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更加酷似的，是两个人都刚愎自用，不听人劝，绝不认错。隋炀帝在发生兵变，自己已经落入叛军之手的时候，还强词夺理，嘴巴上绝不认输，直到被绞死为止。乾隆则比隋炀帝幸运得多，他的家底要厚一些，虽然每次南巡，都劳民伤财，民怨沸腾，但是直到乾隆退位，还未到民穷财尽的程度，所以没有造成大乱。白莲教在各地的大起义，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乾隆对于劝阻他到处巡游的意见一点也听不进，谁劝谁倒霉。他第四次南巡到达杭州，居然不顾体面，在深夜里换上便服登岸寻花问柳。皇后哭劝，被他一怒之下遣回北京，最后抑郁而死。最不像话的是在第六次南巡之后，大臣尹会一上奏章说：江南一带“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大动肝火，下旨质问尹会一：“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他用这种横蛮无理的话来堵大臣们的嘴，实在是无赖之至。尹会一无法回答这种诘问，最后被判充军。善于应对的纪晓岚是乾隆的宠臣，平时很受尊重，只因为在规劝乾隆的时候说了一句“东南财力竭矣”的话，也被骂得狗血淋头。乾隆第六次南巡归来，已经74岁，大概是自己觉得精力不济，以后才没有再提南巡之事。如果不是他自己放弃，当时谁也不敢劝阻。
乾隆和隋炀帝一生的境遇，他们的性格、生活和工作作风，可以说是大致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最后的结局而已。两个人都是败家子，都是任意妄为，把祖上所积累的财富（实际上是老百姓的血汗）毫不吝惜地加以挥霍。只不过是隋炀帝已经挥霍完了，矛盾过分激化，引发一场大乱，他本人因此丧生；乾隆家底更厚，矛盾还没有达到引爆点，由嘉庆来进行抢救，才使得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乾隆的反贪污是看人说话
根据史书记载，乾隆对于贪官的处理比康熙、雍正两朝更为严厉。乾隆十四年（1749），这位39岁的皇帝因见贪官太多，大动肝火，曾经说过：“此等劣员（贪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 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因而力主多杀，快杀。终乾隆一朝，二品以上的大贪官被杀头的就有30人之多。
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 已经开始当权，乾隆对于贪污案件的处理，还很严厉。当时甘肃全省官员互相通气，私分公款，“竟无一人洁己奉公”，“竟无一人举发陈奏”。这使得乾隆大发脾气，他惊呼“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外省官官相护，牢不可破”。于是大动干戈，对总督勒尔谨赐死，其余贪官被绞死被杀头的共达47人。
乾隆似乎也懂得有许多民变是由贪官污吏所激成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台湾林爽文起义被镇压下去。闽浙总督李侍尧为死于战事的知府孙景燧等五个官员请求抚恤，乾隆非但不准，还严厉地指出：“若平日贪污，肆行剥削，以致众怨沸腾，激而生变。此等劣员，设其身尚在，必当明正刑诛，岂可因其被贼戕害，俾得滥邀恤典！”后来乾隆还下旨查抄了这些官员的家产。
要说乾隆是真心反贪污，那又不然。对于和 ，对于一些他所喜欢的督抚高官，他又百般回护。他还三番五次委托和 去查办重大贪污案件。有一次，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贪赃营私，乾隆命和 与都御史刘墉同往查办，钱沣也随同前去。和 多次接受国泰的贿赂，所以暗中袒护国泰，随时通风报信。在查库时，他只抽查一下国泰事先准备好的几封银两，就想草草收兵。钱沣不答应，力主暂时封库，再作彻查，结果查出了不少弄虚作假的证据。国泰的罪行虽然暴露了，受到处理，包庇他的和 却安然无事，照样升官，照样受赏，照样管理户部，掌握国家财权。又有一次，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说是各省库存空虚，和 狡辩说不会如此。于是和 派自己的爪牙侍郎庆成陪尹壮图到各省去检查。庆成每到一省，先派人通风报信，等到对方作好了准备，才去查库。这样检查，自然查不出毛病来。最后，尹壮图反因奏报不实而受到处分。此后，不论和 如何横行，文武百官都不敢说半个不字。大家心中有数，皇帝是铁了心要保和 ，任何人都扳不倒他，御史的弹劾都是枉然。这正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特色，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谓惩治贪污，不过是皇帝要想打击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一种手段。对于他所喜欢的人，则不惜保护到底。
