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插私人，非法经商。有些领导干部整天想的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投机钻营，为自己及亲友谋取私利。一是权力置换，相互安排、提拔家属、亲友。通过权力置换，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二是以权捞钱，经商谋利。有些领导干部私自经商办企业，从事营利活动。这类问题虽经多次清理整顿，但仍未得到根治。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假借他人名义，暗自经商；有的领导干部或自己幕后当老板，或人股分红，或为娱乐业主从事非法经营充当保护伞；或向基层强行推销质次价高的自营商品；或玩空手道，分文不出售卖管辖企业商品从中渔利。三是滥用职权，为其家属、亲友经商办企业甚至走私提供便利条件。有的领导干部置党的纪律规定于不顾，利欲熏心，利令智昏，不仅个人以权经商，还庇护、纵容、指使其配偶、子女、亲友利用领导干部的权力和影响，经商办企业，甚至走私，非法牟取暴利；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借给资金、批物资、立项目之机，要求下属单位为其家庭成员及亲属经商提供各种便利。如广东省原人大副主任于飞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子女在非法受让、转让土地使用权中谋取私利，其子女从中获利2887万余元。山东省日照市原市委书记王树文的妻子徐峰丽在王的包庇纵容下。从违规经商发展到走私，被海关人员查获后，她竟有恃无恐，厉声斥责海关人员，阻碍海关人员公正执法。
挥霍公款，奢侈浪费。有些领导干部严重背离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宗旨观念淡薄，享乐主义盛行，将“活得潇洒一点，玩得刺激一点”视为一种时髦。编造各种貌似合法、看似为公的名堂，肆意挥霍浪费。一是公款吃喝名目繁多。一些领导干部将公款吃喝作为个人以权谋私的“敲门砖”，大量日常公务活动被异化为“八小时之外”的感情攻关，在推杯换盏的“互相关照”声中结成一个又一个利益同盟。有的人假借工作之名私下用公款宴请上级主管领导、实权部门人员；有的用公款宴请朋友、同学、亲属等或为这些人的私事私利提供便利条件的实权人物；有的用公款吃喝拉关系走后门，在有或没有工作关系的部门、单位之间相互邀请；有的仗权到下属单位或被管理对象中要吃要喝；有的领导干部城里吃腻了，便开着公车到偏远的农家、渔村、山庄去公款吃喝，山珍野味无所不尝，消费十分惊人。一些领导干部就是在推杯换盏中思想防线动摇，政治立场丧失，做成了一笔笔权钱交易。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对于吃请开始还是有所节制的，但发展到后来，几乎是有请必到。他的堕落也就从这里开始，在吃喝中接礼受贿，玩弄女性，滑向了无底的深渊。二是公款玩乐花样翻新。一些领导干部把用公款玩乐当成一种追求的时尚，往往是动用公款玩乐与违反财经纪律相伴而生。
有的领导干部指使财会人员采取种种手段私设“小金库”，肆意挥霍。有的经常出入高消费娱乐场所，洗桑拿、打保龄球、打高尔夫球等公款消费娱乐、健身活动；有的以办公名义长期包租宾馆客房供个人使用；有的接受邀请或邀请上级、实权部门的领导，全家公费旅游等，以此达到联络感情，互惠互利的目的。三是公款装修住房心安理得。一些领导干部在分得公房后仍不满足，公然动用公款进行豪华装修，并自认为这是领导干部理应享受的待遇。有的领导干部动用单位“小金库”资金装修住宅；有的利用职权到下属单位或被管理对象中勒索钱物，装修住宅。
生活奢靡、腐化堕落。一是贪恋美色，道德沦丧。有的领导干部把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糜烂的东西当作新潮欣赏，经受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思想滑坡，道德沦丧，追求低级趣味。经常出入夜总会、歌舞厅、洗头房等色情服务场所，追逐婚外情、养情妇、包二奶、嫖娼。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道德操守。据统计，领导干部的腐败，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贪污受贿案件中，被查处的贪官100%包养了“二奶”。二是心系麻坛，赌风日盛。有的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打麻将，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有的用公款包租宾馆客房赌；有的动用巨额公款到澳门等地豪赌。一些人借机行贿，在麻将桌上故意输给领导干部，彼此心照不宣，达到权钱交易的目的。有的上级领导到基层检查工作要求打麻将，借机敛财，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三是走私贩毒，与“黑”为伍。有的领导干部竞参与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有的染指黑社会组织，为犯罪组织的形成和犯罪活动提供便利和庇护，与黑社会成员达成一笔笔权钱交易。
四是求神拜佛，精神空虚。一些领导干部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权欲熏心，思想嬗变，由精神空虚演变为政治上蜕化变质，进而发展到烧香拜佛，信仰虚无的“神灵”，企图借助“神灵”保佑他升官发财，借助“神灵”抚慰他丑恶的灵魂。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在大肆索贿受贿的同时，思想上颓废，政治上堕落，求神拜佛，情节恶劣。在一些地方，每到庙会，官车络绎不绝，可谓车水马龙，领导干部的这些行为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和党的声誉，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必须承认，这些行为已经不仅仅是违背社会道德的问题了，而是违纪违规甚至是违法犯罪。但是，对公务员私人活动进行监督依然是一个难题。
