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玩命俄罗斯》 （2）
采访期间，我在济南《柳泉》编辑部见到肖甦主编，这位山东大汉看到我风尘仆仆的样子，当即一拍桌子：“这本书我给你出了，而且要出精装！第一，我看中了绿川英子的题材，第二，我相信有你这种劲头的人，没有不成功的！”在此之前，他从未读过我的作品。
1985年是我最丰收的一年，发表了两个短篇、一部中篇、一篇报告文学，出版了两本书。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绿川英子》。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中篇小说集《爱献给谁》。我把三十本《绿川英子》的精装本赠给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语大会。该书被评为黑龙江省政府文艺大奖二等奖。这是我第一次获得省政府文艺大奖。
八十二
我终于有了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
不用坐班，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我跑出去风风火火地采访，然后坐在小桌前，静下心来写小说、写报告文学，把心中压抑已久的创作激情痛快淋漓地释放出来，变成一篇篇文字。啊，能自由自在地创作太幸福了！
文化局的领导对我很照顾，除了王文禄局长和戏剧工作室朱红赤主任对我很关照以外，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文化局党委书记孔繁新先生。
孔书记在会上公开讲：“我们不要把张雅文当成文化局的包袱，她不是包袱，她是我们文化局的骄傲！不要以为她在戏剧工作室不写戏，就是不务正业。她写小说不同样是向社会提供精神财富吗？不要总说人家‘借窝下蛋’，你有本事你下一个我看看？”
我和孔书记并没有什么私交，给他第一本书时，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当时，他笑着点评我：“你瞧你，连党委书记名字都不知道，还想不想进步了？”说着，在纸上写下“孔繁新”三个字。
这位经常穿着一套黄军装的部队转业干部，后来得了胃癌。我去看望他，只见他家里一贫如洗，桌子、椅子都是五十年代的，妻子患有精神病，儿子没有工作……他本来长得又瘦又小，躺在床上，整个人扁扁的就剩一把骨头了。
我握着他皮包骨的手，没等说话，眼泪就下来了。
他却强打精神跟我开着玩笑：“大作家哭啥呀？我这不是挺好嘛。等我去马克思那儿报到那天，你再哭也不晚哪。”
我说：“孔书记，我很感谢你……”
“谢我干啥？不要谢我，那是你自己干出来的。雅文，今后你只管好好写你的东西，别人爱说啥说啥，不用管他。有什么事，你找文禄局长，找郭萍……”郭萍是文化局的工会主席，为人非常热情，也是我要好的朋友。
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成了我和孔书记的最后诀别。
再见到他，已是在火葬场的殡仪馆里了。
在殡仪馆门口，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的郭萍告诉我，孔书记在临死前一天还对她说：“今后雅文遇到什么困难，你要多帮帮她，一个女同志闯到今天不容易……她的成绩不仅属于她自己，也属于咱文化局，属于佳木斯的……”
听到这番话，我不禁失声痛哭，没想到孔书记临死前还惦记着我这样一个作者……
眼看着孔书记的尸体在一片哭声中被推进火化炉里，不一会儿，从高高的烟筒里冒出一缕白烟，缓缓地向天空飘去，越飘越远，越飘越淡，最后完全融化在蓝天之中……
我知道那就是孔书记。他走了，两手空空地走了，留给妻儿的是一个空空的家，留给文化局的是一个好干部的形象，留给我的却是一份永久的怀念……
八十三
创作以来，我爱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掌鞋的，卖菜的，捡破烂的……
女儿曾不解地问我：“妈，你怎么跟什么人都爱瞎聊呢？”
我知道恰恰是这种瞎聊，给了我无尽的素材。因为大千世界的事情太丰富、太深刻、也太触目惊心了。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火车站等车，我爱跟那些穿着邋遢、蓬头垢面，拾垃圾的流浪儿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孩子说的话……
一对八九岁的哥儿俩，因不堪父亲的毒打在外流浪三年了。哥哥说，他和妹妹捡破烂想攒钱买房子。我问他攒多少钱了，他说攒了十五元又被别人抢走了。在哈尔滨火车站，我遇到一个长得像电影《闪闪红星》里的“潘冬子”似的男孩儿。他告诉我，他父亲喝醉酒冻死了，继母把他撵出来。他说攒钱想买个小录音机。我问他买录音机干什么，他说学英语，将来有机会去上学……
我听着这些底层人的故事，泪水常常打湿眼帘。从这些底层人的身上，从他们或喜或忧或悲痛的故事中，我感受着不同的人生，感悟着最深层的人性，从而丰富着笔下的人物。
创作以来，我更多关注的不是自我，而是社会，尤其关注那些底层人。这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
