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声树（1909-1989），号梧梓，河南邓州人，中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词典编纂专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他以博古通今而著称，他在音韵、训诂、语法、方言、词典编纂等各个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曾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昌黎方言志》，编录《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与他人合著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汉语音韵讲义》等。
1909年3月3日，丁声树生于河南省邓县（今邓州市）。8岁时，他入邓县丁家营村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纲鉴总论之类书籍。
1920年考入新开办的邓县乙种商业学校（相当于高级小学）。1926年秋，丁声树初中毕业后，千里迢迢到了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32年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任助理员、编辑员、副研究员。
1944-1948年曾赴美考察，参加过美国语言学会，兼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部研究员、耶鲁大学研究院语言学部研究员。
1950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院士）、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还兼任过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组长、《中国语文》杂志主编、《语言研究》杂志编委等。
丁声树大学毕业，经北京大学教授推荐，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丁声树他努力探索，深入钻研，以广博的学问、过人的见识、严谨的作风，在语言科学领域不断地攀登高峰，在汉语训诂、音韵、语法、方言、词典编纂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训诂研究
他的学术生涯就是从训诂学入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基本上是致力于古汉语中典型字词的研究，发表过十多篇论文。这些论文，通过个别字词用法研究，对古汉语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概括而深刻的阐述。古今结合，融会贯通，以新颖的思路，科学的方法，开创了训诂学研究的一代新风。
1934年1月，他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释否定词‘弗’‘不’》。“弗”与“不”是古汉语中常见而意义又很相近的两个否定词，其意义和用法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些人对它们做过研究。有的说它们相同，有的认为它们有区别，但到底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又说不清楚。东汉何休、清人段玉裁从语气上说它们有深浅重轻曲直之别，令人难以捉摸。丁声树详细分析“弗”“不”二字在《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国语》、《墨子》、《论语》、《孟子》等先秦典籍中的用法，列举了170多个例句，充分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弗’字是一个含有‘代名词性的宾语’的否定词，略与‘不之’二字相当；‘不’字则只是一个单纯的否定词”。这篇文章发表后，以其资料丰富、论证科学、见解新颖精辟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丁声树以此文一举成名，当时他只有25岁。
1936年，他发表《诗经“式”字说》，以大量材料，对“式”在《诗经》中的用法做出精当解释，指出在《诗经》中“式”每与“无”对言，“式’者劝令之词，殆若今之言‘应’言‘当’”。此文“抽绎全诗”、“反复推求”，纠正了前人将“式”解释为“用”或指为无义的语助词的说法。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胡适看到此文，大为赞赏。他写信给丁声树说“此文最大贡献在于指出‘式’与‘无’的对列联文”，赞扬“从此入手，真是巨眼，真是读书间得，佩服佩服！”
1938年，丁声树写成《诗卷耳芣苢“采采”说》一文，他通考全部《诗经》以及先秦群经诸子，论证了“三百篇中，外动词不用叠字，凡叠字之在名词上者尽为形容词，则《卷耳》、《芣苢》之‘采采’，其义自当为众盛之貌，不得训为采取。”他从“采采”这一叠词的研究，推及先秦时代只有形容词和不及物动词可以重叠，及物动词不能重叠的规律。严密的论证，精辟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1942年，他写出了名为《论〈诗经〉中的“何”“曷”“胡”》的力作，分析了“何”、“曷”、“胡”三个疑问代词在《诗经》中用法的区别。他论定“曷’字在《诗经》中绝大多数的用法是表‘何时’，而且一律指的是未来的时间”；“胡’字在《诗经》中绝大多数之例都是表‘何故’。何‘、’曷偶然也有这样用的，但很不多见”；“何”的用法则有表示“何物”、“何事”，加在名词前作修饰语，用于“如何”、“如之何”，表示“何处”等。以充分的材料，周密的分析，归纳出三个词的不同用法，结论确当，令人信服。
1943年他写的《“何当”解》，1944年写的《“早晚”与“何当”》等，同前面讲到的文章一样，都是丁声树从事训诂研究的重要论文，对前人的解说有所补充或纠正，为训诂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音韵研究
在音韵研究方面，丁声树做了很多的工作。早在1943年，他写过《“碚”字音读答问》，论证“碚”字在四川当地人读作“倍”是相沿的旧音，而外乡人每读为“培”则是望文之讹误。文章从四川北碚、綦江、犍为等地名中一个字的读音正误，推论语音变化的通例：“盖口耳相传，易存旧读，而望文为音，辄致讹变。”他发表的《说“匼”字音》也同样是贯串古今，解决一个字的读音的佳作。这篇文章不过3000多字，却征引了字书、韵书、训诂著作12种、诗文13家、诗文注音5家、其他书两种，以极为充分的材料，断定“匼”在普通话中应当读kē，而一向被人奉为圭臬的《康熙字典》的注音邬感切（ǎn）“似乎是一个缺乏根据、大有问题的音”。论证鞭辟入里、严谨细密，经得起推敲。1952年，丁声树发表《谈谈语音结构和语音演变规律》一文，以极为通俗易懂的语音构造、对应、演变等音韵学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说明。
