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打仗，需要动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以及穿着铠甲的十万军人，还要向千里之外运送物资，才能满足在外征伐大军的作战需要。军队在外作战，必须保证粮草供给、作战物资供应，内外所需费用很高。作战期间，还要派遣使者与相关诸侯国沟通，接待来访各国使者，聘请各种军事人才，治疗大量的伤残将士等，每天要花费千金，才能够解决随战争而来的诸多问题。
孙武说的日费千金，只是在冷兵器时代，步兵骑兵作战是体力活，战争成本还能节省些。现代战争，几乎是日费千万。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与哈佛大学教授琳达·比尔米斯合著的新书《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中，给伊拉克战争算了一笔账，称美军驻军伊拉克每月花费将近120亿美元。美国国会下属无党派研究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也保守估计，要是坚持到2017年，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将花费美国1.2万亿美元至1.7万亿美元。
这样一算，美国不是打不动，而是耗不起。奥巴马2008年竞选时强调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不是因为不想打，是真的不能打了。因而2011年奥巴马宣布伊拉克作战任务结束时，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的数字称，伊战耗资约8060亿美元（由此计算，美国伊战日均费用最少约合16.12亿人民币），奥巴马总统也承认将超过1万亿美元。两者相比，就知道现代战争打的不是武器，也不是志气，而是经济实力。
幸运的是，中国兵法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孙子兵法》就算着经济账去计划作战。几乎所有的古代学者都知道，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国内的供应不足，财物匮乏。他们认识到，战争不仅是攻退进守、生杀掠夺，更多的是两国经济抗衡的你死我活。
培养出理论家韩非子和实践家李斯的荀子，就明确说：“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荀子·富国篇》）富是国力，威是军力，国力是第一位的，军力是第二位的。一个国家要想维持长久和平，两者缺一不可。荀子用“禁暴胜悍”描述国家和军队的使命，也符合现代的宗旨，“禁暴”就是消除内外的隐患，保护和平；“胜悍”就是能够抵制粗暴干涉，维护自立。
历代盛世，皆是既无内忧也无外患。无内忧需要政通人和，无外患需要服膺遐迩。但盛世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积淀出来的。西汉的武宣盛世、唐代的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皆是通过此前两三代国君的殚精竭虑，励精图治，积累起强大的国力，方能支持后起之君消除外患，如汉朝扫除匈奴，唐朝分化突厥，清朝清除噶尔丹等。
最典型的是西汉之初，七国混战，死伤无数；秦立帝制，竭泽而渔；楚汉相争，海内耗空。刘邦、惠帝时期，一直秉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与民休息，致力恢复。到了文帝、景帝时期，更是坚持恭让节俭的政风，不断解除繁苛律令，减轻赋税负担，藏富于民。到武帝时期，百姓富庶，国家丰足。《史记·平准书》描述：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这就是荀子说的“富”。国富方可兵强，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武帝才能与匈奴持续作战，开疆拓土，铸造了汉帝国的强盛。
对积储的重要性容易达成共识，但对如何积储，却又有不同的讨论。对国家而言，财富积累有两种方式。《论语·颜渊》记载的一个小故事，说的正是这件事：
鲁哀公问有若：“国家遭遇饥年，使用不充足，怎么办呢？”有若回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呢？”鲁哀公就说：“收取两成的税，都不够我的花销，怎么可以收取一成呢？”有若回答道：“如果百姓富足，国家自然就有充足的财政来源；相反，如果百姓贫困得很，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富足可言呢？”
有若在这里思考的，正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何者优先？藏富于民，国家不征收过多的杂赋苛税，令百姓富足，财富储藏在百姓的手中。这就需要小政府、大社会与之配套，即政府要把行政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而百姓负担较少的税赋。表面上看，国库相对空虚了些，但低税负、小政府容易激发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工商业的创造力，百姓们富足了，税收就有保证；税收有了保证，国家就日渐富强。
