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没有声音。
女王又敲门，声音平和了一些：“我是维多利亚。”
里面仍是悄然无声。
最后女王柔情地说：“亲爱的，开门，我是你的妻子呀。”
门悄声地开了。
女王在工作中，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但是在生活中，对于丈夫来说，她是地位平等的妻子。如果她总是把一国之主的架势拿到家里来，恐怕没有哪个人愿意做她的丈夫了。
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双重角色，即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又都不仅仅有一个社会角色或一个家庭角色。这很好理解，比如一个人在家里是父亲，在单位是经理，在父亲眼里是儿子，在儿子眼里又是父亲……因此，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下，我们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个人都是多个角色的立体组合。
正因为人必须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因而不同的人才会对我们形成不同的印象。比如，有一位刘教授，在学生们眼里，他的形象是热情友善、关心学生、平易近人、有魅力、睿智。但是，刘教授的同行对他却有不同的印象。虽然他们也认为他睿智，但同时也觉得他有咄咄逼人、挑剔、强硬、爱争论、刻薄的一面。
那么，究竟谁的印象才是正确的呢？
实际情况是，这两种印象都是正确的。学生们只看到了刘教授作为老师的一面——他是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对学生表现出了诲人不倦的关爱。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同行，为了追求真理，经常和同事们就某些观点进行争论，对同事的观点提出质疑并且进行辩论，这就容易表现出咄咄逼人、毫不留情的一面来。而这一面就是刘教授同事们所看到的。
既然人不可避免地有多个角色，那么也就存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问题。从一个场合换到另一个场合，我们的角色也要做出相应的转换。如果转换不顺畅、或者拒绝转换，就会让我们遇上麻烦。
比如一名职员，在工作中也会担当不同的角色。在上司面前他扮演部下的角色，在部下面前又要扮演上司的角色；在同事面前又是一个平等的伙伴，而在垂询者面前他又必须成为一个精通业务的专家。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复杂的情境之间自如地转换自己的角色，可能会陷入麻烦的、尴尬的境地。有时候，角色转换是有一定困难的。
比如在既有上级又有下级的场合中，由于无法同时做出下级和上级的角色行为，此时的言行就容易出错。再比如一个人正以一个服务人员的身份接待一位前来咨询的顾客，突然他的部属也来了，而这位部属和这个顾客是好朋友，这种情况会让他感到比较尴尬而难以应付。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在需要的时候自如地转化自己的角色，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会感到不自在。所以，为了使日常的人际关系更为融洽，这种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即敏锐地观察出我们在各种情境下，应扮演什么角色，并做出相应的角色行为，来应付各种场合与各种事件。
路径依赖规律
战国时期，齐桓公养了一批强悍精良的骏马，无论是征战、游猎时的胯下坐骑，还是辎重、农事上的役用，都从这些马里挑选。
有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马棚视察养马的情况。他一见养马人就关心地询问：“马棚里的大小诸事，你觉得哪一件事最难？”
养马人一时没有回答出来，管仲抢前一步代为答道：“从前我也当过马夫，依我之见，编排用于拴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为什么呢？因为在编栅栏时所用的木料往往曲直混杂。我们若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极其重要。因此，如果我们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就得顺势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像这样曲木之后再加曲木，笔直的木料就难以启用。反之，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然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用不上了。”
管仲虽然说的是编栅栏建马棚的事，但其用意是用编栅栏选料的道理来开述治理国家和用人的道理：如果从一开始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么后来只能是将错就错，而很难纠正过来。
管仲的确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寥寥数语之中，就揭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路径依赖的社会规律：人们一旦做了某种选择，这种选择会自我加强，有一个内在的互补性的东西在强化它，一直强化到被认为它是最有效率、最完美的一种选择。这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不能轻易走出去。
科学家曾经进行过这样一个试验，来证明这一规律。
实验者将4只猴子关在一个密闭房间里，每天喂食很少食物，让猴子饿得吱吱叫。几天后，实验者在房间上面的小洞放下一串香蕉，一只饿得头昏眼花的大猴子一个箭步冲向前，可是当它还没拿到香蕉时，就被预设机关所泼出的滚烫热水烫得全身是伤。当后面3只猴子依次爬上去拿香蕉时，一样被热水烫伤。于是众猴只好望香蕉而兴叹。