1957年和1958年，丁声树写了《汉语音韵讲义》和《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两本音韵专著。前者是他为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讲课编的教材，每章都有习题，最后有总复习大纲；后者是本工具书，收常用字六千左右，按韵母排列，以今音（普通话语音）为纲，注明每字在古音《广韵》系统中的音韵地位。李荣先生评论说：“手册》是《讲义》的基础，《讲义》是《手册》的升华。《汉语音韵讲义》文字精炼，条理清楚。事实是已知的，说法全是新鲜的。《讲义》跟《方言调查字表》对读，可以初步掌握《广韵》系统与北京语音的关系。《手册》有好些本字的考订。考订本字根据古今音变的规律，又充实了古今音变的规律。还有，《手册》的例言是一篇无懈可击的文字。”
方言研究
丁声树在方言调查和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参加过对湖北、四川等地的方言调查，参与编辑《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在语言研究所曾多年担任方言研究组组长，在编制方言调查和研究计划、制定调查表格、进行实地方言调查、编写调查报告、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曾带队调查过张家口一带的方言和昌黎方言，主持编写了《昌黎方言志》。他编写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6年）、《方言调查词汇表》（1958年）等，在实际工作中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根据他和李荣的建议，教育部和语言研究所从1956年起共同举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丁声树率领整个方言组的同志投入了研究班的教学工作。他为这个研究班开设了汉语音韵课程。研究班在培养普通话教学、推广工作的骨干和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人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语法研究
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丁声树一贯主张：“尽量通过语言事实阐明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重要语法现象。”（《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内容提要”“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不可从现成的定义出发，不要简单拿另外一个语言的语法系统硬套到汉语上”（1956年青岛语法座谈会上的发言）。他与吕叔湘、李荣等合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一书，充分注重语言实际，分析细致深入，例句丰富精当，在中国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法高认为这本书可以算作国内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周法高《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该书的“主语、宾语”部分，由丁声树执笔，被朱德熙认为“写得十分精彩”，“把当时语法学界争论得不可开交的主宾语问题分析得十分透辟。看起来很浅显，其实里头包含了丁声树对主宾语问题甚至整个汉语语法问题的深刻见解。就当时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说，他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词典编纂
从1961年开始，丁声树兼任了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职务。他花了两年多的精力做《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的通读定稿工作，后来又主持这本词典的修订和《现代汉语小词典》的编辑定稿工作。他总是亲自搜集资料，制作卡片，核对材料，校改稿样，虚心听取意见，反复审订条目。他一心扑在词典上，加班加点地工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真可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为编辑词典呕心沥血。《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十多年来，印行了100多个印次，发行量达1700多百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李荣说，这部词典“用白话解释白话，突破了前人用文言解释白话的框框，意义分析周到妥帖，虚字用法提要钩玄，可以说是训诂学上一项成就”。词典是集体著作，书的质量如何，与主编的学术水平有极密切的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主编《现代汉语词典》，是对中国辞书事业的重大贡献。
1979年，《现代汉语小词典》的编辑定稿完成以后，丁声树又投入了《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辑筹备工作。他任主编，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制定了编写方针、计划。编写工作尚未开始，又进行了《现代汉语小词典》排印校对工作。在紧张的工作中丁声树病倒了，从此，他不得不离开他从事的词典编辑和其他学术研究工作了。
丁声树在语言学的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并且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在中国语言学界是不多见的。他不愧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全才的语言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