早在青年时代，我就非常敬佩鲁迅，敬佩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贵品格，敬佩他忧国忧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及作家的使命感。由于受鲁迅的影响，我对文学怀有一种幼稚的、宗教般的虔诚，觉得作家就应该像鲁迅那样敢于直面现实、直面社会，就应该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就应该疾恶如仇，鞭挞丑陋，弘扬正义，丝毫不考虑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我干了不少傻事。我想许多作家可能都有这种傻正义，否则就不会冒着挨批判、坐牢、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创作出那么多震撼人心的千古之作了……
这年，佳木斯某医院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血库主任贪污。他把过期的、不洁的血浆给病人使用，导致病人死亡，激起群众的强烈义愤。
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刻的反面题材，于是，在市委领导不同意我采访的情况下，就偷偷地跑去采访了。结果，这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而我却受到领导的批评，也遭到一些人的忌恨，长时间都无法化解。其实，我只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良知罢了。
这种冒傻气的事不是一件两件，而是伴随我整个创作人生。
一次，文化局党委决定，让我写一篇市长的报告文学。我一听就犯难了，市长的口碑不错，但并没有太突出的业绩。我要写市长的报告文学别人肯定会说闲话。于是，我对局长说：“局长，你让我写市长，市委书记对你能没想法吗？”局长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把这事也就放下了。
后来，这位市长提升为市委书记，有一次见到我，问我：“雅文，听说你们局长让你写我你不写，是不是我这个市长在你笔下不够格呀？”
“不不！我当时实在没时间……”我只好尴尬地搪塞。
我拒绝写省、市长的事，不是一次……
后来，不少朋友都说我死心眼儿，说我是天下第一傻帽儿，多少人想巴结市长和省长都找不到机会呢，你可倒好，市长来敲你家门，你却不让人家进去。你写完市长，你的住房、差旅费，不都是市长一句话吗？真是傻狍子一个！
傻就傻吧，我一笑了之，仍然坐在阴暗的小屋里写我想写的东西。直到后来，戏工室党支部书记苏迺茹女士为我的住房问题找到主抓财政的张国良副市长，张副市长请财政局刘敬高局长为我特批了七万元房款。这样，我们终于离开了居住十三年的小屋，搬进三室一厅的楼房。
我觉得人生有限，我不愿把我有限的生命消耗在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里……
有人说我“不媚上，不卑下”，也有人说我政治上不成熟……
我想不成熟就不成熟吧，要真成熟那天，我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世故文人，专门看风使舵粉饰现实了。
我知道，文如其人，一切都是性格使然。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给自己约法三章：认认真真地写文章，清清白白地做人，不靠谄媚取悦，要靠自己的奋斗去闯，能闯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
八十四
然而，我却多次走进劳教所，走进监狱……
每当我看到熟悉的孩子在贺玉的法院被判刑，看到他们的父母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看到年轻的生命倒在法场上，我就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一直很关注青少年的犯罪问题。我跟那些满脸稚气的劳教少年促膝长谈，跟那些即将被押赴刑场的死囚面对面地交谈，却发现，在他们简单、卑微、充满罪恶的心灵背后，不仅蕴藏着触目惊心的故事，而且隐藏着发人深省的社会及家庭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个即将被押赴刑场的死囚……
在看守所简陋的预审室里，我见到一个十九岁的青年。
进门前，看守所所长一再叮嘱我和贺玉：“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这些亡命徒死到临头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可是，随着一阵“哗啦哗啦”作响的铁镣声，我看到的却是武警带进来的一张令我吃惊的脸——
他脸色惨白，没有一丝血色，两只大眼睛显得惶恐而无助，从这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丝毫看不出罪大恶极的顽劣。
为了采访顺利，我特意带来一本我的书《爱献给谁》。
我说：“小秦，你别紧张。我是搞创作的，我想送给你一本书……”
他却微微一怔，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我，似乎不太相信。
