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玩命俄罗斯》 （7）
阿成说：“他看到你身上有股劲头。”
这都是多年以后他们才告诉我的。当时我痛苦得就差没跳楼了，哪还知道能不能冲出来……
当时，我并不懂得性格所包含的内在驱动力将构成人的行为，并形成人的命运等高深的哲学问题。后来读了弗洛伊德及一些哲学家的作品，才渐渐明白了精神即性格，性格即命运的人生哲理。也知道了萨克雷的那句名言：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
不过，有一点我非常清楚，那就是不管我的文学道路能走多远，不管我能冲上第几个台阶，我都会坚定不移、毫不犹豫地走下去，就像当年在小兴安岭读书一样，不管会遇到什么样的野兽，我都会继续创作下去——因为文学早已成为我生命的需要，而不是生存的需要。
阿成的短篇小说《年关六赋》打响之后，我曾经学过阿成的语言，渴望自己也能像阿成那样一炮打响。可我肚子里那点“炸药”只能把我自己炸了。学了半天，反而成了邯郸学步，东施效颦，连自己的语言风格也丢掉了。
无论是黑色幽默、意识流，还是模仿别人，都没有使我走出困境。我这时才意识到，文化功底差，语言匮乏，知识积累不足，都决定我不可能在小说方面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了。
我饱尝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寂寞，也领教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但却永远也体会不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欣慰了。
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家——尽管这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
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如何走出困境，如何闯出一条新路，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大难题，也是对我个性的一次重大考验。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思索之后，我决定给自己松绑，决定扬长避短寻找其他出路。我觉得在写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方面比较顺手，发表的一些作品反响都不错。可是，那个时期中国的报告文学步入低谷，好多题材都处于敏感领域。于是，我决定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到国外去闯一闯。
后来才意识到，这次松绑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使我不再像过去那么不自量力，那么苛刻，那么逼迫自己了。
我变得自由了。
九十一
当时，前苏联刚解体不久，冷冻多年的中俄边贸开始活跃起来，中国涌现了一股“淘金潮”，大批人赴俄淘金，人们管这些人叫做“国际倒爷”。
我决定去俄罗斯闯一闯，因为去那里的差旅费便宜，护照也好办，黑龙江与俄罗斯只有一江之隔。再说，我们这代人是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唱着《小路》、《山楂树》，背诵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生格言走过来的，对那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特殊的感情。早在前苏联解体之前，我随黑龙江作家旅游团曾去过新西伯利亚，那里到处都是阳光、绿树和鲜花，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可是，一贯支持我的贺玉却不同意：“俄罗斯那么乱，你又不会一句外语，一个人跑到异国他乡，万一出事怎么办？”
当时的俄罗斯确实很乱，据说不少“中国倒爷”都遭到过抢劫，有的还惨遭杀害了。
但只有勇敢地闯入别人没有闯入的领域，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新天地，才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
我决心去闯俄罗斯，而且从不等待他人的恩赐，因为从小就没人恩赐过我，我每走一步都是自己闯出来的。没有差旅费，我决心背着皮夹克和旅游鞋边走边卖边赚旅费……
母亲曾说我是“走星照命”，说我从小就野。是的，我从小就渴望走出山沟，长大了又到处去跑，现在又一心去国外闯荡……
后来才意识到，这次决定对我的人生、对我的创作来说太重要了。它不仅使我走出创作上的困境，而且使我从此敢于孤身出国闯荡。
从1991年夏天开始，不会一句外语的我，怀揣一本简单的《中俄对话》小册子，背着半人高的十几套皮夹克，手里拎着两只装有旅游鞋的旅行袋，汗流浃背地夹杂在众多“倒爷”中间，晃晃悠悠地登上佳木斯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客轮，一连三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历时四个多月，到过哈巴罗夫斯克、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皮亚季戈尔斯克、车臣、伊尔库茨克等许多城市。
