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富之”，使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富起来之后怎么办？孔子回答说：“教之”，教育他们。所以，董仲舒说，要“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明太祖在统治之初，就挑选国子学的学生分赴各地开展教学工作，在临行前接见他们时说：“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在高度重视“教化”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刑罚”的作用。但认为教化是“禁于将然之前”，刑罚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刑罚只能治标，而教化才是治本之策。所以，孔子说：为政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董仲舒发挥阐释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刑者德之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教主刑辅”，是中国古代行政伦理思想中对于“教化”与“刑罚”关系的辩证论述，也是影响中国几千年政治的重要思想。
“廉政”“勤政”的思想。廉政勤政是中国古代行政伦理最重要的规范。中国古代的许多衙门口树着刻有“清、慎、勤”三个字的石碑，“清”就是廉洁的意思，为官首先第一位的是清正廉洁。廉者民之表，为政必自廉始。《管子》中记载这样一段话：“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日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耻。”廉政的基本含义就是清廉、不贪婪。《吕氏春秋》中说：“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湖北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讲：“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毋私”，“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宋代名臣包拯讲：“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子罕以不贪为宝，杨震夜拒贿金，鲁穆咬得菜根，于谦长留清白，海瑞两袖清风，等等，都是中国古代廉吏的典范，其行为鲜明地体现了行政伦理规范。勤政也是中国古代一贯倡导的重要行政伦理规范。《尚书》讲，“业广惟勤”，大禹治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唐朝考察一个官员有四条标准：“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其中最后一条就是要求各级官员要忠于职守，勤奋不懈。清朝雍正皇帝是一个勤政的典范，他说：“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意思是说，只有勤政才是安定人民、实施统治的根本。“官不勤则事废，民受其害。”
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修身从政，是中国古代对官员的基本要求。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实施仁政、德政的基础。中国古代强调的是贤人政治，讲究的是圣人治天下。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儒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从政的基础。一是从政者要发挥表率作用，以身作则。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并且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汉代时，有人问杨雄：“何以治国？”回答说：“立政”，又问：“何以立政？”，答：“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唐太宗反复告诫下属：“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二是修身的主要途径就是学习。《吕氏春秋》讲：“成身莫大于学。”《尸子》把学习比喻为砥砺自身的磨刀石。“学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三是修身的内容上讲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要自谦、慎独；要正确对待错误。孔子讲：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礼记》讲：善则称人，过则称己。要“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要谦虚谨慎，《礼记·曲礼上》中讲：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大学》讲要“慎独”。要正确对待错误，闻过则改。孔子讲：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左传》讲：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民心的重要作用。中国历代王朝都高度重视民心所向，政权的得失系于民心。
“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中记载的《五子之歌》，说的是，夏朝第三代君主，夏启的儿子太康贪图享受，荒废政事，不理民情。一次在洛水打猎时，被有穷氏首领后羿困住，从而失去了帝位，他的五个弟弟作了五首歌指责他，就是现在流传的《五子之歌》，第一首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不欺，人民安定了，有根本，国家才会安定。首先就是要得民心，取信于民。能否得到人民的信任，能否获得民心，决定了国家的兴亡。《论语》记载了“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日：“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不会有政权的存在。所以，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管子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那么，得民心的主要措施就是，发展生产，减轻赋税。孔子讲：“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汉代王符讲：“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三国志》讲，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唐太宗讲：“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兴行在民趋于正。所以西汉文景之治，没有什么震天动地的措施，关键在于减轻赋税，不扰乱百姓，使百姓有足够的时间发展生产。
总之，中国古代的行政伦理思想既有价值所在，但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批判地继承这一文化遗产，弘扬其精华，否定其糟粕，依然是行政伦理学需要进一步做好的工作。
三、当代中国对行政伦理的探索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目标，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要求，这也是对“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早在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颇。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两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些重要思想为新世纪的行政伦理创新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推进新世纪的行政伦理创新，必须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思考：
（一）从建设政治文明的高度，培养公务员的民主法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