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个叛逆而痴情的少女 （2）
可现在，父母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我渴望球场上那种你争我夺的竞争，渴望赢球后的掌声，渴望像电影《女篮5号》那样坐着火车，唱着歌，到处去打比赛的生活，更渴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运动健将，能为国争光……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一心要走出大山一样，现在，我一心渴望走出校门，渴望走向更新奇、更广阔、更充满激情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对我永远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
后来我才发现，我长了一颗不安分的心，生就一副争强好胜、竞争欲极强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十岁那年，我哭着喊着要上学使我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次胜利，无形中给了我鼓励，也无形中助长了我自作主张的个性。现在，任何人都阻挡不住一个十五岁少年的狂热了。
于是，我像所有不听话、被酷爱冲昏了头脑的叛逆少年一样，毅然决然地走进了自己画的圈——这是我自己画的，而不是狐仙画的。
1959年3月10日，一个决定我命运的早春。
清晨，父亲带着玉米面窝头和两块咸菜，早早地出去干活了。临出门，他回头悻悻地瞅我一眼……
母亲又在屋里屋外地忙活着。而我则手拄下巴坐在炕沿上，呆呆地望着北窗外巴掌大的天，心里盘算着如何逃出家门，因为今天是去体工队报到的日子……
九点多钟，母亲要出去买菜，临出门，又叮嘱我一句：“雅文，你应该明白，父母都是为了你好……”
是的，我知道是为我好，可我却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了。
我看着母亲的身影一出大门，就急忙找来一根绳子胡乱捆上我的被褥，又到母亲装钱的小木盒里翻出户口本，背起行李迅速逃出了家门……
半年后，我从体工队第一次回到家里，下工回来的父亲狠狠地瞪我一眼，头朝下往炕上一躺，闭上眼睛，再也不理我了。
就这样，十五岁的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平生当了唯一一次小偷，偷走的不仅是户口和行李，还有我少年时代的大好时光……
四十三
1959年夏天，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段生活，仍然历历在目……
当时，全国开始提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准备迎接第一届全运会，所以佳木斯市体委从全市选来一批篮球、冰球、滑冰、滑雪的运动员。如果不是这种体育形势，我这个又瘦又小的小干巴孩儿不可能被选进体工队。
我们住的体育馆是由原来的佳明舞台改造的，球场周围有一圈看台，看台上面有一层胶合板间隔出来的小房间，就是我们的宿舍。冬天很冷，保温不好，早晨醒来被子常常被冻在胶合板上。我们女篮住在东北角的四、五号房间。教练姓门，大家都叫他门指导。
被选进体工队，我们几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个个青春激荡，热血沸腾，觉得自己就像电影《女篮5号》一样，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没完没了地笑啊、疯啊、唱啊，整天唱着《运动员之歌》：“像那海燕穿过云层，像那雄狮冲下山冈，我们光荣的中国运动员，在向世界纪录进军……”唱着《女篮5号》电影插曲：“绿色的田野，金色的河流，到处都飞扬着欢乐的歌声……”
但就在这年秋天，却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速滑队一名男教练把我叫出去找我谈话。我很奇怪，他是速滑队教练，跟我们篮球队没有关系，他找我谈什么话？再说他长了一副鹰钩鼻子，全市中小学开运动会他是发令员，我们这些小运动员都怕他。我跟他唯一一次接触，就是他给我们这些女孩子剪“5号头”，他把我耳朵剪出血了，我没敢吱声。
谈话是在体工队餐厅进行的。
屋里亮着灯，灯绳就在我头上垂着。他和我隔着一只餐桌面对面地坐着。他开口就问我：“雅文，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吗？”
我傻乎乎的，以为他让我去速滑队跟他训练呢。因我得过小学滑冰比赛五百米冠军，体委领导几次让我去速滑队，我不愿意去，觉得速滑运动员的体型太难看，一个个都是******。可我不好当面反驳教练，只好违心地说：“愿意……”
他又说：“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还是不明白，以为他让我滑一辈子冰呢。
我一个从农村来的傻丫头，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没有成熟到能理解这句话的程度。再说他是滑冰队教练，我是篮球队的小队员，他比我大十岁。我才十五岁，连话都没跟他说过，也不可能想别的……
可他却坐在那里一厢情愿地对“牛”弹琴，说了好多我越听越糊涂的话，而我脑海里一直想着去不去滑冰队的事……
这场糊里糊涂的谈话终于结束了。他起身拉灭了电灯，餐厅里顿时一团漆黑。我刚要往外走，这时，他忽然一把搂住我，将他冰凉的嘴唇紧紧地贴在我那从未有任何人碰过、因惊恐而张大的嘴巴上……
我吓坏了，可我不敢喊怕被外面的人听见，只好不顾一切地挣开他向门外跑去……
我不记得是怎样跑回宿舍的，只记得队友们已经上床休息了。我急忙抓起脸盆里的湿毛巾拼命擦着嘴巴，然后上床钻进被窝，浑身抖成一团，在无比惊恐中熬过了一夜。那一夜，我脑海里不断闪现出狗皮帽子和鹰钩鼻子……
也许，我身上那种少女的清纯和傻气打动了那位教练，使他对我产生了好感。也许，他天生喜欢追求女孩子……可是对我来说，他却像狗皮帽子一样，给我单纯的心灵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可怕阴影。
天亮了，我终于盼来了起床铃声。出操时，我急忙把队长冉桂兰叫到没人的地方，把昨晚发生的一切如实地告诉了她。
冉桂兰是我同学，比我大一岁，比我懂事，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在我年幼无知、离开父母的那段时光里，她是我唯一的知己。我在她身上学到好多东西。
“你快告诉我，这是不是强奸？我能不能怀孕啊？”我哭着问她。
“他碰没碰你身子？”冉桂兰抓住我冰冷的手问我。
“碰了！他的舌头碰我嘴了！”
“不，我是说……他碰没碰你别的地方？”
“碰我肩膀了！”
“别着急，那不要紧，那不是强奸。”
“真的？你可别骗我呀！”
