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了这几次长篇谈话之后，我第六次被召见之时，国王就一面参照记录，一面逐一提出了诸多疑点、质问和不同见解。他询问我们培养年轻贵族身心的方法，在他们的早年，那段最应该受教育的时期一般做些什么？又倘若有哪家贵族绝了嗣，议会里的缺额如何填补？新封的贵族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会不会由于君王一时兴起，或给一位宫廷贵夫人一笔贿赂，或违背公利阴谋加强一党的势力，以便使某些人升为贵族？这些新贵对于本国法律具备哪些知识？他们又是怎样获得这些知识的？倘使别无他法只得上法庭时，他们又如何来裁判他们同胞的财产纠纷？难道他们从不贪婪、偏私，因为不缺钱花就不接受贿赂，不会搞什么阴谋诡计？而我提到的那些圣职官僚，是否总是因为他们对宗教的渊博知识和圣洁的生活，才得到这么高的职位？难道他们做普通的教士时就从未随大流而攀权附势，从未卑恭屈膝地依附于某个贵族门下？在他们被选进议会后，就不会对那贵族的意志继续百依百顺了吗？
他想知道，我说的那些下议员是如何选举产生的？假如一个外地人，只要他有钱，是否就可以使得普通的选民选他为代表，而不选他们自己的地主或邻近最值得考虑的绅士？既然我承认这事既麻烦又很费钱，没有薪金或年俸的人往往弄得倾家荡产，可是，人们为什么还是那么强烈渴望往这个议会里挤呢？这看起来像是大家品德极高，都有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但陛下却怀疑那可不可能总是出于忠诚？同时他也想知道，这些热心的绅士们会不会牺牲公利，来迎合一位软弱、邪恶的君王和腐败的内阁的意志，使他们付出的金钱和精力得到补偿？他又问了诸多问题，就这一题目，他从各个方面细细地考问我，提出了无数的疑问和异议，不过我想在此复述他的话会有失谨慎也不大方便。
有关我说到的我国法庭的情况，陛下也颇有几个问题想要了解。在这方面我比较在行，我从前曾在大法官法庭打过一场历时很久的官司，砸了不少钱才得到判决，差点倾家荡产。他问我裁定一桩案子一般历时多久，耗资多少？倘若判决明显不公，故意刁难欺压人，辩护律师或原告是否有申辩的自由？有没有发生过教派或政党影响执法公正的事？那些替人辩护的律师是否接受过公平法律的常识性教育？还是只略通一些省、国家或其他地方性的知识？既然律师和法官认为自己有随意解释、任意理解法律的自由，那么他们是否参与法律的制定呢？他们是否会对相同的案件，有时辩护，有时反驳，援引先例来证明相反的观点？他们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他们为人辩护，或者发表意见，是否会得到金钱报酬？尤其是，他们能否被选为下议院成员？
接下来，他又攻击了我国的财政管理。他说，他以为我的记性欠佳，我算出我们的税收每年大概是五六百万，可是后来当我谈到各项支出，他发现，有时会超支一倍还多。关于这一点他的笔记记得非常详细，他告诉我，他本来希望知道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因为这对他或许有些借鉴之用，这样他在筹划时就不会被人欺蒙。但是，如果我对他说的是实情，他还是弄不明白，一个王国怎么也会像私人那样超支呢？他追问谁是我们的债权人？我们又如何弄来还债之钱？听我谈及那些耗资巨大的大规模战争时，他惊愕非常，断定我们一定是一个好斗的民族，否则就是住在我们四周的都是坏人，最后我们的将军一定比国王还富有。他问，除了进行贸易、签订条约和用军舰保卫海岸线外，我们在自己的岛国以外还干什么？最令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我谈到在和平时期自由民族中间还需要有一支雇佣的常备军队。他说，既然我们的统治者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选举产生的，那么他不能想像，在这样的君王统治下，我们还怕谁，又要和谁去作战？他想听听我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个家庭，它的安全靠全家人来保护，难道不比花钱胡请几个街上的小流氓来保护强？倘使这些流氓把全家人都杀了，他们不就可以多赚一百倍的钱吗？