几天后，实验者换进一只新猴子进入房内，当新猴子肚子饿得也想尝试爬上去吃香蕉时，立刻被其他3只老猴子制止，并告知其有危险，千万不可尝试。实验者再换一只猴子进入，当这只新猴子想吃香蕉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次不仅剩下的2只老猴子制止它，连没被烫过的半新猴子也极力阻止它。
实验继续，当所有猴子都已换新之后，没有一只猴子曾经被烫过，上头的热水机关也取消了，香蕉唾手可得，却没猴子敢前去享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似乎与此无关的问题。我们说似乎是因为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实际上就蕴藏着上面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是：大家知道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1435毫米，但是这个标准从何而来呢？
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1435毫米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因为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1435毫米，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被英国的老路撞坏。
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其军队所铺设的，而1435、毫米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罗马人以1435毫米为战车的轮距宽度的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现代铁轨的宽度，一系列的演进过程，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路径依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路径依赖”这个名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戴维在1975年提出的。他说：“一旦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他们会不断地投入各种资源，不管投入的是人力、物力、财力还是时间。
在做出下一个选择时，都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到这些前期的投入，不管它还能不能收回，是否真的还有价值。如果哪天人们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再适合自己、没有价值时，前期的投入就像万能胶一样，把我们粘在原来的道路上，无法做出新的选择，而且投入越大，把我们粘得越紧。
传播扭曲定律
古时候有这样一个关于流言的故事：
据说，春秋时代的宋国，地处中原腹地，经常干旱少雨，农民种植的作物，主要靠井水浇灌。当时有一户姓丁的农家，地里没有水井，浇起地来全靠马拉驴驮，从很远的河里取水，所以经常要派一个人住在地头用茅草搭的窝棚里，一天到晚专门干这种提水、运水和浇地的农活。后来丁氏与家人商议之后，决定打一口水井来解决灌溉难题。
丁氏一家人起早摸黑，辛辛苦苦干了半个多月把水井打成了。取水的那一天，丁氏家的人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逢人就说：“我家里打了一口井，还得了一个人哩！”他的意思是，因为打了一口水井，省了一个人的劳动力。
谁知有人把丁氏打井的事掐头去尾地传了出去，说：“丁家在打井的时候从地底下挖出了一个人！”那知小小的宋国被这耸人听闻的谣传搞得沸沸扬扬，连宋王也被惊动了。宋王想：“假如真是从地底下挖出来了一个活人，那不是神仙便是妖精。”宋王特地派人去问丁氏。经丁氏一解释，才明白其真正含义。
由此可见，流言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第一个人没有去深究到底怎么回事。就凭自己的一时印象传播了出去。如果下一个人也是这样，事情就会越传越邪。
某娱乐节目曾做过这么一个游戏：让几个人站在一排，甲向乙耳语一句话，乙再传给丙，丙传给丁，丁再传给戊，最后，让戊说出是什么事。结果戊说出的话与甲的原话大相径庭，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完全变了样，令观众捧腹大笑。
这个游戏说明了生活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经常会被层层的扭曲。甚至最后面目全非——而且多是夸张、增值而非缩小、减值。这种现象叫做“传播扭曲”。
所谓的流言就往往是“传播扭曲”的结果。流言是人们相互传播的提不出任何可信依据的消息。流言本身并不一定怀有恶意，其不确定性往往是无意讹传所致。但是，有的流言的后果可能很恶劣，比如引起社会混乱或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等等。
流言的特点却是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一直传播到面目全非。在这过程中，有的人根据个人的经验减去一些内容，有的则增加一些内容，而这种加墨润色的形式使流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传播扭曲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口头传播中可能存在不准确性，比如发音的近似造成走样。
