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对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领袖相继被杀。魏忠贤又派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周顺昌为官清廉，威望很高，所以他被捕的时候，几万苏州百姓不约而同走上大街为他送行，哭声震动天地。
公差傲慢地喝止道：“谁在替他哀哭！”他们原以为这便能吓住这些文弱的百姓。没想到一向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百姓被激怒了，一拥而上把公差打倒在地，当场打死一名公差，其余负伤之人跳墙逃走，苏州巡抚吓得躲到厕所里才逃脱了。
这种个体在感人场景的感染下，所表现出情感和行为上不同程度的失控的疯狂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社会感染”。
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可以见到。比如观众们在一个剧场里安静地观看表演，突然间浓烟滚滚，大家发现着火了！一下子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有的人猛地冲向安全出口，然后所有的人马上都跟着向出口挤去。结果人多门小，反而都被堵在了门口。这就是社会感染的一个典型的例子。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群众中的社会感染与心理暗示造成的。
还有，在公共场所，我们看到别人起立，自己也会起立；看人家鼓掌，我们也会鼓掌，甚至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情不自禁地打起哈欠来。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认为这起源于人与人的模仿。他的一句名言是：“社会就是模仿，而模仿乃是一种梦游症。”
美国学者爱德华·A·罗斯进一步指出，这其实是刺激与反应一系列递进强化的过程：群众在受到暗示后，就会发生相互影响；在相互影响下，一些荒唐的暗示又更加能鼓动群众，引发某种骚动；而骚动本身再次坚定了群众对暗示的信任。在这样的循环之下，群众趋向于越来越狂热的状态。
这种现象在股市中也会看到。研究股市投机心理的专家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群羊理论”，解释了股民们随大势非理性地买卖证券，造成股市暴涨或暴跌的现象。
就一般情况而言，当刺激发生时，一个人的反应是因为受了他人的刺激，而这个人的反应又构成对他人的刺激，并且这些刺激会变得一次比一次强。在股市大涨时，引起了人们的极度兴奋，股民甲和乙看到丙与丁在大量买进股票，情绪更加亢奋，继续不断买进，而甲和乙的这一些反应又成为对丙与丁的强有力刺激，使丙与丁买得更多，丙与丁的反应反过来又刺激了甲与乙——就这样，彼此循环刺激，使股价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最后引发崩盘。
其实，不光是股市，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因为投机过盛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比如，几百年前荷兰疯狂炒卖郁金香的事件，也遵循这一道理。
引起群众争相仿效的社会感染一般有两种，一是情绪传染，个体自控能力下降，表现出各类过激行为。二是行为传染，动作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当参与者具有共同的态度、兴趣和价值观时，社会传染最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在球场的大环境中，作为松散的无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同仇敌忾的球迷不约而同地跟随他人而行动。
当人们对比赛的进程、比赛的结果或者比赛中的球员、裁判有意见时，不满的情绪被煽起，并迅速扩散，只要有一个人向赛场扔东西，其他球迷也会扔东西，一下子掷抛物会像暴雨般地向下飞去。同样，那些冲动的暴力行为也会迅速引起共鸣，从而引发球场骚乱。
在“社会感染”中。个体感到丧失了个人身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做出与内在的标准不一致、正常情况下绝不会发生的行为。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匿名效应——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才敢这样大胆、妄为。
社会懈怠规律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门瑟·奥尔森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一个集团成员越多，以相同的比例正确地分摊关于集体物品的收益与成本的可能性就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离预期中的最优化水平就越远；而集团规模越大。参与关于开展集体行动进行讨价还价的人数越多，从而讨价还价的成本会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因此，大集团要比小集团更难于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
这个规律解释了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人多反而影响工作积极性，出现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呢？
有句俗话叫做“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但心理学家却发现。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在这样的集体中，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倒有许多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导致了对集体不利、甚至非常有害的结果。
