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自己将要去天津，然后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一个阴谋在马汉三的脑子里形成了。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在天津机场上，戴笠满面笑容地与前来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话别。马汉三送走戴笠后，找来刘玉珠，命其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3月17日，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因此警卫并没有怀疑他。刘玉珠登上专机后，将一颗高爆定时炸弹放入一个木箱中，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戴笠专机起飞后，得知上海方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飞机无法降落，就决定改飞南京。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同样也是大雨倾盆，能见度极低，所以飞机偏离了航线。下午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县板桥镇上空时，定时炸弹引爆飞机失控，一头栽到板桥镇以南一座不到200米的小土山——岱山的山腰上。飞机坠毁后，起火燃烧，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后来，保密局终于弄清了马汉三截留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全部真相。于是在1948年6月30日，毛人凤亲赴北平，将马汉三等3人秘密逮捕，以便彻底查清马汉三等人的问题。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
其实，毛人凤抓捕马汉三，是想借机搞垮郑介民。而马汉三，在接收日伪财产的过程中大捞了不少，并将贪污来的钱送给了郑介民的老婆，而郑介民的老婆，其爱财在军统中是出了名的，所谓来者不拒。
虽然毛人凤和马汉三私交不错，自己也收了马汉三不少“好处”，但为了挤走郑介民，友情就不算什么了！于是，他以“贪污”的罪名上报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将马汉三处死。而郑介民，只有饮恨于心，也无可奈何了。
马汉三的罪名，最后被定在“贪污”上。那么，戴笠之死，是否真的是此人所为呢？对于此事，最确凿、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许只保存在台湾的秘密档案中了……
要离开大陆了……
戴笠一死，撤消军统局的呼声更为高涨，劲头也特别足。不但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连孔祥熙、贺衷寒、叶秀峰等人，因过去累受戴笠的攻击，现在时机一到，也都群起“围剿”。而宋子文、胡宗南、汤恩伯等人，虽在戴笠生前与军统关系极好，但囿于军统名声太臭，戴笠仇家的力量太大，各方面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呼声太高，自觉力量有限，难以援手。
不过，谁也没料到，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是另有打算的。
当初蒋介石秘密指令要撤消军统机关，其目的，一是为了应付三大会议，二是为了抑制戴笠的势力，并且后者的动机比前者更明确。现在戴笠已经死了，蒋介石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决定把军统组织保留下来，还指示军统留在军委会系统，将其改组为“保密局”，挂靠国防部。这一点，是包括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许多大特务都没有想到的。
1946年10月1日，国防部保密局在南京马台街22号成立了，与军统全盛时期相比，保密局已经精简了四分之三左右的人员。另外，在保密局内部，蒋介石注意扶植不同派别，以便互相牵制，便于自己进行驾驭。
当初，蒋介石在刚刚得到戴笠死讯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军统由郑介民代理局长，由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形成三驾马车的局面，目的就是不使郑介民再走戴笠的老路，独掌大权。一年后，蒋介石又先后把唐纵、郑介民调开，由毛人凤继任局长，便于驾驭指挥。
从毛人凤来说，他的出身、资历、学历、社会关系、工作能力等，都不如郑介民和唐纵。但是，毛人凤的长处是有自知之明，他兢兢业业地干工作，而这一点很得蒋介石的欣赏。
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还是小学同学，当年戴笠投考黄埔军校，正是由于他的建议。从这一点说，毛人凤是戴笠的贵人。而日后戴笠发迹，也的确也没有忘了这位老乡的恩情，对他提拔有加。
毛人凤（1898~1956年12月11日），字齐五，浙江江山县（江山市）人，国民党陆军上将，保密局长。
不过，毛人凤不是军统初创的“十人团”成员，且为“半路出家”，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调进军统局当代理秘书。毛人凤当代理秘书期间，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戴笠脾气非常暴烈，常为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每遇到这种情况时，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责任或错误揽在自己身上。于是，不少特务都对他表示好感。由于毛人凤常在戴面前替人说情，戴笠总是斥责他是“菩萨心肠”，不是大丈夫，不能成大器，而毛人凤却总是一笑了之。
后来，戴笠因兼职过多，对军统局工作不能完全过问了，毛人凤便整日埋头于军统局，事必躬亲，这样，他对军统局的工作了如指掌。蒋介石多次问他军统工作，他都对答如流。抗战期间，毛人凤常常是“加班”通宵不眠，批阅处理文件，而且每个科员都可随时找他解决问题，他也总是认真地处理。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如同戴笠对毛人凤的看法，认为毛是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才。在戴笠死后，蒋介石要郑介民主持军统工作，还嘱毛人凤好好帮助郑介民。毛人凤便不露声色，将野心深深埋在心里，以待时机的到来。终于，借助“马汉三事件”，毛人凤击败了郑介民、唐纵等竞争对手，掌握了“保密局”大权。
不过，此时的保密局，规模已经大减。特别是经过郑、唐、毛三派大战，已经是元气大伤，力量已经受到极度削弱。
与此同时，在1947年4月，中统改为“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著名的军统与中统，都不复存在了。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江河日下，“保密局”的很多骨干特务们，纷纷开始“另谋出路”，一时间，保密局内人心惶惶。而毛人凤，则越发疯狂地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
毛人凤想效仿戴笠，取得美国的直接支持。然而这个愿望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等到大陆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国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
1948年秋天，蒋介石感到自己必然失败，于是又特别准许保密局增加了2880人的编制预算，专门从事各大城市在被解放前的破坏活动。特别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
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结果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已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特务们只好弃车狼狈逃回。广州解放前，毛人凤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
而对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毛人凤也是安排了不少手下特务去专门监视，以防他们“投共”。1949年，毛人凤去了台湾以后，把沈醉以云南专区保安专员的名义（实是军统云南站站长）安排在云南省主席卢汉身边，要他密切监视卢汉的行动。当时卢汉准备起义，毛人凤在台湾用电报向沈醉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火速除掉与卢汉关系密切的原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和陈复光、安思溥、谢崇文、龙泽汇5位重要人物。
沈醉心中不由一惊：毛人凤明明知道卢汉正向共产党靠拢，如果自己杀了卢汉的亲信，一旦云南解放，自己一家人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吗？权衡利弊，沈醉脑中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惟一的办法，只有干掉毛人凤。
不久，毛人凤从台湾乘专机赶到昆明，监督沈醉的工作，这期间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又在昆明制造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腥事件。
沈醉决定用毒药毒死他，而且不让他死在大陆。他找到一种云南少数民族配制的毒药，名叫“蛊”，又名“百虫粉”，是一种褐色的细粉，放入菜或咖啡中无法分辨，服用半个月后才会发作。然而，念及多年共事的关系，沈醉犹豫了好几次，都没忍心下手，只好将那几包毒粉扔了。
12月9日，沈醉参加了卢汉的起义。他非常后悔，自己一时手软，没有亲手杀掉毛人凤。
此时，“保密局”的主要机构都已撤至台湾。1954年，台湾当局对情报部门进行调整时，又将其名称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勤室”合成为“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至此，由戴笠一手创建，在中国大陆活动了18年的庞大特工王国，终于被历史所淘汰，成为一段不堪回首、却又暗藏着诸多历史启示的悲欢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