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张昌宗以姿貌幸，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耳。”
马屁中的战斗屁
史上有两个杨再思，一个是初唐人，另一个是唐末到五代时的侗族领袖，后一个是湖南人，前一个是郑州原武人，和“唾面自干”的娄师德是同乡。《新唐书》说他“为人佞而智”，属于智商比较高的墙头草，所以下场比崔湜等人要好。死后的谥号为“恭”，因为生前听话，得享陪葬乾陵的待遇，在阴间继续伺候武则天和高宗李治。
官至宰相的杨再思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修辞学，在他之前的文臣都是以人拟物，很是老套，多亏了杨再思开风气之先，以物拟人了一下，后世的文人拍马功夫才上了层次，才出现了太阳像领袖的豪喻。这桩革命性的文学事件发端于一次群口马屁，众人纷纷夸赞张昌宗长得白里透红与众不同，有人赞六郎粉面如莲花，众人皆附和，认为这比喻牛大了。惟有杨再思不以为然，一开口就把同僚灭了，他说：你们都说六郎像莲花，非也非也，实际上是莲花像六郎。谈笑间，中国文人的舔屁沟水准上了一个台阶。
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一个说花儿像老爷们的，是天才中的天才。杨再思这个千古马屁，是马屁中的战斗屁。
与杨同时代的祝钦明是崇文馆学士，大黑胖子，擅跳八风之舞，曾趴在地上撅肥臀晃猪脑给最高领袖表演，连卢藏用看了都觉得丢人，说“祝公是举，五经扫地矣”。杨再思不让老祝专美，也曾露过一手舞技。张易之他哥司礼少卿张同休在家开派对，张同休酒喝HIGH了，指着杨再思说，“公面似高丽”。当时的高丽人没有现在的整容术，所以这不是什么好话。可谁也想不到杨再思不以为耻，反而弄了点谷穗什么的插在头上，反穿了紫袍嘴里哼着阿里郎跳起舞来，观者笑倒一大片。
再思起舞和秋雨含泪，一喜一悲，看似相反实则相同，都可归入弄臣行为艺术宝典。杨再思技不止此，揣摩上意更是高手。司刑少卿恒彦范弹劾张昌宗，准备治其罪，武则天还得靠小张滋阴补气的，舍不得杀但又不好意思直说，就找来杨再思，问张昌宗对国家一点功劳都没有吗？杨闻弦音而知雅意，忙说：昌宗为陛下治丹，饵而愈，此为有功。杨再思聪明得紧，既然武则天吃过小张制的药，且还痊愈，那么天下哪有病人好了弄死大夫的道理。于是，张昌宗脱罪复官。史曰：自是天下贵彦范，轻再思。左补阙戴令言做了首《两脚野狐赋》讥讽，被杨再思知道了，贬为小令。
狐狸中的老狐狸
韦后得势时，杨再思和韦巨源接懿旨进宫。时韦巨源已经老眼昏花，看见韦后的裙子下摆恍惚腾起烟雾，以为着火了就赶忙喊人。宫人抬着水进来没发现失火，韦后就问韦巨源怎么回事，这时杨再思出面解了同僚的尴尬，他说自己也看见了，韦后玉足之下有五彩祥云。把个韦后美得不得了，连忙配合着说：我说怎么有点头晕，跟踩着棉花似的呢。至此，杨再思的谄谀功夫已臻化境。
杨再思当了十几年的宰相，历武则天李显韦后和太平公主而不倒。倒不是因为有什么出色的政绩，而是蒿草立墙头，顺时而动，站队的本事一流。中宗朝宗楚客一伙弹劾魏元忠，当时太子被诛，魏元忠心灰意冷上表辞官，但这帮人还是想置其于死地，杨再思也附议。好脾气的中宗都看不下去了，就痛骂了杨再思一顿，杨惶恐拜谢。这说明此人不是一佞到底，“佞”不下去了，就明哲保身。有人问，您都高干了，怎么还老委屈自个儿呢？杨再思回答得老实，说“世路孔艰，直者先祸。不尔，岂全吾躯？”
这人的涵养功夫也有可说处。跳高丽舞那是不敢得罪张易之兄弟，只能顺势讨好。对草根贱民，杨再思倒也保持了相当的气度。某年淫雨霏霏月余不停，杨再思贵为宰辅却管不了老天爷，也没派人疏浚下水道，只是关上城门备三牲祈祷列位神仙。有个老百姓赶着牛车在坊间行走，道路泥泞不堪，牛和人都拔不出脚，赶牛的气不打一处来，就骂：这个傻B宰相，不知道调和阴阳，就知道关城门，让老子走得这么艰难！杨再思耳朵好使，听得一字不落，居然没有生气，换别的官说不定这赶牛的就人头落地了，至少也要吃一百棒皮肉之苦，可杨再思只是派了个手下过去跟赶牛人说，你这牛也太弱了，别光埋怨宰相大人啊。这事有点意思，一个大宰相把过错推到一头老牛身上，有点老流氓做派，不过人家没说“你们算个屁，我是中央派来地”，单凭这点就值得表扬。
