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定了类似的法律规范。如墨西哥制定了公务员职责法，菲律宾制定了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南非制定了反贿赂法等。这些从政道德法规要求公职人员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忠实于法律，公正地执行公务，不得利用公职及其影响谋取私利。严禁在公务活动中送、受礼品，不准经商，限制公职以外的活动，禁止不正当使用政府未公开信息和国家财产，申报家庭和个人财产，在一定期限内限制离职后的活动等。
三是持之以恒地开展公务道德教育和培训。公务道德的养成，一方面是通过公务员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从行政活动中收获体会，从而形成自己内在的品质。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外在的力量，不断地进行强化影响，从而内化为公务员自身的修养、品质。这就是公务道德的教育和培训过程。国外在开展公务道德教育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和学校两种渠道。如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下设教育办公室，专司公务道德教育的职责。开发了大量培训教材，并开展了大量的培训课程。
他们还在互联网上开辟了远程公务道德教育课程。政府道德办公室还汇编了《行政机构道德培训项目规划修正案》，并使之具备了法律效力。还专门编辑出版了《政府道德通讯>以及其他道德教育和宣传材料。在高等院校中，公务道德教育也越来越重要。
1988年，美国学者对美国全国公共事务与公共行政院系联合会所属的139所高校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只有66家在1985～1987年间开设了伦理学课程。到了1994年时，行政伦理学课程已经成为许多院校研究生的必修课程。《政府伦理学》、《公共政策伦理》、《行政伦理学》等教材已经成为肯尼迪政治学院、威尔逊政治学院的重要课程。
越来越多的学生感到公务道德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了必要的公务道德知识，增强了公务道德的自觉性。
（三）新形势下公务道德面临的挑战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信息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正成为主导力量，知识和信息正在由少数人垄断逐渐发展为社会普及，观念变革日新月异。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重大阶段，公务道德也必须不断发展变化，比如说，21世纪人类面临的科技风险，克隆人、转基因生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必须承认，社会普通成员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在内，对高科技所带来的风险知之甚少，但这又是一个涉及整个社会公共事务、影响到社会整体利益的重大事件，这就需要政府管理人员承担起这一责任，来应对这一挑战性的任务。美国的哈佛政治学院已经把科技伦理列入了行政伦理课程的重要内容。再比如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非营利性组织的崛起，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就应该不断变革，不断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又如，随着国际分工的严密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国际贸易更加频繁，到上个世纪末，全球6万多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联合打击国际商贸中贿赂行为成为了反对腐败的主题。1997年，经合组织的29个成员国和5个非成员国，达成协议，推出了《制止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贿赂外国公共官员的公约》，旨在杜绝国际贸易中对外国官员进行贿赂的行为。这也是公务道德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第三节新世纪的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就是治国的伦理。它既是治国的理念，更是治国的实践。行政伦理的关键是树立公务员的行政责任。培养公务员的行政伦理观念，树立正确的行政责任意识，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意义深远。
一、行政伦理与行政责任
行政伦理这一概念是近几年来公共行政学领域新出现的，尽管行政伦理的内涵早已有之，但从学术或理论的范畴上进行界定是不久前的事情。行政伦理，可以说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职人员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职人员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也包括作为群体的政党和国家机构所应遵循的执政与行政伦理要求。行政伦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念，而是融合在治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国家制度、行政体制、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协调、行政监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质……以至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之中。我们感到这种表述是符合实际的，是较为准确的。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国公共行政领域面临的问题很多，特别是在党内，一些惰性的、消极的甚至腐败的东西逐渐滋生起来，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严重地腐蚀着党员干部队伍，一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腐败案件不断发生，有的案件犯罪金额之巨大、案情性质之恶劣、违纪干部级别之高、人数之多，都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这些腐败现象的认识是清醒的、措施是坚决有力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和干部队伍的建设，非常必要。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为防止行政行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腐败行为、违纪行为而提出的设想。
行政责任是由行政权力所产生的义务要求。行政责任也是一个矛盾交织的组合体。完成行政责任的过程，是解决矛盾、解决冲突的过程。这种矛盾和冲突至少源自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公务员的角色是多元的、异质的，每一个角色都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和义务。但由于公务员对社会行政事务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这极有可能产生权力的滥用或者是腐败。比如说，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要对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机构进行投资，而这个政府部门负责的恰恰是投资项目许可的审查，潜在的利益会直接影响到政府部门对这个项目的审查。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尽管这个投资项目并不合适或者并不是最理想的，但出于潜在利益的考虑，这个项目会得到许可。如果你作为审查这个项目的决定人，出于责任的考虑，你反对这个项目，那么，你会受到下属部门和人员的反对和抵制，你与你下属部门的关系将会变得紧张。