早在1920年，德国心理学黎格曼进行过一项实验，专门探讨团体行为对个人活动效率的影响。
他要求工人尽力拉绳子，并测量拉力。参加者有时独自拉，有时以3人或8人为一组拉。结果是：个体平均拉力为63公斤：3人团体总拉力为160公斤，人均为53公斤；8人团体总拉力为248公斤，人均只有31公斤，只是单人拉时力量的一半。
黎格曼把这种个体在团体中较不卖力的现象称为“社会懈怠”现象。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专家们的解释是：人们可能觉得团体中的别人没有尽力工作，为求公平，于是自己也就减少努力；人们也可能认为个人的努力对团体微不足道，或是团体成绩很少一部分能归于个人，个人的努力难以衡量，与团体绩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所以就降低个人努力，或不能全力以赴。
为了降低“社会懈怠”现象发生的严重程度，国外研究者提出许多增加个体的参与感与责任感的方法。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当工作较困难或具有挑战性，并且个体相信自己对团体有特殊贡献时，“社会懈怠”现象会有所降低。
所以，针对这种现象，在集体工作中，应合理地科学地安排工作，尽量发挥个体的潜能，戒除相互依赖性，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要避免“鸡多不下蛋”的社会浪费，尤其要防止给“南郭先生”之类的人物提供“滥竽充数”的机会。
方法是：一、若在三人之间出现了“收益不对称”，即假设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多，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二、如果三人之间存在着“选择性激励”，即依据业绩、成就所实施的现代绩效考核，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熟人链效应
有这样一个故事，来形容世界之小：一个未过门的女婿准备去拜见丈母娘。他路过一家食品店，看见一条长蛇般的队伍延伸而出，原来是人们在排队购买脱销已久的一种名牌火腿。他忽然想起，“心上人”不是说她妈妈最喜欢用火腿煮汤喝吗？何不买几个，去讨她老人家的欢心呢？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插到了队伍的前边。一位大娘看不惯，批评了他几句。他恼羞成怒，脱口便骂，把那个大娘气得怏快离去。他心里想，反正茫茫人海，谁也不认识谁。
当他提着火腿，敲开“心上人”的家门时，一下子惊呆了，原来开门的正是那位大娘。他这才明白，他刚刚得罪的那位大娘就是他未来的丈母娘！
生活中，我们是否有过类似经历，就是在某一时间、地点，碰上一个绝对想不到会碰上的人？
有时现实生活中就是会发生这样巧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在一个陌生的角落遇到一个陌生的人，闲聊几句后竟然发现彼此居然有一个共同的熟人，此时我们不由感叹：世界真小！
其实，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我们通常以为碰见认识的或者有关联的人，不是那么容易。事实上，这种事情的发生比我们想象的容易得多。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上的“小世界定律”。
美国有人分析，如果随意挑出两个美国人来，例如：罗伯斯和约翰，那么他们相识的可能性只有二十万分之一。但是罗伯斯认识某人，某人又认识另一个人，另一人又认识约翰，这种可能性却要多达一半以上。
长时间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通俗心理学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人只要通过五六站中间关系，就可以属于一个共同的熟人圈。只要我们肯尝试，通过熟人的熟人的熟人的介绍，最多不会超过几站的熟人链，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任何一个人的熟人圈子里的一员。
我们发现，将世界两端毫不相干的人联系起来竟然只需要短短几步。只要抓住几个关键人物，信息就能迅速地大范围传播开来。
毋庸置疑的是，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灵活、开放。现在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使如今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在瞬间传播到任何别的地方，就如从一个村庄的东头传到西头那么迅速。这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取得联系变得空前的容易。
熟人链效应告诉我们，既然人和人这样容易“联系”上，那么我们搭建自己广泛的人脉网，就不是很难的事。当我们拥有一个广泛的人脉网，在生活中、工作中，当然会很容易得到朋友们的帮助。
有人说，在今天的社会里，人脉资源是一种潜在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财富。“30岁前靠专业，30岁后靠人脉”，“永远不要靠自己一人花100％的力量，而要靠100人花每个人1％的力量”。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说明，一个人人脉网越大，他的能量就越大。有一项调查，采访了几百名职业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发现有56％的被调查者是通过个人关系介绍找到工作的，其他20％是通过自己申请求职找到工作的，约18．80％的被调查者是通过猎头公司等渠道找到工作的。可见人脉力量之大。
社会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