再一点，传播的感情色彩造成夸张：传播者如果喜欢一个人，就容易夸张对其有益的信息，若讨厌一个人，就容易夸张对他有害的信息。比如，某名演员因偷漏税而被审查，不喜欢她的人说：“好呀，非判15年不可。”传下去，就有可能成了这个演员“被判了无期”！
还有一个原因是有的人为了寻求刺激或打发无聊而喜欢夸张，爱传播耸人听闻的消息。在传播时，夸张的表情与语言更能刺激别人，以达到更强烈的自我宣泄与自我实现。
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既然我们知道了传播扭曲的危害，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小道消息的干扰，要学会冷静地分析判断问题。这样对人对己都有好处。
社会促退定律
凡是到过日本京碧寺的人，都会见到寺门匾额上的“第一议谛”四个大字。这几个字写得龙飞凤舞，灵韵非凡，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欣赏。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关于这幅字还有一个有趣的来历呢。
据说，大约两百余年前，洪川大师来到京碧寺，寺里的和尚请他写这四个字。洪川大师每写一字，都要精心构思，反复揣摩，真可谓呕心沥血。可是替他磨墨的那位和尚，却是个颇具眼力而又直言不讳的人。因此洪川大师的每一勾一捺，只要有一点点瑕疵，他都会“挑剔”出来。
在洪川大师写了第一幅以后，这位和尚批评道：“这幅写得不好。”
“那这一幅呢？”和尚又摇头说：“更糟，还不如刚才那一幅。”
在一边的香客悄悄地对方丈说：“大师不在状态，会不会是嫌润笔费给得少了呢？”于是方丈就向洪川委婉地提出了增加润笔费。
而洪川本来就是位一丝不苟的人，见此情景，也不说话，耐着性子先后写了84幅“第一议谛”。遗憾的是，没有一幅得到这位和尚的赞许。
最后，在这位“苛刻”的和尚离开后去如厕的空隙间，洪川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在心无所羁的情况下，一挥而就这四个大字。那位和尚从厕所回来一看，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神品！”
为什么洪川大师在开始的时候写不好字，而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却能一气和成呢？这就是社会促退的作用。
一般而言。有旁人在场，往往会产生促进的作用。但是，促进并非总会发生的，有时身边有别人在场，反而会引起我们效率的下降。这种现象叫做“社会促退”。
关于社会促退，心理学家皮森在1933年的实验中进行了证明。他发现，有一个旁观者在场，会减低被试有关记忆工作的效率。其实验是：
划掉报纸上所有的元音字母，编排词的联想表，演算简单的乘除法算术题，反驳他人的哲学观点等。这些作业都要求被试（大学生）在两种情况下去完成：单独一个做和五个人在一起做。
结果发现，除反驳他人哲学观点的复杂作业外，其余几项作业，五个人在一起做都比单独一人做效果更好。
这个实验说明，在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时，身边有人在场，容易发生社会促进。相反，做比较复杂的事情，比如上面实验中的“反驳他人的哲学观点”，有其他人在场，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
心理学家达施尔也提出，有观众在场时，被试即使是做简单的乘法，通常也会出现差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看来社会促进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对于那些做简单工作的人来说，有他人在场，会激发个体竞争的动机，而增强的动机有利于个体加快做事的速度。但如果这项工作对个体来说是新接触的，还很不熟悉，或个体还很难做好，还需要动很多脑筋，这时候，旁人在场会引发动机的增强，从而导致个体的紧张和焦虑，个体更容易表现得手忙脚乱，反而做不好。
比如当一个员工面临难题正苦于无计可施时，如果上司死盯着他不放，他就会感到很大的压力而无法专心工作。在教室里学习时，教室里如果有很多人，乱哄哄的，我们便很难保持高效率的学习。或者我们在背课文或记忆英语单词时，也喜欢一个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背。
因此，只有了解了社会促进和社会促退的原理，管理者在工作中就可以更合理地安排员工的工作。像打印上司交代的文稿、装订材料、核对账目这样的工作，员工已经做得相当熟练了，管理者可以将他们的办公桌和工作台放置在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或让许多人在一起工作，这样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但如果需要完成的是一件技术难度很高的工作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当事人集中精力思考，此时若有他人在场则会妨碍当事人的工作，所以不让他感觉到有人在注视他。才能使其提高工作效率。
因而，一项简单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存在社会性促进的性质。而一项稍微复杂一点的课题，在大家尚未习惯时，可以让其在封闭的环境中单独练习，而当他们可以胜任工作后，就可以让他们在一个公开的环境下共同工作，以发挥社会性促进作用。
社会促进定律
1897年，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观察发现，自行车比赛时，多人同时赛要比一个人单独计时比赛成绩更好。受到这种现象的启发，他做了一个实验，要求儿童绕钓鱼线，越快越好。结果发现，大家一起绕的儿童比单独绕的儿童速度更快。
后来，更多的心理学家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就把他人在场（比赛伙伴或观看者）引起的个体活动中效率相应提高的现象，叫做社会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