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玩命俄罗斯》 （5）
是啊，人们关注东北虎的死亡，是因为它的死标志着一个物种又接近灭绝一步。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草民的生命远远比不上一只东北虎，保护物种是人类共同的义务。可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草民也是人，也有活下去的权利……
我走了，却几次回过头去望着屋檐下的母子俩，望着那间东倒西歪的破草房……
我知道，我的笔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去鞭挞他们，鞭挞他们就等于在鞭挞我的父母，鞭挞我的兄弟……
可我又必须鞭挞，所以很痛苦。
在这篇报告文学的结尾，我引用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生态恶化、物种消失、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土地沙漠化等，并不是生态学家危言耸听，大自然中已被鉴定的生物物种一百七十多万个，但今天正以平均每小时消失一个物种的速度减少着；尽管世界森林覆盖面积有四十多亿公顷，但正以平均每年损失两千万公顷的速度消失着……”“人类，请放下你的猎枪吧！”
八十年代，我在《北方文学》接连发表了《呐喊，不仅为一个人，一座山》、《走过伤心地》、《放下你的猎枪》三篇有关生态的报告文学，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与森林、人与动物的三个姊妹篇。
《呐喊，不仅为一个人，一座山》写的是武夷山的陈建霖，为了保护武夷山的树木，把砍伐者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示众，以阻止砍伐者对武夷山的滥砍滥伐。这篇报告文学获得了“中国潮”征文三等奖。
我的报告文学是在《北方文学》起家的。所以，我很感谢《北方文学》的几任主编及编辑。
八十八
鲁迅说：“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
是的，每当看到正义被践踏、美好被扭曲时，尽管我们无法像先辈那样发出“呐喊”，无法像先辈那样写出文笔犀利的文章，但是，一个正直而有良知的作家是无法沉默的。
在采访中，我常常不自量力地找到当地的父母官，为我的主人公争点什么，有的争来了，从此改变了主人公的地位。有的却争来几声不以为然的“哼哼”……
有时，这种傻正义也蹂躏着我的良心，令我感到最遗憾的是采访大兴安岭原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
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过后的第二年春天，我去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采访，想抓点大火过后的反思素材。动身前，我往大兴安岭发去三十套羊毛衫，想赚点旅费，可是到那儿以后根本没心思卖，把羊毛衫全部留给贺玉的同学阴天寿去处理了。阴天寿是贺玉的中学同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工作。
到图强林业局却发现，这里的空气很紧张，大家为原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保庄派”说庄学义是难得的好干部，说他在特大火灾中，带领群众积极地扑火灭灾，曾受到《人民日报》等好多媒体的表扬。他被逮捕后，九十三名党员、干部和群众联名上书，为他鸣冤叫屈。但“反庄派”却说他是千古罪人，说他在特大火灾中玩忽职守，坚决要把他送进监狱……
庄学义是江苏人，1965年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大兴安岭支边，参加过大兴安岭三个林场的开发建设，从林场工人、技术员、工程师、队长、科长……一步一步升到图强林业局局长兼总工程师。他领导的图强林业局是大兴安岭林区的一面旗帜。他本人被推选为省先进工作者、大兴安岭地委第一批后备干部……然而，就在他前程似锦之际，1987年5月6日那场特大火灾，一下子把他烧进了监狱……
采访中，我还听到另一起触目惊心的案子——
吕炳林是育英林场工商银行老潮河分理处的副主任，大火到来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分理处的全部储蓄账簿，因此受到总行的表彰。就在他准备赴京接受中央领导接见时，有人提出要核对一下被烧坏的金库现金款数。这时距离大火已经过去五十多天了，有些单位的账簿已被烧毁，只能按照大火前4月末银行报表及单位出纳员的回忆来核对，结果发现少了几万元现金。于是，吕炳林被带到派出所接受审查就再也没回来……
吕家人说，吕炳林死后浑身上下都是伤，连手指肚都没了。
面对这样两起案件，我觉得我不能再沉默了。
我来到加格达奇，找到大兴安岭的地委书记、法院院长，把我所了解的案情向他们一一讲了，希望他们慎重处理。
之后，我又来到省委收发室，拨通主抓政法省委副书记的电话，秘书说：“书记很忙，没时间见你。”
