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铁吾上任后，发现戴笠曾挪用缉私署2万两黄金，用于筹建中美合作所。孔、陈闻讯大喜，立即给宣铁吾下指示，叫他揪住此案不放，一定要借机法办戴笠。
不过戴笠自有办法，他让邓葆光出面，利用通济公司走私贩运的70万包棉纱，赚了几万两黄金，当即调来入账，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而孔、陈二人，见戴笠居然变戏法地拿出2万两黄金填平了巨洞，不觉目瞪口呆，但也只得罢手了。
“顶好的菜不要拿出来”
戴笠一生，都擅长把握蒋介石的心思，然后投其所好，见机行事。对此，民间曾传说着这样一个逸事：
抗战后，戴笠为此借好友唐生明在上海的花园洋房，准备为宋子文接风。在点菜时，戴笠特别叮嘱唐生明的厨师阿喜：“顶好的菜，不要一次都拿出来。”
唐生明在一旁听了，立刻开玩笑地骂他，请客不肯把顶好的东西都拿出来，这算什么一回事。而戴笠，立刻把厨师支开，认真地对唐生明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了！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完了，他便不会再用你。”
这个故事足以说明，戴笠对蒋介石的了解是何等透彻。多年来，戴笠对付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就是“留一手”，任何话都不可说得太满，任何事也不可做得太满。在蒋这样喜怒不定的领袖面前，宁可做到说不到，不可说到做不到。
戴笠清楚，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还能赋予何应软、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惟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足见他对特工的重视程度。
蒋介石对特工重视，视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办法控制，以免出问题。他极力学习德、意特工组织的经验，加强法西斯教育，使特务们对他产生崇拜心理，极尽忠诚。1933年，蒋介石派复兴社头目鄷梯、唐纵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学习希特勒的组织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让特务们学习仿效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驾驭特务。
看到德国特务组织头目如希姆莱等位高权大，蒋介石以为此法不好。他又想出办法，那就是对特工头目可以给权，但决不给高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崛起，威胁自己。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10年以来，干来干去，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给了一个少将的军阶，直到1945年3月8日才由国民政府给予公布，可见蒋在这一点上对特务控制之严。
戴笠一开始就被蒋介石牢牢控制住。十余年来，蒋介石也明白，他与戴笠的合作还是很默契的，作为戴笠靠蒋介石发家，报蒋介石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介石、忠实于蒋介石的。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
有一次，戴笠患病住院，蒋介石委派宋美龄去看望。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几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戴笠出于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已到死心塌地的地步。戴笠也明白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介石的手心的。惟一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任。他把掌握蒋介石的思想、行动，研究蒋介石的心理、性格，以便察言观色、揣摩迎合、顺其好恶、见机行事。
蒋介石对部下有两点最忌讳，一是援用私人、自成体系；二是贪污。戴笠在这两点上，掌握得都很好。戴笠在用人方面，也依蒋介石的原则办。
蒋介石个性粗暴，经常动手打下属，但其打人有两条原则：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所以，蒋介石一生动手打过的人中，不外乎少数亲信黄埔生和心腹内侍人员。有一些黄埔军官，以能得到“校长”的耳光而自重，借此炫耀与“校长”之间的特殊关系。
而对戴笠来说，这种“殊荣”就数不胜数了。蒋介石打戴笠，常常连痛骂带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完全是一种毫无顾忌的鞭挞。当然，从中可见蒋介石是何等信任戴笠！戴也知蒋介石的心理，每次挨打之后，不但毫无怨言，反而更加“体念领袖苦心”。
此外，蒋介石观察一个下属，很注意外表，比如其仪表是否整洁？外表是否精神？言语是否精练？等等。因此，戴笠每次去见蒋介石，一定是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蒋介石用人，一看是不是浙江人，二看是不是黄埔出身。戴笠对这两条也是掌握得很准的。在军统的关键岗位上，大都是浙江人或黄埔生在把守，故蒋介石对军统的人事安排向来是放心的。
对特务工作，蒋介石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到暗杀进步人士、分化搞垮反蒋派等“任务”，蒋介石更是小心谨慎，不留痕迹，以免授人口实。戴笠深明此理，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对蒋介石只作口头报告，对蒋介石的指示也只作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局里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
戴笠以揣摩蒋介石的心理著称，这一点国民党内部几乎无人能及。有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住进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闲暇时，蒋介石来到神禾原南坡上一座寺庙前，似乎为这里绝妙的风景所吸引，久久地不肯离去，可他又不发一言。