藏富于国，即国家加重税负，充盈国库。表面上看，国家拥有了大量的税赋，但极容易让民间疲敝不堪。政府管得太多，不断强化行政力量，冗官冗员必然导致财税成倍增加，方可勉强维持官员开支。税率过高，创业门槛又设置较多，百姓辛苦劳作，勉强度日；要致富只能偷税漏税，作奸犯科。有国而无民，最终必然打破国与家、官与民的平衡点，导致人心思变，期待革故鼎新。
两相比较，可知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根本差别，不在于钱财所处之地，而在于由此造成的民心变化。可惜学者（不包括官府豢养的学者）多强调藏富于民，而官员（不包括有良心的官员）则希望藏富于国。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明白人看来，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如果君主能与天下人共享天下的利益，就会得到天下；反之，如果君主独享了天下的利益，就会失去天下。《六韬·文韬·文师》很明确地说：天有时运，地有财富，能与天下人共同享受时运、财富，便是仁政。只要仁政所在，百姓才会归向那里。
但可惜的是，多数国君好敛财。梁惠王直白地跟孟子说了真心话：“寡人好色”，“寡人好货”。这或许是古代君主的通病，那就是把国家当成私产。财政成了国君的私人腰包，可以随意支配。顾炎武曾很气愤地说：古人铸造钱币，将它们散布天下，使百姓获得利益，并不是用来给君主私藏的。自古以来，哪里有百姓们穷困财尽，君主却拥有诸多财物，安然处于皇位之上的？这是不知道钱币流通上下的根本，而把它们当作私人物品了。财物都聚集在上位，是国家不祥的征兆。
当年尧禅让给舜时，就告诫舜：四海如果困穷的话，你的统治也就到此为止了。以天下之大养一君，集中在君主手里尚且如此，要是天下财物不是聚集到君主手中，而是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官宦手中，一贪能养，群贪难治，为聚拢钱财横征暴敛，敲骨吸髓，贪污成风，政权的垮倒指日可待。
从兵法角度审视“积储为富”，那就是国家要有备战备荒的能力。从备战的角度来说，当然金银越多越好；从备荒的角度来说，则需要足够的粮食。粮食可以养兵，金银可资制器。
明代的靳学颜就很有战略眼光，他数次给隆庆皇帝上书，讨论理财之道，把选兵、铸钱、积谷看成积储的根本。他主张建立官仓、社仓，银钱与五谷并重，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并重：
其一曰官仓，发官银以籴也。一曰社仓，收民谷以充也。官仓非甚丰岁不能举，社仓虽中岁皆可行。……在官仓者，民有大饥则以振。在民仓者，虽官有大役亦不听贷。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国也。今言财用者，不忧谷之不足，而忧银之不足。夫银实生乱，谷实弭乱。银之不足，而泉货代之；五谷不足，则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宝金玉，而宝五谷。
（《明史·靳学颜传》）
中国历代皆有“重本轻末”的传统，所重的“本”，是农业；所轻的“末”，是商业。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外患固然有之，但其根本动因是政府不能救荒，直接动因是饥民造反。因而在和平时期的积储，既可以是金银和货币，也可以通过贸易弥补物资的不足。但在战争时期，正常的贸易中断，金银不能兑换，货币不能购进战略物资。若无石油、粮食、钢铁及其他物资储备，一旦被封锁，只能举旗纳降，签订城下之盟。因而，当国家疲弱时，必须停战，休养百姓，积蓄国力。若一味强耗，终必难以为继，而引发动荡。
西周的灭亡，半是天灾半是人祸。所谓天灾，就是周幽王时期地震频发，经济损失接连不断。所谓人祸，就是周宣王后期的穷兵黩武，连年征伐，看似获得了不少土地，一振天子威风，但此时的周朝不是旭日初升，而是日暮西山，注入强心针，也只是换来回光返照的一丝假象，挽救不了江河日下的颓势。周幽王即位后，按说应该恢复生产，安顿百姓。尤其是镐京及三川地区接连发生大地震，百姓无以为家，难以为生，本该想办法，让他们好好活下来。但周幽王无视国库空虚反而一味奢侈，无视百姓穷困潦倒反而继续享乐，任用佞巧而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好谀者报喜不报忧，掩盖了内忧外患；好利者层层盘剥，掏空了国库。灾荒加上饥馑，关中百姓流离失所，西戎乘机入侵，周幽王要抵御，军无兵员可征，库无财货为继，只能借助诸侯之力，可惜被他荒唐时点燃烽火戏弄过的诸侯，懒得再上当，身死国亡便是必然结局。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综合国力是何等重要，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战略储备不仅是卫星、导弹，不仅是外汇的数字和金银的储存量，更是粮食的供应能力、战争的持续能力和国家的自给自足能力。
师克在和。历史上的“将相和”的例子实在太少，相反，文武相斗、朝廷党争、君臣猜忌的故事则不胜枚举。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的是处理问题时，各方力量相互协调而形成的最佳状态。《左传·桓公十一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师克在和，不在众。”意思是说，军队的运转是否有效，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根本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军心是否一致。如果军队之中上不爱下，下不敬上，人心各异，左右不能相顾，首尾不能相救，纵使有百万精兵，也不过是乌合之众，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师克在和”既是理论的阐释，也是经验的总结。春秋初年，楚国大夫屈瑕要与贰、轸两国会盟。两国的邻国郧国，认为他们结盟对自己不利，把军队驻扎在蒲骚，又联合随、绞、州、蓼四国攻打楚国。相当于楚国丞相的莫敖十分忧虑。大夫斗廉就说：郧国军队驻扎在郊外，一定不会有所戒备，并且期盼四国军队的到来。这样，您就可以把军队驻扎在郊外，抵制四国军队的到来。而我，则率领精锐的部队夜里攻打郧军。当郧军怀有四国援助之心，并且依靠城墙之势，一定缺少战斗意志。如果我能打败郧军，四国的军队自然会离散。