我说：“我不是为个人的事，我是来反映两起大案，它关系到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于是，我向省委副书记当面汇报了我所了解的两起案情，省委副书记立刻拨通了省高检检察长的电话，让我直接向省高检检察长汇报……
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可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后来听说，省长邵奇惠去漠河视察，吕炳林的父亲跪倒在邵省长的轿车前……不久，省检察院派去专案组，对吕炳林进行逼供的几名干警终于受到法办。
但是，庄学义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庄学义不服判决，在法庭上高声大喊：“只要五星红旗还在蓝天飘扬，法律将宣告我无罪！”
联名为庄学义上书的九十三名同志，也因为庄学义“鸣冤叫屈”、“搞非组织活动”等罪名，人人检查，十名干部受到留党察看、降职降薪等党政纪处分……
当时，我很想把我所调查的情况真实地写出来，但我知道，这起案件绝非是我这支拙笔所能触动的……
2005年春，阴天寿来信告诉我，庄学义的案子终于平反了。
于是，我拨通了庄学义的电话，听到他那满含苍凉的江苏口音，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几天后，收到庄学义写来的一封长信，讲述了他被判刑及平反的案由，以及十七年来的遭遇……
1988年底，他在监狱里得了乙肝，又患有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回到江苏易地治疗。但检察院及有关领导不允许他保外就医，派公安人员三番五次地抓他收监，他只好四处东藏西躲。他一直不服判决，寄出的申诉材料有一尺多高，直到2000年6月，大兴安岭地委新领导才向省委发出“关于对庄学义玩忽职守案进行复查的请示报告”。2004年6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对庄学义作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判决。
当年定罪的案由是：庄学义在大火烧进育英林场、危及国家财产及群众生命时刻，违背省政府1987年4月21日《春季防火命令》中关于一旦发生火情，当地领导要亲临现场，组织及时扑救火灾，保证国家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命令，脱离现场，未就地指挥，对育英林场遭受的重大损失，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构成玩忽职守罪。
撤销原判的案由是：火灾的起火点不在图强，而在漠河。庄学义得知漠河起火，立刻带人前去察看火情，直奔火情十分严重的育英林场，亲临现场指挥，组织群众疏散，并通知图强林业局作好防火准备。当他意识到图强林业局的局址危险在即，即刻又返回图强，安排抢险……育英林场因森林大火造成的巨大损失与庄学义的行为无法律上的必然因果关系。这场森林大火应属不可抗力。据此，庄学义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撤销原判决的裁定，宣告庄学义无罪。
读罢信，我不禁潸然泪下，为庄学义，也为我们的法律……
这时，媒体正在报道震惊全国的佘祥林蒙冤十一年的杀妻案，因为佘妻的突然“复活”，而引起国人的愤怒……
这天，恰巧看到中央电视台王志主持的“面对面”节目，专访信访局局长张云泉先生。
张云泉先生说出的一番话，发人深省，振聋发聩：
“看到那些上访的，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听了都会感到痛心，都会发出一点声音。一个人上访了十六年，想想，十六年啊！他是人，我也是人，那些事放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我给那些错判平反的人下跪，给他们洗脚，我是替那些执法者赎罪啊！”
庄学义申诉了十七年，想想，人生有几个十七年？
十七年的申诉路，可谓步步是血，声声是泪。庄学义和妻子熬白了黑发，熬干了心血，全家负债累累，妻子因陪他保外就医而被党内除名，三个孩子读完高中都没有考大学，一家人的前程全毁了。而这一切，却毁于一张错误的判决……
写到这里，我感慨万端。四十年前，一位风华正茂、满怀鸿鹄之志的南方学子，为了报效国家而来到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山区，如今却是两鬓如霜，满腔悲愤，仍在为赔偿问题而四处奔波。而阴天寿、高广龙等九十三名“保庄派”，也都背着各自的处分纷纷退休了，也都在等待着最后的赔偿……
此刻，我忍不住问身为法官的先生：“那些造成冤假错案的执法者，就不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吗？应该由谁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先生却说：“造成冤假错案不单是执法者的问题，还有更深层的社会背景，像庄学义这样的案子，绝不仅是几个法官所能说了算的……”
