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詹姆斯·雷利处长将一份写着“绝密”的文件提交给大法官过目，那上面果然详细地开列着加尔森的“文物珠宝大盗”的“光辉历程”与所谓“案底”。
“对这一问题，被控方律师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那好，做证继续。”
检控方大律师萨马·哈蒂斯继续就案件审理讯问证人加尔森。
“各位法官、大陪审团，我在‘开庭陈述’中，已经就检方控告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系列案件的案情进行了陈述，检方根据掌握的证据提出，同时涉及三大家族的所谓‘羊皮十诫’，‘西西里宝藏’，‘名画盗案’以及培养并诞生‘天父’，成为这一犯罪组织的最具权威的首领的企图和引发在各大家族之间的争斗的事实。
“所谓‘羊皮十诫’，可以证明是‘我们的荣誉’这一地下组织的‘组织路线’，因为其中具有了成为一个组织的‘纲领’与严格的纪律或者干脆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戒律’，解读他们的纲领和戒律，不能不认为他们是组织严密的地下组织，而且是令人恐怖的地下犯罪组织；所谓‘西西里宝藏’是他们企图扩大犯罪‘生意’，获取大量资金的‘资金路线’；‘名画盗案’，他们盗取《躺着的裸体女人》等行动，暴露了他们的‘行动路线’；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这三大家族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强实力，从而抢夺‘我们的荣誉’的最高领导权，成为犯罪组织至高无上的‘教父的教父’，亦即所谓‘天父’，引发了已如检方陈述的数次大规模的血拼与杀人事件，证明他们具有明确企图并力求实现的‘领导路线’。
“就这些问题的具体案情，下面，我将讯问证人加尔森并由其做证。”然后，萨马·哈蒂斯大律师面对加尔森：
“你是否知道存在‘羊皮十诫’？你只需回答‘是’与‘否’。”
“是。”加尔森回答。
“你自己亲自接触过‘羊皮十诫’吗，如何接触的？”
“我自己亲自接触过‘羊皮十诫’，我曾经按照李蒂安的要求，潜入圣心大教堂‘盗取’了它。”
“你是否亲自参与了寻找‘西西里宝藏’？你只要回答‘是’与‘否’。”
“是。”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
“先后分别由杰米、李蒂安布置的。”
“你实际参与了几次探宝行动？得到什么结果？”
“三次。第一次只是考察，第二次我亲自发现了部分宝藏，但第三次再去却发现宝藏不翼而飞。”
“你是否知道乌奇诺家族盗取名画的事？”
“知道。”
“名画叫什么名字？”
“《躺着的裸体女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是在我刚刚加入李吉特家族的时候，他们要对我进行考验考察，因此安排赖斯带着我一同去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一家珠宝店盗取珠宝，却正巧发现乌奇诺家族的外号叫作‘快手怪兽’的迪米耶罗正潜入地下室盗取《躺着的裸体女人》。”
“我有疑问！”乌奇诺家族聘请的大律师史蒂芬森插言道：
“法官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委托人询问证人。”
“同意。”
“证人！你当时见到了迪米耶罗了吗？”
“见到了。”
“他在干什么？”
“他正将手伸向《躺着的裸体女人》这幅画。”
“那你在做什么，做了什么？”
“我……”
加尔森一下子明白了，大律师史蒂芬森想抓住自己的把柄，开始反击，试图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扭转开庭以来他们所一直处于的被动局面。
“请你马上如实回答，不要耽搁！”大律师史蒂芬森步步紧逼。
“这个问题与本案的审理有关吗？法官先生，我可以不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吗？”
“当然有关，是涉及证人本身的重要问题，法官先生，请求你指示证人立即回答。”
“请求有效。证人加尔森，请你如实回答。”
“我当时为了保证名画不被盗走，上前用刀砍断了迪米耶罗的一只右手，是那只伸向名画的手！当时，我已经看到了赖斯去伸手掏枪！”
“法官先生，检方证人没有向您说实话。他被带着去珠宝店的目的是什么？是赖斯要当场考验考察他作为一名新的家族成员的胆量与能力，甚至还要看看他作为‘文物珠宝大盗’的实际专业能力。那么，不管是他要当场盗取珠宝也好，还是发现新的情况，砍断迪米耶罗的右手也好，目的都只有一个：证明他的胆量和能力，证明批准他加入李吉特家族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没有看错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警方‘卧底’，如果他的任务是调查他们所谓的地下犯罪组织的犯罪行为与犯罪活动，形成证据，那他本人怎么可以亲自参加犯罪行动并亲自做出伤害人的身体，有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犯罪行为’？这是违反我国宪法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保护的原则的，违反刑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是对我的委托人的身体的伤害与生命安全的威胁。他的所作所为，本身就是一种犯法犯罪行为，本应予以惩处，怎么能充当本案的证人，怎么不是‘污点证人’，他所提供的证言如何能够采信？”