莫敖回答说：“为何不向君王请求援助呢？”斗廉答道：“军队的胜利在于上下一心，不在于人数的多寡。现在我部自成一军，何必要增援呢。”莫敖又要求占卜，斗廉又回答道：“占卜是用来决断疑难，现在没有疑难，还占卜什么？”果不其然，斗廉出兵在蒲骚打败了郧军，与贰、轸两国会盟而回。楚国取胜的关键在于，斗廉识破了郧与随、绞、州、蓼各国的同床异梦，军合力不齐，才做出果断出击、奇袭郧国的决定，一举击败五国联军，取得胜利。
这里所说的“和”，《孙子兵法·计篇》称之为“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
如果对举言之，“和”着重强调军队联合作战时彼此的协调一致；“同”着重于军队合同作战时的同心协力。联合作战，是不同部属之间的协同作战；合同作战，是同一部属不同兵种之间的配合作战。如果合并言之，二者皆强调军队内部的步调一致，行动一致，相互支援，彼此照应。
从作战的角度来说，“和”与“同”主要是强调将领要与士卒们同心同德，将领以仁爱之心去对待士卒，士卒们就会前赴后继，与之相随。这就要求将领能够“和众”，即爱兵如子，增强军队的凝聚力，以提高战斗力，这是“和”的第一个含义。
明代兵书《草庐经略》中专门列出一系列为将者应该践行的爱兵之举。看着很琐屑，但是很实用，不妨看成为将者的入门手册：
士兵的饥饿、寒冷、困顿、疲乏，为将者如同亲身感受一般；士兵生病吃药，为将者要亲自慰问关怀；平日里，为将者帮助士兵解衣进食，慰问孤老；为将者料理士兵的丧事，亲自帮士兵包扎伤口，恩德超过骨肉亲情；为将者与士兵交谈要频繁亲切，谆谆教诲，不辞辛劳，而财物则一定要共同享有，甘苦与共；
士卒没有吃饭，为将者就不会先点火做饭；士卒没有安排好住处，为将者就不会先拉上幕帘；战场的井没有打成，为将者就不会先饮水；为将者要亲自携带粮食，与士兵一起分担劳苦；……照着这样的手册，自然很容易把自己管理的一班、一排、一连、一营的士兵团结到一起。《草庐经略》是一本带有通论性质的兵书，谁写的，不知道。从写的内容来看，如果不是出于为将者自己带兵的经验，至少也抄撮了不少兵书的用兵心得。这段话可以看成带兵的技巧，在于凝聚人心；更可以看成带兵的习惯，在于平时养成。毕竟在军队里，将士天天泡在一起，久而久之，带兵者的心性人品自有定论，靠技巧去哄一个人可以，去哄成百上千的士兵很难。
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就是这么亲力亲为的。
齐景公时期，燕、晋联军侵齐，齐国屡战屡败。齐景公不得不起用司马穰苴为将。司马穰苴先是杀了景公的宠臣庄贾，严明了军纪，树立了威信。然后采用“和众为强”的策略，将部队的士气凝聚起来。他体恤士卒，凡是士卒住宿、凿井、炊饭、饮食、疾病、用药等事，他都亲自过问，关怀备至。他还把将帅专用的粮食和士卒平分、与士卒共享。威严出于刚正，真诚赢得信任。司马穰苴深受将士的爱戴，他号令一出，士卒没有不奋勇争先的。当晋军统帅听说齐军上下如此精诚团结，便知趣地引军撤退。燕军一看盟军撤退了，也渡河撤退。齐军趁机追击，收复了不少失地。这正印证了孙子所说的：“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兵法·地形》）由此来看，一支军队的威慑力，固然可以出于战场的较量，更出于将士的和合。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战场作战，死生之间。只有将帅设身处地关心士卒，方能指哪儿打哪儿，所向披靡。常胜将军吴起对此深有感触，他在自己所写的《吴子·治兵》中谆谆告诫说：
军队内部如果不团结，就不能上阵；作战的行动如果不一致，也不可以出兵作战；战斗的节奏一旦不和谐，就很难取胜。
军队的“和”，一是要上下同心同德，统一思想；二是要同舟共济、相互支援；三是要彼此呼应，开合有度。自古军队作战，动辄数万、数十万士卒，要达成一定的战略意图，完成一定的战术行动，既需要组织得法，行动得力，也需要上下同心，彼此信任。这些是从“和兵”的角度来讲。
从战略上来讲，那就是需要形成国家、军队的凝聚力。因而，我们有必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审视“和众”的含义，即明代兵书《兵法百言》中的“辑”：
辑睦者，治安之大较。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惊。不得已而治军，则尤贵睦。君臣睦而后任专，将相睦而后功就，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危难相援。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
我们经常说“和睦”，二者连用是互通的。“辑睦”指的是安邦定国的大方针，范围一下子宽泛许多：
一是能和于邻国。国与国之间的“辑睦”，与其他诸侯和睦相处，自然就避免很多争斗；与邻国和睦，烽火台上就少许多狼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