为推算我国的人口总数，我先计算了几个教派和政党的人数，他嘲笑这种计算方法，说这方法着实奇怪。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强迫那些对公众怀有恶意的人改变他们的主张，而不是强迫他们把自己的主张隐瞒下来。一个政府要做第一点那是专制，但它做不到第二点却是软弱：因为，可以允许一个人在家里私藏毒药，却不能让他拿毒药当兴奋剂去四处兜售。
他又谈到，提及我们贵族绅士的各种娱乐中我曾说到赌博，他想知道，他们大概多大岁数开始玩这游戏？玩到什么时候方肯罢休？要玩掉他们的多少时光？会不会赌得倾家荡产？那些卑鄙邪恶的小人会不会因为赌技高超而成为巨富，使我们的贵族老爷们有时也要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习惯与这帮下流人为伍？这会不会使贵族老爷们完全丧失进取心，输了之后不得不去学那些卑劣伎俩，再用于对付其他人？
我讲述了我国过去一百年来发生的历史，令他震惊非常。他断言，那只不过是一堆诡计、叛变、谋害、屠杀、造反和流放，都是贪婪、党争、虚伪、背叛、凶残、愤怒、疯狂、仇怨、妒忌、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坏后果。
当陛下另一次召见我，他又不厌其烦地将我所说的一切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一下，对比了一番他所提的问题和我的作答。然后，他把我捧在手中，轻轻地抚摸着我，说了几句话，这番话和他说这番话时的神情我将永远难以忘怀：“我的朋友格立锥格，你为你的国家谱写了一篇极其华丽的颂词。你清楚地证明：无知、懒惰和腐化有时也许正是做一个立法者所必备的条件；那些有兴趣并有能力曲解、颠倒和逃避法律的人，才能最好地解释、说明和应用法律。我认为，你们原先有几条规章制度还说得过去，可它们一半已被废除，一半被腐败所玷污。
照你所说，在你们国家，似乎获取任何职务都无需一丝一毫的道德。人们不是因为品德优秀而得到爵位，教士不是因为虔诚或博学而升迁，士兵不是因指挥得力和勇猛善战而晋级，法官不是因为廉洁奉公而高升，上议员不是因为热爱国家而当选，参议员也不是因为英明领导而受奖。至于你自己嘛，”国王接着说，“大半生的时间都耗费在了航海旅行中，我多么希望你能在你们国家的诸多污秽中出污泥而不染。从你自己的言谈举止，以及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你口中得到的回答来看，我只能如此定论：你的大部分同胞们，是大自然古往今来容忍其于地面爬行的小害虫中，最最恶毒的那一种。”
第七章
作者对祖国的爱——他提出一项对国王极有利的建议，却遭到拒绝——国王在政治上的无知——该国学术极不完善，也不成系统——该国的法律，军事事务和政党。
我炽爱真理，所以我故事中的这一部分不能隐瞒。当时我就是勃然大怒也没用，事实上我那么做总是会成为他们的笑料。我只好耐着性子，听凭别人对自己高贵的、深爱的祖国肆意侮辱。我感到非常痛苦，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哪一位读者都会感到痛苦，这位君王偏偏又那么好奇，对于每一件事情都要刨根究底，如果我不尽量予以答复使他满意，那我就是知恩不报，或者失礼。不过我还可以为自己辩白的是，我巧妙地避开了他的许多问题，在每一点上，严格地说，我讲得都要比事实好许多倍。因我对自己的祖国一向是偏袒的，这种偏袒值得称颂，哈立卡那修斯的狄奥尼修斯①就劝告历史学家应该具备这种美德，那是很有道理的。我要掩饰祖国母亲在政治方面的缺陷和丑陋，尽力去宣扬她的长处和美丽。在我和这位伟大的君主所作的多次谈话中，我曾竭力去做到这一点，但很遗憾收效甚微。
① 古希腊历史学家、语言学家。
不管怎么说，对这位国王我们还是该多多体谅，他完全与世隔绝，必然导致他对其他国家寻常的风俗人情全然不清。而从这种无知里，就产生了许多偏见和一些狭隘的思想，这些东西我们和欧洲一些较文明的国家是根本不会有的。如果把住在这个遥远国度的一位君王的善恶观念，当作全人类的标准，确实令人很难接受。
