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玩命俄罗斯》 （8）
一天，在新西伯利亚市场，我看到一帮黑头发、黑眼睛、穿着大肥裙子的胖女人，像一群恶狼似的呼呼啦啦地扑倒了一个中国男人，上前一把夺下他腰间的老板包，往大裙子里一塞，嘻嘻哈哈地扬长而去。中国男人气得直骂，但毫无办法。在俄罗斯，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黑头发、黑眼睛的吉普赛人，好多抢劫都是他们干的。
在哈巴罗夫斯克的炒汇市场，我见到一名炒汇老大——一个又瘦又小的中国朝鲜族青年，坐在一辆伏尔加轿车里。
车窗开着，他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注视着四周。
我问他：“听说你炒汇很厉害，好多炒汇的都要看你的行情。”
他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你每天带多少钱来炒汇？”
他没有瞅我，用手指了指身边盖着夹克衫的旅行袋。
“你带这么多钱不怕被人抢吗？”
他不动声色地笑了笑，把旅行袋上的夹克衫轻轻一掀，竟然露出一支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
我大吃一惊：“可你就一个人，万一……”
他又把身上的花格衬衫轻轻一掀，吓得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腰间居然绑着一圈雷管样的东西。只听他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不玩命能赚大钱吗？”
我惊讶得半天无语，为他的胆量和勇气，也为他玩命的劲头。
我本想跟他多聊几句，这时，几个俄罗斯男人向伏尔加轿车走过来，他急忙说：“你赶快离开！”
我只好赶紧离开他。
我知道去俄罗斯淘金的中国人都在玩命，包括我自己。所以后来为我的报告文学集取名《玩命俄罗斯》。不过人家玩命是为了赚钱，而我玩命却是为了采访。
当年，鲁迅曾经毫不留情地鞭挞过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曾经为孩子干涸的心灵得不到疗救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可现在，“孩子”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鲁迅当年批判的国民劣根性，到底扔掉了多少？我无法妄加评论。但在俄罗斯所见到的一切，却使我对我们民族有了更深刻、更真实、更全面的认识……
看吧，哪里最吵、最脏、最乱，哪里肯定集聚着中国人，这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在哈巴罗夫斯克，我亲眼看到几伙中国“踩包帮”守在码头上，等到中国客轮靠岸以后，他们立刻蜂拥而上，向“中国倒爷”伸手要钱，男的要交一千卢布，女的交五百卢布。有的“倒爷”拒不交钱，跟“踩包帮”理论，结果很惨，轻者被打得鼻青脸肿，重者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很想把这一幕拍下来，可我不敢，怕他们冲我动刀子。
在哈巴罗夫斯克，多次发生中国人血洗中国人的事件。一天夜里，一帮中国人手持凶器闯进一家“中国倒爷”住的旅馆，逼着每个中国人交钱，把旅店里的中国人全部洗劫一空。对这些事，俄罗斯警察根本不管，你找到他，他双手一摊，耸耸肩就完事了。他认为这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跟他俄罗斯警察毫无干系。
看到这一切，我感到很痛心，在国内窝里斗不算，还跑到国外来继续互相残杀，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而且，我看到“中国倒爷”带去的“阿迪达斯”、粉笔制成的“化妆品”、仅穿一周的“礼拜鞋”、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等各种伪劣商品，给中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然，我无意中也参与到“倒爷”队伍中，也成了推销伪劣商品的罪魁。
在俄罗斯，经常看到俄国人拿着用一个月薪水买来的“礼拜鞋”，或是芦苇和鸡毛做成的“羽绒服”，气呼呼地去找“中国倒爷”算账，撵得“中国倒爷”到处躲……我看到俄国商店门口贴着醒目的横幅：“此店没有中国货”……
我亲眼目睹了俄国人从排队抢购中国货，到极度厌恶，到最后抵制中国货！
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及东欧一些国家，极需价格低廉的中国货。这对中国尤其对东三省来说，本来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假冒伪劣商品却像洪水般地冲出国门，虽然充足了少数“倒爷”的腰包，但却冲毁了中国在俄罗斯、东欧、乃至全世界的名声及信誉，更使东三省失去一次大好的腾飞机会！
我一直为东三省失去这次机会而感到惋惜。
在俄罗斯，最惊心动魄的要属去车臣了。
1992年9月，佳木斯某公司杨经理要去皮亚季戈尔斯克及车臣催要货款，我决定跟他一起去采访。杨经理说车臣正在打仗，太危险。
我说：“没关系，我自己承担差旅费，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我觉得能去车臣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于是，我又背着十几套皮夹克，跟随他们一行三人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发，飞往位于北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从那里乘火车再去车臣首府格鲁兹尼。这次出行，我还带了一本《五笔字型练习法》，一路上学会了五笔打字。
一个深秋的傍晚，我随他们三人从皮亚季戈尔斯克登上开往格鲁兹尼的列车，住进一间破旧的、门板上有好多窟窿的包厢。