唐人戴孚做《广异记》，内有杨再思一篇，托阎罗小鬼之口盘点了他一生劣迹。其中提到大足元年河北蝗灾，杨官居宰职，不开仓赈灾，百姓饿死者两万余人；如意元年，突厥可汗默啜袭唐，死千人，起因就是杨再思出馊主意，把武延秀当成皇子送去和亲，败露招致兵燹。杨再思一一伏罪后，一只多毛巨手倏然而至，挖了他一肚子下水，两脚狐又死一遍。
《北史·裴矩传》上患吏多受赂，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量大隋物力结与国欢心
裴矩，字弘大，原名裴世矩，主动“去世”是为了避唐太宗的讳。《新唐书·裴矩传》说，裴矩尚在襁褓里就没了爹娘，由伯父抚养。裴矩的伯父裴让之、裴诹之皆为南北朝名臣，有诗文传世。
在吾国历史上，有关裴矩的评价说法不一，普遍认可的标签是“佞于隋而诤于唐”。司马光《通鉴》中分析道：君明臣直，裴矩并非天生变色龙，而是臣子随皇帝轮换而变。司马光也是做臣子的，以人臣角度做出判断可以理解，但多少有为裴矩撇清之嫌。照他所说，一个官员好坏与否，要视其上级好恶而定。那么官吏就是向日葵一样的植物，不需要长脑子，不需要有什么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跟着上峰摇头晃脑就是了。我知道这有点跟古人扳杠，所以就此打住。不如从身世的角度揣测一下裴矩的处世之道，一个失怙的小不点，虽然抚养者是他亲大爷，可毕竟不如亲爹娘，侍宠撒娇的机会不多，看大人眼色行事的本领必然见长。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孩子，待成人后多半会成为人精。
裴矩，人精也。历仕北齐、北周、隋、唐，鼎革之间还任过宇文化及与窦建德的伪职。这份复杂的履历，换了别人换了朝代都可能是被“咔嚓”的命，好在裴矩生在一个“士无特操”的乱世，做人的标准不高，跳槽被目为正常，跟五代时冯道的换东家如更衣差可拟，后人不好指摘。仕隋时裴矩留下斑斑佞迹，譬如大业六年，杨广召集藩属二十七国开了个峰会，主持人裴矩摇身变成总导演，把峰会硬是弄成了世博会和春晚。当时全国的演艺界明星都麋集洛阳，“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不遗余力地给外宾表演。胡人有生意头脑，上书杨广要求再开个集贸市场，“帝许之”，于是洛阳又成了“广交会”，胡商们赚得盆满钵满。最令外宾满意的是吃饭喝酒都免单，有好事者问，裴矩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就自豪地回答：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作者注：直通“值”）。这个惯例到了大清被慈禧发扬光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了某年被某奥组委继承，凡归属官方新闻中心的外邦记者，均免费就餐。
那次盛会之盛，还有一例可举。为彰显大隋之富饶，连树上都缠了真丝绸缎。有别有用心的外国反隋人士问裴矩的新闻发言人，说我见到贵国衣不蔽体的百姓不少，何不把这绸子给他们做衣服，缠树上干吗？那人惭不能答。以上盛景，花的是大隋的国帑、大隋的民膏，创意，是裴矩的。
裴氏保命秘籍
隋大业元年至大业九年，裴矩几次到张掖、敦煌招商，一时间贸易频仍商贾往来络绎。金发碧眼的白人和通体如墨的黑人都来西域做生意，隋朝GDP大涨。《新唐书》中有载，“矩知帝好远略”，就帮杨广把西域贸易市场开放搞活，经营得繁茂无匹，还时常请胡商到府上做客，把各国山川地理风物服饰都记录下来，出了本《西域图记》，共收入四十四国，可惜散佚。假如传到今天，这将是一本价值连城的史料，裴钜的历史地位很可能超过张骞。