史蒂芬森大律师的这番话又像往平静的池塘中扔进的一枚石子，激起了阵阵漪涟。
“法官先生，史蒂芬森律师这样来解释我的证人的行为显然是不公正的，是对法律的曲解，也是对我们实行的‘卧底证人制度’的一种歪曲，甚至犯了一般公众都完全能够理解的常识性的错误。”检控方律师萨马·哈蒂斯针锋相对：
“加尔森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探员，承担了调查隐藏得很深隐蔽性非常强的有组织犯罪的组织与活动的艰巨任务，他必须做的是，秘密地参加到‘我们的荣誉’这一组织当中，不仅要不被发现，而且要取得信任。为此，他必须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将自己完全作为犯罪组织中的一员。加尔森作为卧底证人虽然加入了犯罪群体，但其加入的目的就是为了掌握犯罪证据、揭露犯罪，从而维护国家与公众的根本利益、重大利益，因此，他不能因小失大，而必须遵循‘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
“卧底证人加入了犯罪群体，而且为了取得犯罪群体成员的信任，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按照该群体的指示参与他们的犯罪活动。但他参与犯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第一手的犯罪证据，以揭露犯罪，而不具有犯罪故意。甚至他们在参与犯罪活动时会自觉地降低社会危害性或尽可能地避免社会危害结果的发生。
“当然，加尔森要达到联邦调查局派他卧底与他要能够当好卧底证人的目的，掌握比一般证人更全面、更准确、更详细的犯罪证据的链条，就要按照‘我们的荣誉’的所谓规则通过他们的考验。具体就本案来讲，就加尔森来讲，他就必须跟随赖斯来到珠宝店参与盗宝行动，并尽可能地在盗宝行动中表现出自己作为一名‘文物珠宝大盗’的专业水平，作为‘李吉特家族’中刚刚加入的一员的果断勇敢，与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合格’。但是，却在这里偶然遇到了迪米耶罗，加尔森与赖斯已不可能按照原定计划行动了。正在此时，迪米耶罗伸手去盗取《躺着的裸体女人》这幅法国大画家库贝尔的名画，而这幅名画，加尔森清楚，它已消失了50年！当加尔森看到赖斯伸手去掏枪，那后果我想加尔森当然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也知道，他当然要表现出他的机智果断，当然要显示他的能力和胆量，这是他打入李吉特家族并站住脚的前提。但是，不能让名画在自己眼前被人盗走，不能让将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展出的名画再次消失，也不能看着赖斯枪击迪米耶罗尔有可能令其做赖斯的枪下鬼，却是他作为一名警员，在那种突如其来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也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的选择，在特殊情况下，国家都要做出重大牺牲，换取更大利益，作为一位警员，一个美国公民，他也要做出自己的牺牲，甚至危及自身的安全，扭曲自己平时所持的价值取向，承担名誉受损的损失，来换取国家社会公众更大的利益。这也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的，‘甚至他们在参与犯罪活动时会自觉地降低社会危害性或尽可能地避免社会危害结果的发生。’
“法官先生，我对被控方律师对我的证人提出的质疑，我为我的证人进行的辩述完了，希望能够吸收我的意见。”
大法官没有马上表态。他先向大陪审团对美国的卧底证人制度的相关法律与规定作了简要的解释，目的是使他们了解对刚才双方的律师争论的焦点，成文的制度和规定是怎么说的，以免被双方律师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左右。他见大陪审团的陪审员们都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便说道：
“我吸收检控方律师的意见，加尔森可以往下继续做证。被控方律师也可以就其它问题询问证人。”
“请允许我继续询问证人。”史蒂芬森接着质询：
“证人加尔森，作为一名警员，你为何没有及时制止你所认为的并且由你来提供证据的李吉特、李蒂安以及其他家族的犯罪行动？”还没有等加尔森回答，史蒂芬森就又冲着法庭里的所有人大声说道：
“并非卧底警员就一定是合格的警员，合格的证人。据我了解，现在在洛杉矶，警方正在通缉抓捕一名走私大毒枭，而这名走私大毒枭，正是曾经卧底于毒品走私集团的一名探员。”史蒂芬森的话，又引来议论纷纷。
“我反对，被控方律师讲的话与本案无关！”
“怎么无关？我向证人提出的问题与我现在举出的这一例证，恰恰是与本案有紧密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请法官允许我继续。”
“继续。”
“他为何不能制止他所说的犯罪行动，恰恰证明他与我刚才说的那名卧底警员一样，不但不阻止，而且推波助澜！尤其是加尔森被迅速提拔，当上李蒂安家族的军师‘参谋’后，至少是参与策划李蒂安家族的活动，他有能力策划，也有机会制止所谓的犯罪，但是事实证明他没有这样做，没有制止，才发生了家族之间的许多摩擦事件。”
“这个问题，我想请加尔森自己先回答，然后再请詹姆斯·雷利补充。”检控方萨马·哈蒂斯律师答复。