当时，我很愚昧无知。不仅是我，一位曾获得世锦赛亚军的速滑运动员对我说，她二十五岁那年准备结婚，一位队友说：“结婚太可怕了，听说从肚脐眼生孩子。”我听了不禁捧腹大笑，笑我们这代人真是愚昧透顶了。
冉桂兰的话虽然给我很大安慰，但并不能解除我对那位教练的恐惧。
夜里，我不敢睡觉，不敢上厕所，总怕他干完“坏事”后悔了，把我偷偷地杀了。白天一见到他我就跑，他喊我也不听。尽管我天真幼稚，愚昧无知，但我宁可得罪教练，也恪守着少女的那方“情感阵地”……
后来，速滑队去黑河早期上冰走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我收到一封从黑河寄来的信，我猜肯定是他，不敢拆开看，嘴唇都吓紫了，急忙去找冉桂兰……
不久，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到了我面前……
体委主任找我谈话，说我个子太矮，打篮球不会有发展，让我去速滑队。
我急忙说：“我不愿意去速滑队……”
主任问我：“为啥不愿意去？”
我说：“速滑运动员的体型太难看，屁股像扣个小锅似的。我不愿变成他们那样……”
主任批评我：“你小小年纪有这种思想可不对头！一个运动员怎么能考虑体型呢？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
一听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不得不去滑冰队了。可我从心底恐惧那位教练，一看到他站在冰场上我的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不过，随着我跟教练的一次谈话，这种恐惧心理终于彻底消除了。
1960年早春的一天傍晚，我刚到速滑队不久，教练又要找我谈话，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的宿舍里……
我低着头，不敢瞅他，只听他说：“雅文，为了你出成绩，为了你达健将，咱俩的事就先放下吧。”
“咱俩什么事？我根本不明白你那天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突然说出了这番话。
他说：“那好吧，今后我是你的教练了。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训练，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次大胆说“不”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多年以后，一位当年的田径教练见到我，对我说：“雅文，当时我真为你担心，你太小，太单纯了，真怕你被……”
是的，如果当初不是勇敢地拒绝，如果不是坚守着女孩子的一方阵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那位教练犯了错误，好几个女运动员都因为他而抬不起头来，有的一生都活得很压抑……
奇怪的是，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再也不怕他了，可在心里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后来，他对我一直很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不理智的行为。
四十四
就这样，我带着巨大的心灵阴影走进了最苦、最累的速度滑冰队，成为六名男女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从此，我这个四十三岁母亲孕育、先天不足后天又用糠菜充饥的十六岁少女，跟其他队员一样，开始了专业速度滑冰的训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运动队虽然粮食定量很高，但伙食不好。而且经费紧张，外出训练一律坐硬座。当时，中国运动队受日本女排魔鬼教练大松博文的影响，采取他提出的“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超负荷大运动量训练。速滑队更是如此。
夏天，我们要进行陆地训练，跑、跳、自行车、登山、滑轱辘、蹲杠铃、各种专项训练……三十多度，天像下火似的，望着长长的、跑不到尽头的跑道，我常常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两条腿只是机械地跑着，耳边响着教练的喊声：“坚持！咬牙坚持！”一堂训练课下来，运动衫常常能拧出水来，累得连饭都吃不下。
就说负重滑跳吧，背上驮着五或十公斤的沙袋，像滑冰那样蹲在地上，两腿做高抬腿侧跨动作……教练掐着秒表站在旁边监督，跳到最后，每人头底下都是一片汗水，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恨不得一头趴在地上。一次四十公里自行车越野训练，骑到郊外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我们的自行车都没有瓦盖，回来一看，从头到脚全是泥沙。
我们速滑队特羡慕篮球队，整天在球馆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对我们来说，打篮球就是放松了。
然而，最残酷的并不是夏天。
那时没有室内冰场，都在室外训练。零下二三十度，只穿着一条小薄绒裤，在冰上一滑多少圈，手脚冻得常常没了知觉，袜子冻在冰刀的铆钉上。有一次，我冻糊涂了，想擤鼻涕却伸手去捏眼皮，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不过，运动员从不叫苦，也从不落泪。在运动队里，大家最瞧不起懦弱、怕苦怕累、娇里娇气的人。运动员讲的就是拼搏，就是不断地向自己、向人类极限挑战，可以说，每一堂训练课都是拼下来的。
然而，无论多苦多累，我的心儿都是欢畅的，因为有冠军梦支撑着我。尽管这个梦很遥远、很渺茫，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实现，可我仍然傻乎乎地追求着、梦想着。不仅是我，所有运动员都有这种傻乎乎的劲头，否则早就干不下去了。
尽管训练很苦、很累，但运动员的生活却是非常有趣的。
一帮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总有开不完的玩笑，唱不尽的歌，做不完的恶作剧。别看运动员的文化不高，但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见多识广。那时候，冰上界最流行《外国名歌200首》，人人都会唱几首。我会唱的就更多了，《在遥远地方》和《星星索》是我一生的最爱。这些外国歌曲不仅陶冶了我的情操，增强了我的审美意识，而且给我单纯的心灵带来一种西方文化，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