隋朝末年，杨广昏奢愈甚，裴矩“无所诤谏，但悦媚取容而已”。对于这样的裴矩，杨广喜欢得不得了，常跟其他臣子说，我想到啥裴钜提前就帮我做了啥，要不是忠心为国谁能做到呢！裴矩是聪明人，对隋炀帝的了解远胜同僚，因此杨广诛杀敢言的大臣，不谏；杨广南下旅游，不谏、杨广为开疆拓土横征暴敛，不谏——等到李渊起兵，这回裴矩觉得有必要说说了，结果正玩得高兴的杨广根本不听，还派他回京师接见外宾，裴矩多贼啊，称病不去。
为数不多的一次直谏失败，裴矩就此死心，为了避免将来可能的祸端，从此缄口不语，对手下的仆从杂役也和蔼可亲，一点架子没有。然而隋亡之前，这位裴大人还是干了件龌龊事，当时烽烟四起，随驾的御林军军心涣散，每天都有逃跑的。裴矩就怂恿杨广把逃难妇女中有姿色者配给骁果（作者注：隋御林军）将士为妻妾为营妓，连尼姑也不放过，为百姓所恨。但是骁果军士抱着美女安下心来，有人问你怀里的美女是哪来的呀，军士皆答：“裴公之惠也”。裴矩这人精，做恶事亦有其明确目的，他以无辜女子为饵，钓得骁果将士的保护，不久宇文化及谋反，大隋旧臣多死，而裴矩毫发无伤。
裴矩保住身价性命的秘籍还有一个，就是不贪。隋炀帝征高丽时，裴矩和他的文友虞世基以及大将军宇文述把持朝政，由于皇上在辽东，官吏们没了约束，变节的变节，贪贿的贪贿，只有裴矩洁身自好，没留下案底。我想他这么廉洁的原因倒不是为了大隋，而是深知金银烫手，钱固然能通神，却也通向身败名裂。裴矩毕竟是文人，除了保命，他对身后名还是在乎的。
阻止唐太宗“钓鱼”
窦建德兵败，裴矩与魏徴一起把山东献唐，踏上他在大唐的仕途。
唐朝初立，这段时间裴矩用来观察朝廷风向，不动声色尽心办差，颇得李渊推重。他和魏徴、王珪同为太子李建成门下，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两家被李世民杀了个干净，魏徴王珪裴矩被这位所谓的千古明君罗致帐下。人事练达的裴矩又是安然无恙。
君观察臣，臣观察君，当裴矩发现李世民和杨广根本是两种人后，即对自己的为官之道做出泾渭分明的调整。李世民抢过李渊的龙椅后，唯恐重蹈隋王朝主奢臣贿的败国覆辙，想来一次肃贪严打行动。这位明君想了个暗办法，派人把一匹上好的锦帛送给一个管城门的刑部小官，假托有事求这官开方便之门。后者收了礼，李世民的秘密警察抓了个现行，准备择日处死。
裴矩听说了，就面君直谏，说此人收受贿赂按罪当诛，不过按大唐律行贿的受贿的应视为同罪问斩。李世民连忙解释，行贿的人是我派去试探他的，你想宰了我吗？裴矩闻言又说，这回就是直斥君非了：既然皇上是试探他的，也就是说有点构陷的意思了，这不厚道，让这糊涂小官死于一次试验，有点……缺德。这一小小不言的历史事件如今还时有发生，韩寒同学曾写了一系列博客，说有上海闵行区一车主路遇求助，上车的人说自己的孩子遭遇车祸，想搭车赶去出事地点。车主好心，载上路人疾驶而去，到了目的地，不见车祸的孩子，却看见几个大盖帽汹涌而至，以黑车运营之罪名扣车罚款。这种创收手段如今被称为“倒钩”或者“钓鱼”。
李世民觉得裴矩说得有理，就把那倒霉的司门令史放了。完事了还召集群臣，当众表扬裴矩并顺便教育臣子，“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武德九年，军粮税赋压得百姓不得喘息，御史孙伏伽弹劾时任民部尚书的裴矩，言辞激烈，一点面子不留，“苟钓虚名，不知救恤百姓”，直接促成了唐朝的税法变革，原来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人口为单位征收，百姓的日子好过了许多。孙伏伽有魏徴之风，有忠臣能臣之名，不大可能冤枉裴矩，那么从这件事可以让后人略窥裴矩当官哲学之一斑：谁给他官做，他就对谁负责。至于屁民，不在他考虑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