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皇亲国戚”过招
当香港、越南的进口通道被日军切断后，1942年初全线修成通车的滇缅公路，就成了国际上支援我国抗战的惟一陆上通道。
为此，国民党的各派政治集团，竞相组织运输单位，开进滇缅路，大搞走私贩运，以从中牟利自肥，一时滇缅路被弄得乌烟瘴气。当时，重庆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就是讽刺这些“官商”的。
这其中，有一位“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的处长林世良，是孔祥熙的亲信、孔二小姐的情人，他打着“中央银行”的名义，私运各种紧俏物资，大发国难财。
戴笠原先与孔祥熙并没有大的过节，还如上节所提到的，一起在鸦片走私方面“合作”过，双方都发了横财。不过，随着宋子文与孔祥熙为了争夺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而矛盾日益加深，使戴笠感到有义务站在宋子文的一边，打击孔祥熙的势力。因为戴笠与宋子文关系一直很好，他们长期合作，宋子文的“中国银行”又常在经济上接济戴笠。
于是，戴笠开始处处与孔祥熙作对。比如，成立缉私署时，孔祥熙一心想把自己的亲信安排为署长。而戴笠则认为，抗战时期，军人走私的事件很多，财政部没有办法管理，只有军统才能管得住。最后，蒋介石“钦点”戴笠兼任缉私署署长，由财政部长孔祥熙节制。
蒋介石的这一招，算是摆平双方。然而戴笠当上缉私署署长后，完全把孔祥熙甩开，于是，使孔、戴之间的隔阂日渐加深。而滇缅路的走私问题，更是孔、戴双方矛盾的焦点。
当时，孔祥熙直接控制或经营的有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储金汇北局、山西裕华银行及复兴、祥记、广茂新、晋丰泰、大成、利通、嘉陵等企业。孔二小姐孔令俊没有任何职务，却均可在这些单位发号施令，真是一呼百诺。特别是信托局运输处，孔二小姐简直就像“太上皇”。她在运输处办公室摆了一张写字桌，不时来上班，专管运输处业务，指挥运输处数百部运输卡车。
说起这位孔二小姐，可是名声极坏。宋氏姊妹中只有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生儿育女，因此孔二小姐就成了宋氏姐妹的“掌上明珠”。也许由于姨妈对她太宠爱了，孔二小姐变得无法无天，无论家事国事她都要插手过问，在外更是胡作非为。特别是滇缅国际公路开通后，许多国内人没见过的奢侈品，比如高档服装、鞋袜、香水、皮包、口红等等，孔二小姐应有尽有，连她的洋狗也是从国外运回来的。孔二小姐用牛奶喂洋狗，一度成为重庆报纸抨击的材料。而这些洋货、洋狗，都是依靠滇缅公路由“中央信托局”的运输处长林世良向孔二小姐进的“贡”。
林世良仪表不凡，精明能干，在滇缅路上门道熟悉，当时孔二小姐正热衷于一本万利的走私活动，但又苦于运输困难，眼巴巴看到大量便宜货堆在仰光运不进来。于是选中林世良，不但为自己带私货，也充当了自己的情人。
恰在1942年初夏，传来美国救济总署支援中国道奇卡车数百辆的喜讯。这批车辆由行政院分配使用，车辆在仰光交接。
本来这批车辆可以对抗战发挥很大作用。然而，在车辆的分配上，竟发生一场饿狗抢食式的“争夺战”。主管军事后勤运输的联勤总部、车辆奇缺的交通部、抢运民用物资的信托局运输处、还有权力很大的戴笠掌管的运输统制局，听到消息后，各方都伸手要车。
按一般情况而言，凡属戴老板出面要的东西，没有不买账的，可这次戴笠碰了壁。行政院长孔祥熙大笔一挥，把这批车辆全部批给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孔祥熙不是不知道戴笠“惹不起”，但中央信托局是他的“财源基地”，岂能让“肥水流入他人田”？何况孔二小姐为了栽培林世良，早已暗中向手握大权的老子下了“通牒”，这样，孔祥熙顺水推舟，把接车之事交给了林世良办理。
但是戴笠的性格自有与众不同之处，往往越难对付的主儿，越是能激起他欲与之一较高下的强烈愿望。
加上这时戴笠正在筹划与美国人合作，而此时，在美国国内，批评孔祥熙的舆论呼声很高，美国人都知道孔祥熙的子女在美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在国内则是贪污腐败，任人惟亲。当然，这种声浪，很大一部门是因为宋子文长期在美国人面前的“宣传”造成的。1941年，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由于向美方提出拨还战时欠款的问题，从而得罪了美方。相反，宋子文则一直是美方的红人。
所以戴笠认为，既然有宋子文和美国人做后台，就能狠狠打击孔祥熙的势力。不过，以戴笠的身份地位，不能直接向“皇亲国戚”下手，但可以先除掉他们手下一个小喽罗，这个倒霉的小喽罗，自然就是林世良。
戴笠一方面加强滇缅路一线的缉私力量，尤其注意林世良的活动，一方面派一向与军统私交颇好的上海建筑商陆根泉到昆明打入林世良身边，作为戴笠的内线，随时密报林世良走私贩运的情报，从各方面收集证据。
此时，林世良负责去仰光抢运公物，同时也非法包揽一些私商的货运。有家私商“大成公司”有一笔价值法币1600万元的车胎五金等走私物资，托林世良运回重庆。林世良认为这批货运到国内价值可达3000万元，油水很大，也就同意冒险包运。他拿出一半车辆装运上述物资，另一半则装运可获暴利的走私货物，以为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运到重庆。
这批货物，实际上涉及了一批与大成公司有关联的投机分子和奸商，除孔令侃、孔令俊外，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和女婿陈继思也有牵涉。