和的家是皇帝的小金库
乾隆所喜欢的臣僚当然不止和 一人，但他对和却特别宠爱。和 结党营私的事情已经暴露多次，他都不加追究，听其蒙混过关，这是为什么？原来其中有个很大的秘密，可以用一句话来揭穿，那就是：和 的家是皇帝的小金库。
本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全国的财富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他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没有人管得了他。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皇帝要对全国实现有效统治，还得要依靠皇亲国戚、文武百官，有时候还得对各方面的意见应付一下，迁就一下，很难做到真正的一人做主，独断专行。在清王朝，既有一批坐食俸禄的满臣，又有许多手握实权的汉臣。皇帝要办一件事，满臣首先要考虑此事合不合祖宗成法，如果觉得不合，就会 嗦嗦地劝阻；有些忠心耿耿的汉臣，也会议论此事是否有利于江山社稷，如果认为不利，也会冒着风险来进谏。这样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皇帝经常觉得耳根不得清净。而且，皇帝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礼仪的限制，行动上没有一点自由，未免苦闷。历代皇帝每每宠信一些太监、佞臣，引为心腹，大都是希望他们能为自己充当耳目、出出主意，办一些不便公开的事情，例如微服离宫外出，寻欢作乐。
乾隆多次“南巡”，这对他本人来说，能够暂时脱离宫廷的约束，去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并且纵情游乐一番，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若开支太大，就会召来不少的非议，还会有人苦苦劝阻，想来令人心烦。要想方便，最好是在户部之外另设一个“小金库”，不办任何手续，随时可以开支。当然，什么“小金库” ，什么不经过财政收支系统，进行“体外循环” ，这都是现代人用的词语，古时候绝不会有。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古今都有，虽然说法不同，其事情的实质是一样的。例如古人称为“致仕”，今人称为“退休”；古人称为“兴讼”，今人称为“起诉”。在这样的情况下，借用今人的词语来说明古人的事，理解起来就可能要真切得多。
如果乾隆是个大老粗，遇事蛮干，不顾后果，不怕背骂名，不怕当暴君，那他就可以逼着户部拿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瞻前顾后。但他已经成了醉心于汉文化的满人皇帝，又略有一点文才，很想当个“圣君”，所以凡做一事，都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要能够赢得当时的实惠，二是要能赢得身后的虚名。最好是名利双收，因此才逐渐打起“小金库”、“体外循环”这些馊主意来。
一件事情，总是因为有此需要而产生。产生之后，又经过多次操作，才会逐渐成熟。乾隆晚年依靠“小金库”进行“体外循环”，也是如此。清代官员们送钱给朝廷的事，从来就有。这种行为可以叫做“贡献”，也可以称为“报效”，基本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罚金性质，即官员们犯了错误，要想免除处分，主动捐钱补过。错误犯得小，可以“罚俸”了事（即扣发某一段时间的工资或奖金）。错误犯得大，就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赎罪。说得难听一点，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贿赂行为，不过行贿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朝廷，这笔收入当然是上缴国家财政。另一种是献金性质，即官员们本身无任何过错，而是在国家操办红白喜事，或者兴建什么大工程的时候，自愿贡献一点力量，表现自己的忠心。