为了证实我目前所说的话，同时进一步证明狭隘的教育会产生怎样悲惨的结果，我将在此添加一段叙述，虽然它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为了讨好陛下，并获得他更多的宠幸，我同他说：三四百年前，有人发明了一种粉末，只要一丁点儿火星落上去，哪怕这粉末堆积如山，也会被顷刻点燃，统统飞到半空，声响和震动胜过打雷。按照容器大小，把这种粉末按一定的量填进一根空的铜管或者铁管，点燃后产生的力量和速度，足以把管子里的一枚铁弹或铅弹射出去，其势无人能挡。
用这种方法射出的最大的子弹，不但可以一下子消灭一整支军队，而且能把最坚固的城墙夷为平地，能把装载一千名士兵的船只击沉到海底，如果把许多船只用铁链拴在一起，那么，子弹会打断船上的桅杆和绳索，船上的几百人会被子弹打得血肉横飞，整个船只也会灰飞烟灭。通常，我们把这种粉末装入一个空的大铁球，用一种机器对准我们正在围攻的城池，将大铁球射出去，就可以炸毁道路，炸碎房屋，四处碎片纷飞，所有走近的人也都会被炸得脑浆迸裂。我告诉国王我对这种粉末的成分十分熟悉，那是些平常而又便宜的东西。我也知道它们的配置之方，可以指导他的工人制造一些炮管，和陛下王国内的事物大小相配，最长的不超过一百英尺。只要有二三十根这样的炮管就可以在几小时内摧毁王国疆域内的最坚固的城垣，如果京城的人民胆敢违抗陛下的命令，也可以把整个京城摧毁。我谨将此计献于陛下，略表心意，以报答他对我的诸多恩典和庇护。
我描述的那些可怕的机器以及我提出的方案，使得国王大为震惊。他很讶异，像我这么一只卑贱无能的虫豸（他的说法），竟心存如此非人道的念头，讲起来还面不改色心不跳，似乎对自己所描绘的那种毁灭性武器所产生的血流如注和巨大破坏完全无动于衷。他说，最先发明这种机器的人是在跟人类作对，是个邪恶的歪才。至于他本人，他坚决地表示，尽管学术上或自然界的新发明能给他带来无比的欣慰，但他还是宁可失去半壁江山，也不愿得到这样一个秘密。他还警告我，倘使我还想保全性命，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
思想狭隘和目光短浅竟会导致如此怪事！一位具有令人崇敬爱戴的所有品质的君王，他有卓越的才能，至上的智慧，渊博的知识，统治国家的雄才大略，他的臣民几乎都崇拜他。但他出于一种完全子虚乌有的顾虑，竟将到手的机会轻易放过了。这真是我们欧洲人绝对意想不到，那机会会使他成为他的子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绝对主宰！我这样说丝毫不想贬低这位卓越的国王的若干美德，我很清楚，只因为这一点，一位英国读者免不了会小看这位国王的品德。不过，我认为他们有这种缺陷是由于无知，他们至今还没能像欧洲一些比较精明的才子那样把政治变成一门科学。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在有一天我和国王的谈话中，我曾偶然提到，关于统治这门学问，我们写过几千本书，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反而使他非常鄙视我们的智慧。他表示，无论是君王还是大臣，对所有那些搞阴谋诡计、口是心非、趋炎附势的人，都应该憎恨和鄙视。在他们那里，既无敌人也无敌国，所以他实在不明白我所讲的国家机密是什么意思。他把治理国家的知识局限在很小的范围里，认为那只不过是常识和道理，公正和仁慈，尽快裁决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以及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简单事务罢了。他还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谁能让原来只能长一串谷穗和一片草叶的土地长出两串谷穗和两片草叶来，谁就比所有的政客更有功于人类，对国家的贡献也更大。
在这个国家，学术很不健全，只有道德、历史、诗歌和数学几个组成部分，虽然应当承认，他们在这几个方面的成就是功于人类。他们的数学完全应用在有益于人生的事情上，应用在改良农业和一切机械技术上，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是不足挂齿的。至于什么观念、本体、抽象、先验，我永远无法把这些概念灌输进他们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