林世良不知道，他所有的行动都在军统人员的监视之中。他的这批货分几批装运，其中有两批被缉私署缴获。军统滇缅公路警务处立即将这个消息报告戴笠，此时戴笠正在陪同美国海军代表梅乐斯视察，他闻讯火速赶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说林世良“打着中央信托局的旗号，勾结私商走私大宗违禁物资，扰乱战时经济，破坏抗战大局”。
蒋介石怒火万丈，认为林世良是在利用孔祥熙的名义为自己进行走私活动。蒋介石当即批准将林世良逮捕，送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关押候审。
孔祥熙不敢为此事直接去找蒋介石求情，只能暗中打通关节，多方营救。1942年底，林世良的案子终于“从轻发落”，他被判10年徒刑，取保释放。孔家和林家准备待风声一过，再逐渐运筹，争取减刑。
然而，此案已经拖延了半年之久，这批货物的市价已狂涨到6000万元法币。按照国民党政府的缉私条例规定，没收走私货物的奖励，为货物总价值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如果这批货充公，军统可得600万元。
不过，如果林世良不判死刑，这批货无法充公，军统的600万元也就落空。戴笠怎能看着到手的600万元“泡汤”呢？
于是戴笠发动外勤特务，纷纷给蒋介石写小报告，指出林世良与不法奸商勾结，大发国难财，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等等，设法呈送蒋介石的侍从室。
也就在这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高级特使威尔斯到中国访问，考察了解国民党政府接受美援的使用情况。对国民党军政内部的走私猖撅、贪污成风，威尔斯表达了愤怒和忧虑。
刚送走威尔斯，蒋介石就看到这一系列小报告，上面列数林世良的种种不法罪行，蒋介石怒不可遏，也就不假思索，提笔在原判上批“立予枪决”四字。
戴笠在蒋介石身边有内线，当他得知了蒋介石的批示，惟恐夜长梦多，孔家人再次组织全部力量进行营救。于是，戴笠不等孔家知道消息，立即将林世良处决。
等孔家人得到蒋介石“立予枪决”的批示，立刻由夫人和孔二小姐出面，向蒋介石求情哭诉。一向重视“四大家庭”利益的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主意，要收回“立予枪决”的手令。
然而已经晚了，孔家人和林家人接到的却是“收尸通知”。蒋介石发觉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对戴笠十分不满。他指责戴笠为泄私愤而越权行事，批了戴笠“擅权嗜杀”四个字。
戴笠除掉了林世良，这是他在自己权势达到顶点时，主动向“皇亲国戚”宣战的一个举动。然而，此举却在蒋介石心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他与蒋介石那种“密切合作、忠贞不二”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了……
两大家族联手“倒戴”
戴笠开足火力向孔祥熙进攻，却冷不防自己“后院失火”，他手下的头号杀手赵理君，不慎被CC系抓住把柄。
赵理君是四川大足县人，1924年中学毕业后在家当小学教师。他后来从军，1927年年底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大足，继续当小学教师。1928年，他当上县民团局的教练和大足中学的军事教练。正是这段时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创立了中共大足县的第一个党支部。1930年10月，赵理君参加了铜梁地区的“土桥暴动”，失败后潜赴成都。他1931年叛党，去南京投奔戴笠的情报组。因为他“文武双全”，渐渐成为戴笠的爱将。
1932年，赵理君参加了特务处的“洪公祠特训班”，毕业以后，他就一直盘踞在上海，成为上海的一名“行动”专家。他先后任情报官、调查股长、侦缉队长、复兴社特务处组织科中校科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步步高升，先后任“军统”中校视察官、特勤处副处长、行政处少将处长，军统别动军督导团少将副团长。
当年，赵理君在上海，亲自主持过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唐绍仪等人士的活动。这些残忍狠毒的杀人行为，本书第三、四章都有过交待。赵理君心狠手辣、滥杀无辜的种种暴行，既便在军统内部，也为许多特务所齿寒。知情者人称他是“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此外他还有个外号叫“追命太岁”。
1942年，因“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与蒋介石不和，蒋介石为了控制阎锡山，下令戴笠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监视控制人员往来。戴笠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黄河到晋南转进延安为借口，保举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在黄河渡口，赵理君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稍不遂意，轻则打骂，劫夺财物，重则把人打死投入黄河灭迹。
当时，中统系统的特工人员，也多次夹在渡河群众中搞特务活动，竟也遭赵理君手下的鹰犬痛打劫掠或被打死推入黄河。于是，中统特务把赵理君的所作所为拍成照片，搜集整理成揭发材料，向第一战区长官部控诉。
