，戴笠发迹后，不忘当年张冠夫待他一点好处，将他引为心腹，安置到管金柜、管外汇的岗位上，掌管军统的财政大权。但戴笠对王秋莲耿耿于怀，视同仇人，有时指桑骂槐，大骂王秋莲是“黄脸婆”。王秋莲也不肯低首媚戴，双方就这样对峙着。不过，戴笠最终念她是亲属，对她也没有什么加害。
交易所里邂逅蒋介石
在这段“打流”岁月里，戴春风广交三教九流，除了结识胡宗南与杜月笙之外，最影响他一生的，还是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
大约是在20年代初的一天，戴春风闲逛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附近，立刻被那里的情景吸引住了。
交易所是幢灰色的水泥大楼，各色人等摩肩接踵，出出进进，里面传出阵阵喧嚣。戴春风心生好奇，就随人群涌进大厅，顿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宽敞的大厅人头攒动，所有人都是面红耳赤、大汗淋漓，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并作着各种手势。在大厅的正前方有座高台，上面站着三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他们时而在身后的黑板上写着什么，时而朝台下大喊几声，情绪都十分激动。
戴春风一边观看，一边绕过那些激动拥挤的人群，来到股东休息室门外，向里面打量。只见一排排的方桌后面，坐着或西服革履、或马褂长袍的股东们。他们有的抽烟，有的喝水，有的闲聊，有的搓麻将。一些身着粗布短衫的小伙计跑前跑后，为他们沏茶倒水，递热毛巾。戴春风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好奇地打量着那些富翁们。
这时，一位斯文儒雅、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喊住了戴春风，对他说：“喂，后生仔，帮我买盒香烟好吗？”
这人满口江浙口音，可见是一位“有钱的同乡”。他支使戴春风买烟，分明是误把他当作这里的伙计了。而戴春风自然很想巴结巴结，于是一路小跑，买回香烟，必恭必敬地连烟带零钱一起递给中年人。
中年人很大方地把零钱给了戴春风作小费，客气地说：“这些钱你就拿着吧。”
“不，先生！这怎么好意思。”戴春风故意推辞着。
中年人有些惊诧了：“原来你不是这里的伙计？”
戴春风回答道：“不是，我刚从家乡来，见这里热闹，就进来看看。”
那位中年人赶忙道歉：“原来是这样，那太对不起啦！听口音你是江浙人，你姓什么？多大啦？”
原来，中年人是当时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他当时正与蒋介石、陈果夫等在交易所做股票生意。那天，三个人挣了不少钱，戴季陶心情正好。他见戴春风精明能干，又有些文化，不免和他多说了几句。戴春风也忙着为他斟茶，并一一回答他的问题。
蒋介石和戴季陶为什么会在证券交易所呢？据说，当时蒋介石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做股票投资，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集资。因蒋介石与时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长的张静江过往甚密。张静江见蒋介石能文能武，颇为赏识，并多方给予扶持和鼓励。他动用所掌管的党务基金，和虞洽卿等合作，在上海开办了证券物品交易所。他还送给蒋介石一笔钱，作为入股资金。于是蒋介石便与戴季陶、陈果夫等人，终日泡在交易所，成了名符其实的“股民”。
而此时，戴春风正与戴季陶谈得起劲，突然有人打断了他的话：“传贤兄，快出牌呀！跟那小瘪三罗唆什么？”
戴春风抬头一看，见说话的是戴季陶身旁一个身穿西服、身材干瘦的青年。戴春风受了污辱，很不高兴，不客气地回敬对方：“你说谁是小瘪三？我看你才是大瘪三！”
“果夫，怎能这样衣帽取人？”另一个人的说话声响起，也是熟悉的浙江口音。
戴春风一转脸，发现说话的是个三十来岁的人，长得英俊端庄。第一眼看见此人，戴春风不由肃然起敬。不过，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人正是后来决定自己命运的蒋介石。
这时，戴季陶把几块钱塞到戴春风手里，替陈果夫为他陪礼：“小老乡，别往心里去，这些钱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难处，再来找我们。我们常在这地方。”
戴春风还想推辞，而蒋介石在一旁劝道：“后生仔，拿着吧，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们谁都行。”戴春风不再推辞，他心里越发敬重这位气度不凡的人物。
此后，戴春风一有空就往交易所跑，帮戴季陶干些杂活，他竭力想讨好自己的这个“本家”。天生的机敏和野心，使他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生意人，他们很可能是当时人们说的“革命党”。
戴季陶也很关心这个年轻人，问他有什么生活目标。一开始，戴春风只是谨慎地说，自己“只要有饭吃，什么都行。”后来，他告诉戴季陶，自己很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戴春风开始叫戴季陶“叔叔”，他满心指望，这些“革命党”一定会提拔自己。然而，几个月后，戴季陶、蒋介石等人突然从交易所消失了。戴春风非常失望，暗中抱怨这几个“有钱的老乡”竟然不辞而别！
戴春风与蒋介石一干人的会面，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能印象并不深刻，也许他很快就忘了这个“小跑腿”、“后生仔”。
而对于陈果夫来说，他也不会想到，这个“小瘪三”戴春风，日后却成了自己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由他一手操办的军统，总是压倒了自己和弟弟陈立夫一手领导的CC系和“中统”特务组织。
不过，对于当时一文不名的戴春风来讲，这次的邂逅，却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梦想。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顿失重心，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了重新组合的过程。当时，报纸上登出“蒋介石其犹龙乎”的大红字标题，戴春风看到这篇文章，他开始猜测：蒋介石是否能成为未来中国的最高统治人物？
告发75名黄埔生
1926年的春末夏初，戴春风在江山县城内的悦来客栈里，与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毛人凤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