二是作为公民与作为公共行政人员的冲突。即，当你所在的政府部门获得了小集团利益，但损害了社会整体的利益，此时，你作为政府组织的一个成员，你获得了利益，而你从公民的角度评价此事时，你会发现作为公民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这就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的矛盾，这里就涉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矛盾问题。如何处理好公民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是行政责任的一个核心问题。比如说，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再比如说，当前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伴随着审批权的削减，一些部门的现实或潜在利益受到了极大限制甚至是剥夺，有的已经涉及这个部门有没有必要存在的问题。此时，你作为这个部门的成员，你是为了全局的利益而推进改革的进程，还是为了部门利益，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改革；你是对小部门、小团体忠诚还是忠诚于社会的利益。三是作为相互矛盾利益的管理者所面临的冲突。一个社会必然是多种矛盾的组合体，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团体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有不同的利益收获甚至是绝对不同，或者是矛盾的利益。进行核试验、开发利用核能源，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利用高科技为人类谋取利益的好事，但是在许多绿色组织、生态保护者来看，这种潜在的危险将会毁灭人类。开发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提高作物产量，为人类创造更多的食品，但在许多生态学家眼中，这是对生物种类的破坏，将会造成许多种生物的灭绝。此时，你作为一个公共行政管理人员，你是立法禁止开发核能源，还是鼓励核试验；你是立法禁止或限制转基因生物，还是鼓励提倡转基因生物种植。不管你作出哪一种选择，你都要面临失去一部分支持的困境，如果你是一个民选官员的话，你面临的冲突更为激烈。
如果不能妥当地解决这些冲突，最大的受害者将是政府，政府将失去民众的信任。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其原因多种多样，但由于公务员在行使公共职权的过程中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则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要使公民信任公务员的裁决和决策，首先要使公众相信与公务员个人利益冲突无关。当公务员看上去与利益冲突有关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出决策，把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进行公开，把个人的财产进行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公务员个人家庭财产申报是获取民众信任的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制定并实施了财产申报法。比较有个案意义的是韩国前总统金泳三推行的“阳光行动”，1993年2月25日，他就任总统后，在27日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公布了自己及妻子、子女和父亲的财产，共计225万美元，此后，总理、副总理等全部内阁成员在3月18日前都公布了个人家庭财产，紧接着，430名政府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民自党中央总部的500多名工作人员，490名将级军官，以及担任公职的在野党、无党派人士都公布了个人财产。5月27日，国会通过《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度》法案，规定总统以下的34000多名高级公职人员必须于7月12日至8月11日申报个人财产，其中的1670名高级公职人员必须向社会公布个人财产，检察机关自9月8日起进行审核。结果，有77名公职人员因此而辞职，韩国大法院院长金德柱因为隐瞒非法从事不动产投机活动被迫辞职。
实行行政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公开，是解决冲突、获取公众信任的关键。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政务公开，第一个层面是，抓住了行政过程中三方面的重点，即事权、财权、人权的公开。事权主要包括政府的重大决策和行政审批事项等；财权主要包括政府预、决算情况；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情况等，人权主要包括干部选拔任免、公务员录用以及机构改革人员分流情况等。第二个层面是，抓住了政府职能部门办事公开，如公开办事依据、程序、过程和结果；服务承诺、违诺违纪的投诉及追究等。采取了设置政务公开栏，并在公开栏旁边设立意见箱和举报电话；利用电子屏幕、电子触摸屏、互联网等进行公开，增大公开的容量和覆盖面。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政务公开大厅或中心，把一些具有审批职能和对外服务的单位集中起来，实行一条龙服务，以规范权力运行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办事透明度。此外，通过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监督保障机制，以确保政务公开的真实可信。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普遍关心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不仅要公开办理结果，还要在方案公布前把方案交给公众，广泛征求意见。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伦理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行政伦理资源，“古代的中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政治家往往是思想家，而思想家又多是以政治为论述的出发点”。从《老子>、《论语》、《礼记》到《资治通鉴》，以至许多帝王将相，对行政伦理都有着深刻的论述，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行政伦理的丰富宝库，可以开发挖掘的资源很多。
“为政以德”的思想。关于中国行政伦理的论述，最早见于中国上古历史文件汇编《尚书》一书，系统概括了行政伦理的九种规范：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主张为官要“正直”，有“中德”。提出对官员的五种行政道德过失要严加惩治，“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即依官仗势、报复恩怨、走内线、行贿赂、讲托请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对行政伦理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他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后来，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如倡导“德政”、“仁政”；反对“苛政”。“仁政”的主要思想就是，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疾苦。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并且认为统治者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大学》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提出“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并且讲，仁、义、礼、智、信是实行德政的五常之道。在倡导“仁政”的同时，坚决反对“苛政”。《尚书》中对夏桀的暴政给予了仇恨：“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孔子讲：“苛政猛于虎。”老子则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孟子对苛政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倡导“仁政”、“德政”，反对“苛政”的政治思想，得到了我国历代王朝统治者、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和倡导，是中国古代行政伦理思想中极有价值的部分。
“教主刑辅”的统治方法。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教化的作用，主张以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来进行统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并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董仲舒则说得更直接，“教，政之本也。”“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实施道德教化，提高社会民众的认识，改善社会风气，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总结出来的成本低、收效最大的统治方式。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学生冉有给他驾车，孔子感叹说，卫国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已经这么多了，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