孤身一人，又不会外语，在这刚刚解体、错综复杂的陌生国度里闯荡，我的狼狈和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我就像一个睁眼瞎子似的，经常找不到饭店，找不到住处，住过没有蚊帐的小店，被俄国大蚊子咬得满身大包，住过留学生的宿舍，住过素昧平生的华侨家，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深更半夜被一阵砸门声吓醒了，第二天早晨发现，一个醉鬼躺在门口睡着了。有一次，我手拿相机正准备拍照，一个俄国男人走过来，冲我比比划划要用他的伏尔加轿车换我的美能达相机。我冲他摆手不同意，他上来就抢，吓得我抱住相机拼命大喊……
然而，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一心要当运动员一样，现在一心想获取素材的强烈愿望又主宰着我，所以，对一切困难都觉得只不过是路上的几粒砂石而已……
每到一座城市，我就随着“中国倒爷”找个便宜的旅馆住下来，第一件事就是照葫芦画瓢记下住所的门牌号，再把附近的汽车站牌或地铁站牌记下来，这样就不至于把自己弄丢了。之后，我就跑到嘈杂的市场上，守着一堆皮夹克和旅游鞋，跟俄国人“吧唧吧唧”地讨价还价，一蹲一天，到了晚上，兴高采烈地数着赚来的大把卢布，赚够了旅费，我就去找华侨、留学生、“国际倒爷”等各色各样的人物聊天，听他们讲述在异国他乡闯荡的故事……
我去过皮亚季戈尔斯克，俄国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故居，令我记忆最深的不是诗人宽敞、考究的书房以及他的鹅毛笔，而是摆在写字台上，一只硕大的刻着裸体女人的玉石烟嘴……我想，诗人一定是叼着这只“裸体女人”，完成了他的《当代英雄》。可惜，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为了一位美丽绝伦的女大学生死在了情敌的枪口之下。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我手捧鲜花来到诗人决斗的地方——如今，陪伴诗人孤独灵魂的，除了那个久远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墓碑以及两束沾满露珠的鲜花……
我去过莫斯科，到过红场，参观过克里姆林宫，坐过莫斯科迷宫一样的地铁。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无名英雄纪念碑前，我遇到两位令我记忆深刻的老人——
那天刚刚下过一场秋雨，无名纪念碑前没有游人，只有一位裹着黑头巾、身穿黑色长裙的老妇，佝偻着身子，动作迟缓，将秋雨打落的花瓣从地上捡起来，一瓣一瓣地摆在大理石的墓碑上。墓碑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圈鲜艳欲滴的红玫瑰花瓣，看上去很美，很有诗意。我不禁驻足凝思：长眠在墓碑下的是她什么人，丈夫、儿子，还是兄弟……我从老人堆满皱纹的脸上，从她空洞洞的目光中，看到一种历经沧桑的孤独与凄凉。在俄罗斯，有许多这样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孤寡老人。
另一位是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夫，披着一件灰色旧风衣，手边放着一根拐杖，毫无表情地坐在一条长椅上，膝前放着一只脱了漆的木碗……在俄罗斯，我见过许多这样有着辉煌历史、如今却穷困潦倒的老人。我曾送给一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一筒可乐，老人却没舍得喝，将饮料揣进衣兜说是留给孙子，说他孙子从未喝过可乐……
在俄罗斯，我感受着丰厚的俄罗斯文化，也目睹了变革时期的俄罗斯现状，听到许许多多中国人闯荡俄罗斯触目惊心的故事。这些新奇而鲜活的故事激励着我的灵感，荡涤着我心中长期以来的迷茫与困惑，在我眼前拓开一片崭新的视野……
在火车上，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期，年仅十五岁的徐鹿学在北京某学院当通讯员，跟一个叫留达的乌克兰少女通信并相爱了。留达来到北京，以乌克兰少女火一般的激情，让懵懂无知的徐鹿学在羞怯与朦胧中，成了真正的男人……
可是，就在两人兴高采烈去找学院领导准备登记结婚时，院领导却悄悄对徐鹿学说：“你们的婚事已经不可能了，苏联专家接到命令，立刻回国……”
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就要开动了，一对恋人，一个在车窗里，一个在车窗外，相互发出山盟海誓：“我们永远相爱，我们明年再结婚……”
可是，明年却变得遥遥无期，两人不久就断绝了联系。
一天，学院领导对徐鹿学说：“你马上找一个女人结婚，不要问为什么，否则……”
1989年春天，徐鹿学忽然接到一封留达的来信。
不久，两个苦恋三十多年、两鬓斑白的恋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众目睽睽之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讲故事的人只给我讲到这里，我问徐鹿学和留达后来怎么样，他说他也不知道结果。