官员们的报效，随时都有。如果是在平时，自然一律上缴国家财政（上缴户部），不存在什么“小金库”的问题。但在乾隆南巡之时，官员们前来见驾，并且有所报效，这些钱是否一律上缴国家财政，就有伸缩余地。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上缴的，后来觉得就地收支，手续更为方便，前来要求报效的官员们既然当面向皇帝奏明，他的人情不会被埋没，你们办事的人是否把这笔钱上缴户部，他就不必担心了。狡猾如狐狸的和 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不通过户部的收支数字越来越大，这种不合法的“小金库”制度也就逐渐形成。通过国家财政系统的收支（可以称为第一渠道），自然斑斑可考，有案可查；但是通过宠臣和 经手的收支（可以称为第二渠道），也就黑幕重重，谁也说不清楚了。和 既管吏部，手握用人之权；又管户部，手握用钱之权，就可以擅权纳贿，卖官鬻爵，不尽财源滚滚来。因为第二渠道的收支缺少合法手续，查不清，道不明，即使有些谣传，只要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查，不办，拖过一段时间，也就烟消云散。
皇帝用钱取自“小金库”的办法对乾隆十分有利。一切贿赂，一切“贡献”，都由和 去收；需要用钱的地方，都由和 去付，收支都由和 去操办，他只坐享其成。出了漏子，他可查可不查。他认为需要查的，查出了问题，是他这个皇帝英明；他不想查的，可以装聋作哑，一拖了事。真正出了难以掩盖的事，自有和 与和 的走狗担当，做皇帝的，最多只算“失察”、“受蒙蔽”而已。
和也乐于当这个“小金库”（其实不小，常常比国家的大金库还要大）的“大总管”，只有这样，他才有“中饱”的机会。他和 文无真才实学，武无汗马功劳，凭什么能爬到军机大臣与文华殿大学士的地位，能够位极人臣。他靠的是吹牛拍马，阿谀逢迎，始终忠心耿耿地为乾隆卖力。他平生事业只有一个斗大的“贪”字。靠着这个“贪”字，他能让乾隆始终活得舒舒服服，也使自己的家财不断地膨胀起来。
在和 的身后，其实还有一个“大贪”存在———那就是乾隆。和 是只贪利，不贪名，只要有利可图，名声再坏他也满不在乎。乾隆这个“大贪”比他更高一等，不仅贪利，而且贪名。贪利，是为赢得当时的尽情享受；贪名，是为骗取身后“圣君”的美名。这就是乾隆始终包庇和 ，一直包庇到自己离开人世的那一刻为止的真正原因。这也是乾隆一死，嘉庆就迫不及待地立刻对和 动手的真正原因。
和跌倒，嘉庆吃饱
清代乾隆晚期，在乾隆的默许之下，由和 进行操作，经过20年的经营，织成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网络遍布全国的贪污网，结党营私，专权误国。对于这个贪污网，不仅文武百官不敢触动，连一些皇子也不敢招惹。因为和受到乾隆的特殊宠信，那些皇子们要想继承帝位，都希望和 能在乾隆面前帮着说几句好话，谁若得罪和 ，等于毁掉了自己的前程。1796年，乾隆传位给嘉庆，自己当了太上皇。这位太上皇并不放权，宠臣和 还是照样当他的军机大臣、大学士，专权如故。嘉庆虽然明知和 罪恶滔天，还是小心翼翼，丝毫不敢得罪他，惟恐得罪了他，就会变生肘腋，招来不测之祸。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年已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嘉庆在当天发布的哀诏中，仍不动声色，把和 的名字列于诸王之下群臣之上，委办丧事。第二天他就把和 撤职查办，接着就是赐令自尽，大举抄家，公布他的20条大罪，对其子额驸丰绅殷德夺爵，对其死党户部尚书福长安等人杀头。嘉庆公布的这份罪状显然是在避重就轻，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一些问题来。
朕（嘉庆自称）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 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泄漏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
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 ，伊竟骑马直进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
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
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