站在蒋身边的胡宗南见此情景，百思不得其解，事后，他向戴笠请教。
戴笠说：“校长必是有意想在此处建一所别墅，但以校长之为人，他是绝不会自己说出这种意图的，必得让亲信学生主动领会办理。”
胡宗南这才恍然大悟，一年以后，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视察，胡宗南安排蒋介石住进新建的行宫“常宁宫”，蒋介石十分高兴，并对胡宗南恩宠有加，决定将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戴笠还非常重视和蒋介石的身边勤杂人员搞好关系，到戴笠“特务后期”的生涯中，每到年节的头一两天，他总会吩咐亲信沈醉去做一件事。就是要沈醉准备好一部汽车，先将车照号码、车身颜色上报备案，然后将十多封信交给沈醉，叫沈醉在晚间把汽车开到蒋介石住所附近一处较僻静的地方停下来，过一会儿，便会有人到车旁来取这些信件。
这些人都是蒋介石身边的人，从秘书曹圣芬到宋美龄的女佣人都有。他们走到车旁都会悄悄问：“戴局长有信给我吗？”沈醉问了姓名，便一封封交给他们。
这些信里面装着的都是现钞和贵重物品。把蒋介石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买通之后，在紧要关头，这些人就发挥作用了。每当戴笠要找蒋介石报告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些人打听时机是否方便。而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异动和决定，他也总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而每当戴笠有急要文件需要送蒋介石批阅，而自己又不便面递时，便叫沈醉拿着去找这些蒋介石的亲信人员。他们只要有机会，便会把这些公文摆在蒋介石办公桌上的文件的最上一层，蒋介石只要一拿起笔来，便能首先批阅。这就是戴笠平日送礼发挥的最大作用。
别的人要仿照这样做就不容易了，因为蒋介石身边的警卫组，都是军统特务，只有戴笠派去的人，才不会受到阻难。
然而，即便戴笠如此苦心经营，可他还是逃不脱“伴君如伴虎”的千古谶言。他越是位高权重，越是一手遮天，越是和蒋介石亲密信任，他倒霉的时候就越是不远了……
蒋介石不放心了
1942年4月1日，正是军统成立10周年纪念日，为此戴笠下令大搞庆祝活动，显示军统的强大实力。
军统每年都要大搞“四一”庆祝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影响，提高士气；另一方面，也是借机让全国各分站的大特务们会谈，展览各地、各单位的特务工作成绩，检讨工作情况，布置接受新的任务。
1942年“四一”纪念日，不仅是个逢“十”的“大日子”，而且也标志着军统的势力走向了顶峰。在这个十年中，戴笠始终抱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使一个只有几十人的特务处发展成为触角伸向国民党政府的每个角落的组织。能做到这一步，戴笠可谓用尽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
军统除了本部的快速发展外，其基层组织也迅速增加，共有16个区、41个站、17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而这些基层组织，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的，有的是新建的。如军统局上海区，已经拥有成员1000人。其下有8个行动大队，每大队最多的上百人，最少的也有30多人，专门进行对日伪的破坏、暗杀、爆破等，对中共地下组织也进行破坏。
在东北的组织，据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侦察，日本人称之为“蓝衣社东北总支部”的组织设在奉天（今沈阳），隶属军统局华北特派员办事处，其内部设军人、政治、宣传、青年、妇女、工人、特别工作、侦探、训练、组织、调查、经理11个部，外勤设有10个支部，分设营口、长春等地，人员数千人。
在以前无组织的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站、组，在越南、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新加坡，军统也都设立了分站。
因此，1942年“四一”大会，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往，甚至从年初就成立了筹备组，抽调各方面人员负责筹备“四一”大会庆祝活动。
戴笠让人整理10年来工作成绩资料，上报殉难、殉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遗孤，总结汇报工作，选送庆祝大会对联及礼品等。重庆、息烽等特工训练班还要排练演出节目。各外勤单位及特工训练班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小型多样的庆祝活动。
不过，当时军统局尚没有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下雨，戴笠就指示，筹备组要用红、白、蓝三色布临时搭成一座大帐棚。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要全部购买布匹，又是一笔巨额支出，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于是特务们到处向商家“借”布，布店老板们对此叫苦不迭，可是对找上门来的特务还得笑脸相迎，因为没人不怕“戴老板的手下”。
为了准备“四一”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总务部门的特务动足了脑筋。菜谱是戴笠亲自审核敲定的。有红烧猪肉加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炒酱肉丁等，这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重庆，已是奢侈豪华的了。考虑到重庆的初春，天气尚寒，数百桌菜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总之要让特务们吃得舒舒服服。
可是要准备如此大量的火锅，则苦了总务科的特务，他们又是四处出动，凭借特务的特权，向重庆各大小餐馆去“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就此不能营业。至于餐具餐桌等，由于一时数量相差很多，特务们或借或买，直搞得重庆许多商业饮食行业乌烟瘴气，店主们避之犹恐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