我只希望我们这些执法者不要拿法律当儿戏，不要像张云泉先生说的“我给那些错判平反的人下跪，给他们洗脚，我是替那些执法者赎罪啊！”赎罪只能赎回人们心灵的谅解，却永远赎不回人们流逝的光阴，更赎不回消亡的生命了！
八十九
就在我为别人呐喊呼吁时，自己也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这天晚上，我正在给母亲换尿布。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瘫痪了，半身不遂。一位朋友忽然打来电话，说我申报二级作家的资格被取消了。
我急忙乘车连夜赶往哈尔滨，却得知，职称评委会已经解散了。我找到有关领导，问是不是我的作品不够格，他们回答说不是。
原来，文化系统开评时，作家系列还没下来，因我没有戏剧作品，文化局只好给我报一个三级编剧，没等批下来，作家系列又下来了，我只好重新申报二级作家。没想到，一位省作协副主席（早已调走）在评委们就要对我举手表决时，忽然提出张雅文有职称，不能参评……结果，全省十九名申报二级的作家全部通过，唯独我自己被取消了申报资格。按规定，我只能等到五年后再次参评了。
几十年没评职称了，我好不容易盼来一次机会，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评定。职称不仅是名分和待遇，也是对一个人的价值评估与认定。据说有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因为职称问题，竟然有人跳楼自杀了。说到底，人们希望的是一份起码的、能让人接受的公平。如果条件不够，我无话可说，却因为某种原因而使我成为一个倒霉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后娘养的孩子，总是被人有意无意地打入另册……
返回佳木斯的那天晚上，我在火车站遇到黑龙江农垦总局宣传部副部长、作家郑家真先生，他看我挺可怜，又不能报销旅费，就让我在他的软卧包厢里坐了一夜。
这天是1989年10月28日。
车上很冷，我抱着肩，忐忑不安地坐在郑家真先生的卧铺边，听着他人的鼾声，在颠簸的黑暗中坐了一夜，也劝慰了自己一夜：“没关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级作家算啥，我还要当一级作家呢！”人哪，总得有点阿Q精神，不然，拿什么去化解内心的不平……
第二天早晨，我向郑家真先生道谢之后，从车站通勤口偷偷地溜出站台，到家匆匆吃了点东西，八点钟，准时走进了市委党校……
说来可笑，昨天我还在省城哭鼻子呢，今天却以强者的姿态人模狗样地站在讲台前，一连三个小时，向全市妇女干部大谈成才之路……
但是，母亲却看出了我情绪的低落。虽然母亲只有一只眼睛，而且早已视力低下，但她能觉察出我内心的些微变化。我相信母亲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母爱来洞察女儿的。
我只好如实地告诉了母亲。这位来日不多的老人，说了几句当时我并没有完全领悟的话：“雅文啊，人活着像个人似的，争来争去，你看看我现在，应该什么都明白了。”
多年以后，当我经历了诸多坎坷并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方才明白母亲这番话的真正寓意。
其实，人活着只是一个过程，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等到真正大彻大悟那天，离上帝已经不远了。
从那以后，母亲更不愿给我添麻烦了，总是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但我知道，我最亲的亲人正经历着人生的最后时光，她瘦小的身子扁扁地贴在床上，就像一片薄薄的树叶，一点点地走向枯萎，走向生命尽头……
现在一想，人的生命不就像一片树叶吗，说走，来一阵风就把它刮走了。
瘫痪了两年之后，母亲走了，差两个月九十岁。
调离佳木斯之前，我和贺玉给父母在四丰山买了一座墓地，在碑上刻了一行字：“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的肉体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你们的爱却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关于我的职称问题，我给省委宣传部及省人事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引起了省委宣传部领导的重视，省委宣传部向省人事厅打报告，给我申请特批了一个副高指标。第二年，我的二级作家职称总算解决了。
不久，我被调到佳木斯群众艺术馆，由行政编制变成了事业编制。艺术馆的几位领导对我很好，给了我一个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我的不少作品都是在艺术馆那几年创作的。
九十
然而，真正令我痛苦的不是职称，而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