（四）公务意识的养成机制
防止上述问题出现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公务员队伍中始终不渝地向他们灌输公务意识。公务意识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的不断灌输甚至是强制形成的。在公务意识的养成机制上，首先应当是有良好的行政风气。非洲小国佛得角，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这个国家资源贫乏，人均收入不超过700美元，但据新华社记者观察，该国政治清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银行没有个人存款，没有别墅，生活俭朴，总统、总理没有专机，使用的是非常破1日的小汽车；议长和部长的房子与一般职工的一样，都是住在公寓楼中；党中央常务书记的办公室仅有十几平方米，没有任何装修；各级官员官气少，不收贿赂，从不请客吃饭。但工作起来，办事认真，效率极高，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国家是非洲国家中人均接受外援较多的国家，但没有发现援款中使用不当或中饱私囊的问题。在如此廉洁的政府管理下，国内社会风气较好，不见乞丐，不收小费，人民生活朴实。这与非洲许多国家腐败风气盛行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风气与行政风气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培养公务意识的温床。它既可以对现行的行政机制、在任的公务员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也能够培养具有优秀品质的年轻人，为公务员队伍打下良好的组织基础。其次要有必要的监督机制。严格的法律规定和法治环境将会使公务员产生强烈的警戒防线。对腐败行为的严厉惩治是养成公务意识的有力武器。新加坡前商业局长格林柰一直从事与商业犯罪的斗争，以公正、精明而闻名，被称为杰出的公务员。1990年，他向财政部申请了一笔贷款购买一辆新的汽车，但是这笔钱用来还了旧汽车的账。此外，他先后两次对新加坡一公共汽车公司撒谎，作出虚假承诺。由于这两次“说谎罪”，他被判坐牢3个月，开除公职，取消了50万元的公积金和30万元的退休金。三是要有保持一定生活水准的酬金支持。尽管对高薪养廉多有争议，但是通过较好的物质待遇来保证政府官员的生活水平，防止腐败，已经被许多国家所接受。许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以较高的薪酬可以稳定公务员队伍，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激励官员尽职尽责，珍惜来之不易的地位，提高行政效率，公平公正地处理问题。如在美国，除了政府根据生活指数、物价总水平对全体公务员作出法定加薪外，普通文官每52周自动加薪一次，对其中工作表现特别优秀的，可以再加薪一次。13等以上文官每72周加薪一次，如工作出色，可以再加薪一次。日本的公务员满12个月加薪一次，工作成绩格外优秀者，可以提前加薪或超级加薪。当然，高薪养廉必须因国而异，虽然低薪未必腐败，高薪未必廉洁，但总的说来，保证公务员有较好的生活水准，是形成良好的公务意识、防止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
三、公务道德
（一）公务道德的内涵
公务道德，就是指公务员在行政职权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让公务员明白，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是为了维护行政秩序的有效运转、保证行政事项的公平公正而对公务员提出的要求、规范。公务道德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为公务员职业道德，有的称为行政道德，有的称为公务员道德。但其内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公务员在职业行为中，所肩负的重任比一般人要更大更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政府的形象、事业的兴衰，因此，公务道德就显得格外重要。从世界各国来看，公务道德已经成为各国对公务员提出的普遍要求。公务道德的内涵上，各国有共同之处，如，公共利益至上的观念，公平、公正、效率的原则，尊重秩序和法律的理念，等等；始终把公务员在公共行政中保持廉洁奉公、勤政廉政的要求作为公务道德的首要目标。
公务道德可分为基本层面和价值观层面。基本层面，就是指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严格遵守现有的行政秩序、行政规范，以确保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比如说，许多国家已经把公务员财产申报作为防止公务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重要手段；对涉及亲属的行政办理事项实行回避制度；对公民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进行明确的时限界定，实行办理承诺制度；我国许多地方政府还实行了“首问责任制”，即公民在办理行政事项的过程中，凡是第一个接收办理事项的人，要对整个办理过程督促到底，直到办理完毕为止。这些都是公务道德的基本层面。这些要求，操作性较强，具体可行，比较容易做得到，也易于检查。