回国后，我专程跑到北京去寻找徐鹿学的下落。可我查遍北京好多所大学都没有叫徐鹿学的，只好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可我没带介绍信，一位老先生说什么都不给查。于是，我就给他讲起闯俄罗斯的经历，讲起惊险的车臣之旅，讲起七天七夜光啃黑面包，体重掉了十几斤……
老先生终于说了一句：“你等一下吧。”
于是，我从老先生拿出四张“徐鹿学”的登记卡片上，找出一个年龄近似的，按照卡片上的住址，来到北京钢铁学院家属宿舍，敲门时，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上帝保佑……
果然，这个苦恋三十多年的爱情故事后半集，终于被我敲开了。
留达告诉徐鹿学，她一直在等他。徐鹿学不敢相信一个乌克兰姑娘怎么能熬得住这二十多年漫长的人生寂寞，不过，最让他感到为难的是如何向患难与共的中国妻子交代。没想到，在钢院托儿所当保育员的妻子张美丽却非常通情达理，主动给他们让出房间……
留达却说：“美丽妹妹，我不能伤害你，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人！”
不久，徐鹿学来到乌克兰，走进留达为他准备了二十多年的家，第一次见到他们的爱情结晶——女儿阿克珊娜。
快要做母亲的阿克珊娜紧紧拥抱着第一次见面的中国父亲，激动地说道：“爸爸，我终于见到你了！我和妈妈等你等得好苦啊！”
而徐鹿学拥抱着女儿，却久久说不出话来……
我为徐鹿学感到高兴，他很幸运，一辈子遇到两个美丽而善良的女人。
而另一个俄罗斯男人就不那么幸运了。
在贝加尔湖畔，有一个长着黑眼睛、黑头发、体格彪悍的混血男人。他没有女人，没有朋友，只有酒和一只叫花儿的狗与他朝夕相伴。
夏天，人们经常看到他一个人躺在贝加尔湖畔的沙滩上，唱着那首古老而忧伤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一天傍晚，贝加尔湖来了一个中国商人，他对中国商人笨笨地说了一句：“我也是中国人……”
于是，他向这位素昧平生的中国商人，第一次敞开了封闭多年的心扉……
他叫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五十多年前，瓦西里的父亲从中国山东来到海参崴淘金，遇到一位俄罗斯姑娘。十九年后，她给他们父子留下最后一句话就撒手人寰了。
“你们爷儿俩回中国去吧。”
不久，父亲带着瓦西里回到山东平都一个贫穷山村。
吃惯了奶油、面包的瓦西里，吃不惯地瓜干，不会讲中国话，不会锄地，整天生活在孤独与苦闷之中。
一天，他正在院子里擦身子，一串笑声从篱笆墙那边飘过来：“啊呀呀！你咋像猴子似的长了一身毛啊？咯咯咯……”
从此，一双美丽的黑眼睛照亮了他孤独的心。
她教他干农活，教他学中国话。他们不顾世俗的流言蜚语，勇敢地相爱了。就在他们收拾好新房准备结婚的前一天傍晚，来了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向他下达了最后通牒：“三天内必须回国，否则以苏修特务论处！”
他提出抗议，找到村长和公社……
第三天早晨，两个相爱的人面临着生离死别。
她说：“你走了，俺不知俺能不能活下去？”
“你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回来娶你！”
回到苏联，他给她写过无数封信，却是泥牛入海。渐渐地，他的心冷了，从此远离喧嚣的城市，来到荒寂无人的贝加尔湖畔。
中国商人安慰他不要难过，说中国开放了，他可以去中国找她……”
瓦西里却说：“找她有什么用？她肯定早嫁人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酒……”他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后，贝加尔湖畔又传来那首古老而忧伤的民歌：“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听完这个故事，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为痴情的瓦西里，也为那个年代……
在哈巴罗夫斯克，我遇到一位俄籍华人科学家姜堪政。
姜堪政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大学期间，他就迷上了认为能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的《场导论》。为此他多次遭到批判，几次出逃，几次被抓，被判刑……1971年7月，他终于逃到了海参崴，以为这回可以安心研究他的《场导论》了，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十年无国籍的流放生涯。十几年后，他总算可以研究《场导论》了，却又屡遭剽窃……
在试验室里，我见到了他自制的、粗糙但却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场导机”。我不懂科学，不知道他的《场导论》是否有科学道理，但从这位花甲老人身上，却看到一个献身科学、不屈不挠的灵魂。
在俄罗斯，见到最多的是“中国倒爷”触目惊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