我拿着书仗着胆子走过去，很怕他一把抓住我，或者举起大手铐向我砸过来。可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却看到了极为揪心的一幕……
只见他用戴着手铐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书，就像捧着一份珍贵的礼物，因为戴手铐翻书不方便，他只好低下头用嘴唇轻轻地掀开扉页，看到上面写的一行赠言“祝你一路走好”，他忽然抬起头来，用噙满泪水的眼睛绝望地看着我，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眼巴巴地望着母亲能救救他……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太残酷了。
好一会儿，他才哽咽着说出第一句话：“谢谢你，从来没人送给我书……”
接着，他用哀伤的声音慢悠悠地讲起他十九岁的短暂人生……
他从小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中学时是班长。中学毕业后，纺织厂招工，四百多人报考仅录取三十八名，他考了第十五名，上班不久就被提升为班长。一天晚间，几个朋友去造纸厂偷手推车，他糊里糊涂地给人家当了放哨。结果，几个朋友因盗窃被判刑，他虽然被免予起诉，但工厂对他留厂察看一年，撤掉班长职务，工资降到每月十八元。他跟厂保卫科的人吵起来，从此产生了报复心。一天深夜，他用油纱点燃了车间，手持一把用灭火器伪装的“手枪”，蒙面闯进车间办公室，抢走了工人的四千元工资……
我望着他沮丧而绝望的脸，试探着问他：“小秦，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唉……”他长长地叹息一声，“还能想啥？只想能活下去呗。”
这句话，让我回味了很久。
人们都想活得风光，活得荣华富贵，活得功名利禄，甚至活得贪得无厌。可是，对于这个十九岁的少年来说，最大的奢望只是想活下去，可他却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告诉他，公审那天我会去看他，会陪他走完最后的路。他冲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从看守所出来，我问贺玉：“他能不能不判死刑？”
他说：“不可能了，他是数罪并罚。”
公审那天，我看到小秦像孩子似的一直在哭。
在法场上，我远远地看着他单细的身子跟着另外两名死刑犯，在法警的押送下，趔趔趄趄地向插着小黄旗的一片枯草走去，走走，他忽然回过头来，急切地四处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啊，我忽然明白了！他一定是在找我！因为我答应过他。
可是距离太远，他不会看到我……
枪响的刹那，我再也控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了，为他小小的年龄，为他满脸稚气的生命，也为他渴望活下去的强烈愿望……
后来法警告诉我，在小秦胸前的衣服里，发现一本被血染后看不出书名的书。我不禁大吃一惊……
从法场回来，我来到小秦的家。
小秦年迈的母亲听说我去了法场，拉着我的手哭得死去活来。她有九个孩子，小秦是她最小的儿子，小名叫小九。
一连好多天，我都忘不了那张白白净净、满是稚气的脸……
后来，我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成中篇小说《活着是多么美好》。
提起杀了十几个人的曲某哥儿俩，我想佳木斯好多人也许还记得。
这哥儿俩一起作案，杀人抢劫，无恶不作，搞得佳木斯一时人心惶惶。
这天，当走廊里传来瘆人的脚镣声，我顿时觉得头皮发乍，忙问给我当保驾的贺玉：“你枪准备好了没有？”
要知道，这种杀人狂心狠手辣，完全可能举起手铐砸死我，对他来说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反正都是死。
但我这人视文学为生命，只要能获取好素材，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
我听说这个杀人狂很有才气，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我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他们哥儿俩到底出生在怎样一个家庭，我相信在他们背后，一定蕴藏着更深刻、更悲绝的故事。
随着门响，武警带进来的果然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大汉—— 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子，留着监狱里绝无仅有的长发和络腮大胡子，双手拎着“哗啦哗啦”响的脚镣，一副视死如归的冷漠，大模大样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预审室不大，我和曲某的距离不超过三米。我和贺玉都绷紧了神经，紧张地盯着曲某，注意观察他的每一个微小动作，很怕发生不测。他也用阴冷的目光冷冷地盯着我……
“小曲，我这样称呼你，你不会介意吧？”我微笑着，很客气地开口道。
他冲我点了点头。
“小曲，你虽然走到了今天，但我听说你是一个很有才气、很有思想的人，我是搞创作的，所以想跟你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