“作为一个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水准的探员，我所在的联邦调查局与我本人的任务，都是与犯罪个人与犯罪组织做斗争。很不幸与无奈的是，作为一名必须隐身于犯罪组织中的警方卧底，我确实知道了许多犯罪行动的策划、组织与实施，而且有些就出现在眼皮子底下，亲眼目睹。但是我却不能由我个人来采取什么行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常识，我一旦采取行动，可能被称为‘孤胆英雄’，但却会立即暴露身份，那么，我们成系统地掌握犯罪组织的罪行记录，掌握他们的组织、人员、行动方式、隐藏地点等等情报，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或者彻底捣毁的计划就会因为我本人的‘鲁莽’的行动落空，为卧底行动而使用的国会拨款与纳税人的钱，也会打水漂。现在毕竟已不是除暴安良的‘罗宾汉’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再者，当我得知他们的一些行动计划时，我也曾秘密地向局里报告，并提出我个人能采取的行动的建议，提请上级出动警力阻止或者结束犯罪活动。但是我的上司数次指示，我的任务不是针对具体的犯罪行为与个案，而是家族组织的整个的全面的犯罪过程来取得证据。我还为此受到过上级的‘警告’！”
加尔森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明显地带着痛苦与无奈的表情，看得出，旁听席上的人们也能理解甚至同情他的“遭遇”。
“我只想举三个例证，来说明我曾经采取的补救措施，自觉地降低社会危害性。
“在我第三次来到西西里的陶尔迷，潜入海底寻找西西里宝藏的时候，曾经遇到过‘水鬼’，并将其逮捕交给国际刑警组织。当时我用海事卫星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打了个秘密电话，秘密汇报了自己搜寻宝藏的情况。告诉他们找到了一处，但没有来得及再查找下去。联邦调查局中我的上司指示我赶快撤离，以免打草惊蛇发生意外。同时，我请他们联系在意大利的国际刑警，将被我抓住的人带走。
“乌奇诺向哥伦比亚走私武器并同时进口毒品的情报和他暗地里与逃亡到哥伦比亚的前意大利‘红色旅’领导人联系的情报，就是我秘密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这就是当我陪同李蒂安向参议员卡尔与比昂分别透露这一情报后，甚至还未等两位参议员走完‘例行程序’，警方就以不同寻常的快速行动截获走私武器与毒品，在乌奇诺秘密接待以游客身份进入美国的哥伦比亚毒贩和‘红色旅’流亡领导人时，将乌奇诺当场抓获，并投入监狱的原因。
“在‘万圣之夜’，当正在‘云端’大厦顶层大会议室内搞庆祝活动的李蒂安家族的成员突然遭到安蒂略家族的参谋乔治派来的直升飞机袭击时，一片混乱中，我悄悄跑到会议室外，立即向局里报告并打破常规同时向纽约警方报告，使他们立即发布了封闭纽约机场，封闭纽约上空的命令，并得以立即派出空军战机控制了局面。”加尔森在法庭上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话，他觉得好像比他当卧底时说过的所有的话加在一起还多，但是，加尔森仍然担心自己没说清楚或者法官，尤其是大陪审团没有听清楚，但是已经很无奈。
“我的回答完毕。”加尔森最后说到。
其实，人们看出加尔森意犹未尽。
“下面，我再请詹姆斯·雷利补充。”萨马·哈蒂斯律师又说。
“我能代表联邦调查局与‘鼹鼠行动小组’证明加尔森所说属实。我带来了我们局里录制的一盘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加尔森用电话包括海事电话或者手机向局里报告的情况。”詹姆斯·雷利向法官与大陪审团呈交了录音带，经过他们的批准，当庭播放了录音带上的内容。
录音带在录音机上“沙沙”地走了一会儿，出现了加尔森的声音……
“作为要打击犯罪，特别是要重点打击的你们所谓犯罪组织头目的警官，你为何要保护杰米，救治李吉特？你这不是在保护你们所认为的罪犯中的主犯？”乌奇诺家族与乌奇诺·娜莲家族聘请的大律师史蒂芬森咄咄逼人地追问。
“我确实在杰米受到乌奇诺家族的‘快手怪兽’迪米耶罗行刺杰米与赖斯时候保护了杰米，在李吉特为他的亡妻娜达莉茜扫墓而受到枪击时将他送到医院，这是事实，但那也正是我还在秘密调查杰米与李吉特作为家族的大老板和二老板犯罪或者策划组织犯罪的证据时所作出的对他们的‘保护’与‘救助’行为，那时他们的罪证还未被完整收集与揭露，他们甚至还未被列入警方提请检察官批准实施抓捕的‘犯罪嫌疑人’，按照美国的‘无罪推定’原则，那时他们还只能被视作‘合法公民’，面对伤及公民人身安全的刺杀行为，无论是作为伪装成的‘家族成员’，还是作为秘密‘卧底’的警员，我当然应当保护他们，那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宪法授予的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继续调查他们的罪证，即便是已经认定他们是罪犯，也不能允许杀手动用‘私刑’，任何人都不能在未经司法部门刑讯审判的情况下非法剥夺公民的生命！我对他们的保护，并非是保护犯罪或者犯罪分子，而是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利！”加尔森回答。
“控辩双方对本案的证人加尔森还有何问题？”主审大法官范伊率问道。
法庭上已是沉默。
“我宣布今天对本案的审理暂时结束，择日继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