在洛阳，赵理君又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督导专员，这个督导团是戴笠于1938年10月伙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时人雷鸣远一起建立的，其成员除了军统分子外，还吸收了许多土豪、红枪会徒，以及地痞流氓，在豫东沦陷区及晋东南一带活动。他们以抗日为幌子，实际上与日本人勾结，从事鸦片走私。
1941年底，赵理君的督导团公然用枪支与土匪换鸦片，并且数量有几船之多，被河南第十二（豫东）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的军队查获扣押，处死了首恶分子。于是，赵理君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这个韦孝儒，官职本不大，他曾任南阳县长，1934年到1935年还曾任安徽六安行政督察专员。不过，他在当时的教育界是个出名的人物，而且他的书法很好，据说陈立夫都喜欢他的字。
韦孝儒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也比较正派，书生气十足，在当时的官场，颇有些特立独行的意思。因为他有CC系的背景，甚至有人向赵理君报告，韦孝儒很可能就是“中统”的特务。所以，赵理君就更对这个人恨之入骨了。
1942年3月15日，韦孝儒来洛阳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会议。韦孝儒与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是朋友，他本人就是洛阳复旦中学的校董，于是，韦孝儒带着他的秘书和电台台长，住进了复旦中学。
然而，到了第二天，韦孝儒和他的两名随从却离奇地失踪了。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得到河南省府的呈报，急忙召集军统河南站负责人兼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岳烛远，限令十天内弄个水落石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四天以后，洛阳航空站的工作人员们，发现西工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忽然成了“掩体”，他们就向有关方面报告，于是挖出了6具尸体，而此案也随之告破，凶手正是赵理君和他的手下。
但为什么是6具尸体呢？原来，赵理君的手下特务们在执行任务时，当夜就绑架了韦孝儒和他的两个随从，因怕走漏风声，将还其他亮着灯的房间中的另外三个人一并绑走，他们是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和体育教师丁次镛。一共6个人。特务们将这6个人带到西工机场附近，全部投入一口井中活埋，还在井口上建了一个简易工事，以为掩盖。
此案一破，CC系的大小官员和特务们，都是怒不可遏，一时群情沸腾。而河南省党部和教育界人士则上街游行，要求严惩凶手。这时在重庆的陈果夫，一再上书蒋介石，要求缉拿凶手，以平民愤。
于是，CC系特务们把赵理君到河南后的所有劣行整理出来，指控赵理君与日本人勾结贩毒。这份材料由陈立夫亲自送呈蒋介石阅，要求严办赵理君，同时追究戴笠的责任。
蒋介石接到CC系的详实报告，一时也震惊不已，当即把戴笠找来，命令戴笠回去迅速查办具报。戴笠虽然宠爱赵理君，但到了这个份上，也无法袒护。只得命令将赵理君扣押起来，并于1942年8月份指示手下的大特务、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在洛阳参加军事法庭对赵理君等人的会审，又于11月亲自赶到西安，听取文强汇报赵理君杀人案的实情和会审结果，同意将赵理君等人就地正法。
赵理君一死，戴笠有种被卸去了左膀右臂的感觉。他指示军统有关部门，将赵的尸体厚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后来，戴笠每经过成都，都要去该公墓凭吊一番。他还指示军统的人事、会计和总务部门，对赵理君家属给予厚恤，以示安慰怀念。
陈果夫、陈立夫本与戴笠有宿仇，而赵理君一案，正是CC系对戴笠一次狠狠的报复。而孔祥熙，自林世良一案之后，也和戴笠结了不解之仇。从此，孔、陈两家结成盟友，决定联手“倒戴”。
不久以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筹备会议召开了，孔祥熙和陈立夫纠结一群对戴笠不满的党棍，向蒋介石提出弹劾戴笠的提案。他们控告戴笠兼任缉私署长期间，多次私敛资金，以武装缉私为名扩充自己的腰包。
这时的戴笠发现，自己处于整个孔家和陈家的对立面，这两家要求蒋介石替他们解决此案。而蒋介石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四大家族”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是戴笠。最后，蒋介石还是站在了“四大家族”的立场上。
特别是当宋美龄访美归来后告诉他：“美国人相信，不是委员长，而是戴笠，通过对纳粹和日本警政制度的残酷应用，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国。”于是蒋介石更是坚定了决心，要制裁戴笠了。
1943年7月，戴笠被免除了缉私署署长的职务，由孔祥熙的亲信、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宣铁吾接替该职。与此同时，所有各省缉私处处长一概被撤换，军统的人统统遭到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