公务道德的价值观层面是其核心部分，是公务员最艰难、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公务员将不断面临价值选择的困境，因为公务员在处理行政事项的过程中，经常面对个人与公共利益的冲突。美国公共行政学专家库珀（TerryI.Cooper）引用过这样一个例子：假设你的丈夫为一个承包商工作，该承包商按合同给你所在的组织提供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你和你丈夫之间并没有工作关系，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然而，你据内部消息得知，你所在的组织与和你丈夫所供职的承包商所签订的合同不久就要终止。
尽管你在合同的问题上没有直接决定权，也没有间接的决定权，你知道，承包商还不知道合同可能被终止，但是如果走漏了合同被终止的消息，承包商在现有的合同执行过程中，有可能不会完美地执行好合同。正因为如此，你所在的组织将合同终止的消息视为机密和敏感的事情。如果你将消息告诉了你的丈夫，他将毫无疑问会告诉承包商。你现在面临的困境是，首先，你和你丈夫的经济福利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你丈夫失去了工作，你们的家庭将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如果你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丈夫，合同终止时，迟早有一天，你丈夫会发现你没有把这消息告诉他，这将会伤害他的感情，并因此影响到你们的婚姻关系。这里面产生的冲突，就是你应该首先对谁负责，是你的组织，还是你的丈夫。如果对你的组织忠诚负责，影响到的将会是你与你丈夫的婚姻关系，如果你对你的丈夫负责，通报了消息，损害的将是你的公务道德。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类似的问题很多，它使许多公务员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面临着考验。所以，公务道德中的价值选择是公务员终生都需要面临的困境。
（二）国外公务道德建设及其借鉴意义
近几年来，国内道德虚无主义盛行，认为市场经济下，道德没有什么用处。而在国外，道德重建运动却风云正起。特别是在公务道德建设方面，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许多工作，有许多经验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一是各国陆续建立健全了针对公务员的道德管理机构。如美国的政府道德办公室、英国的公共生活准则委员会、加拿大的政府道德专员办公室，等等。这些专门机构的重要职责就是对公务员的行政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各国成立这些机构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如美国的政府道德办公室就是在“水门事件”之后，在美国各界的关注下成立的。这些机构有的具有执法权，有的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有的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他们在公务员的道德建设方面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府部门由原来的38个改为23个，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更多的权力下放，但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为了更加有效地规范政府官员处理事务的权力，加拿大政府于1994年设立了联邦职业道德专员办公室，任命了首位道德专员，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的行为法》的执行，要求公务员按照该法律规范政务活动中的行政行为，以避免造成公共职务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使公务部门能够本着公平、廉政、公正的原则，为所有加拿大人竭诚服务。为了便于这一法律的执行，道德专员办公室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个人资产报告制度、接受礼品登记制度、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制度等。同时，道德专员还要负责监督《加拿大院外游说人员登记法案》执行情况。为了强化道德专员的监督作用，提高其权威性，1999年加联邦政府为其任命了两位“特别监护官”，一位是加公务委员会主席，另一位是加公民与移民部副部长。
二是公务道德走向法制化。把公务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是世界各国公务道德建设的重要发展趋势。美国国会较早之前，就已经制定了《政府道德法案》，此后又颁布了《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韩国制定了《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日本制定了《国家公务员道德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