已是午夜，我们四人躺在漆黑的包厢里却毫无睡意，紧张地盯着从门板窟窿里射进来的灯光，听着过道里不时传来的脚步声……
此刻，正是俄罗斯与车臣交战的前夜。这里除了少数列车及客车与外界通行之外，飞机和铁路货运全部被俄罗斯封锁了。车上的治安极差，经常发生抢劫杀人事件。前不久，据说几个中国人就在车厢里被抢了。
正提着心，门外忽然传来“砰砰砰”的砸门声及“叽里呱啦”的吼叫声。我们谁都不敢吱声，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只见翻译起身猛地打开包厢门，冲着门外“嗷嗷”大吼几声，回头对我们说：“几个家伙找错包厢了！”我看见昏暗的过道里虎视眈眈地站着几个彪形大汉，鬼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列车终于到达了车臣首府格鲁兹尼。尽管杨经理电话通知了欠款客户苏里曼来接我们，但他却没来。我们只好站在秋雨绵绵的站台上等他。
格鲁兹尼，是我在俄罗斯见过的最灰暗、最破烂不堪、乞丐最多的城市。马路上到处都积满了雨水和落叶，房屋建筑又矮又旧，毫无生机。只有一幢十几层的大楼，它就是后来被炸的总统府。总统府只是一座三层小楼。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集聚着许多人，好像在激烈地辩论什么，有时还推推搡搡地动起手来。杨经理告诉我，那是车臣的各个政治派别在辩论。我很想过去拍几张照片，却被杨经理制止了。他说：“千万别去！这里的人很野，也很敏感。他们看你拍照非把你的相机抢去不可！”
一直等到下午两点，我们才见到个子矮小、头发稀少、长了一双猫头鹰眼、一看就是老滑头的苏里曼。
一见面，杨经理就谴责他言而无信，质问他为什么三百万货款到现在还迟迟不发。
苏里曼却把玩着手中的油笔，说他账面上有的是钱，但俄罗斯把银行封了，汇不出去；还说他有大量的石油，但俄罗斯封锁了海陆空运输，运不出去。说完，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双手一摊，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架势。
一连几天，都是在这种毫无成效的谈判中度过的。
在这里，时时都能感受到战争前的恐怖。白天还算平静，一到晚间，站在旅店窗前往外一看，远处炮火连天，枪炮声像爆豆似的，火光把半边天空都烧红了！再低头往窗下看，身着迷彩服、荷枪实弹的士兵，三五成群地在马路上走着，“咔咔”的皮靴声整夜整夜敲着无眠者的耳鼓……后来得知，这就是在俄罗斯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的车臣黑手党。
一到晚间，我们谁都不敢出门，每人买一把斧子，白天出去腰里都别着斧子。说来可笑，一把斧子能抵挡住黑手党的冲锋枪吗？自己给自己壮壮胆呗！
要说不害怕那是撒谎，但我丝毫不后悔，反而觉得挺自豪，经历过车臣这样的战乱环境以后，后来再去韩国，去欧洲，就觉得非常轻松了。
在格鲁兹尼的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乞丐。这里的乞丐非常多。在一座几十米长的桥上，我数了数，不下十几个。一位父亲领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一看我们过来，三个小家伙立刻齐刷刷地跪下来，向我们一齐伸出小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一身黑色长裙，一条黑头巾，身旁放着一只红色小木桶，毫无表情，一动不动地坐在桥头，远远看去，就像一幅色调深沉的油画。我很想扔给她一点钱，但随行的杨经理告诉我，千万不要发善心，更不要露富，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这儿，中国男同胞经常会遇到漂亮的车臣女郎，勇敢地向他们“求爱”：“先生，请留下来吧，我爱你！”她们认为中国人有钱，想嫁给中国人。在这儿，有一万元人民币就算富翁了。
在车臣逗留了一周，第八天早晨，我们乘客车准备离开这里……
上车后，我望着满目萧条、充满恐怖的城市，想起旅店老妈妈跟我们告别时说的话：“唉，你们回中国多好，没有战争……”
是啊，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多么渴望和平的生活啊！
我曾问过老妈妈，车臣人愿不愿意独立，她悻悻地说：“独立有什么好？车臣四面都被俄罗斯包围着，光有石油有什么用？现在连面包都没有！闹独立的都是那些当官的，都是为了争权夺势！老百姓要的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鬼知道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老妈妈说得极是，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老百姓发起的，更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车臣爆发战争以后，我不禁想起那位老妈妈以及在桥头乞讨的那些孩子，不知她们是否还活着……
上车后，满嘴起泡的杨经理长叹一声：“唉，这趟又白跑了！”
为这三百万货款，杨经理冒着生命危险六次来到车臣，曾找到车臣共和国总理玛玛大耶夫和后来被俄方炸死的总统杜达耶夫，都没有解决问题。他的密码箱被人抢跑，在旅馆房间里发现子弹头……可是一分钱都没要回去。
客车开出一段时间之后，忽然停下来，我急忙往窗外看，只见公路两旁停着大炮，身穿迷彩服的士兵端着冲锋枪，前面的公路上摆着长长的蛇形水泥预制板的路障，路障中间只能容下一辆汽车经过，所有的枪炮都齐刷刷地对准我们这辆客车，只见两个端着冲锋枪的士兵走上车，让我们交出护照，打开旅行包……
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更不知他们要干什么，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只见司机下车了，跟路边一个当官模样的人交涉了好一阵……
客车终于重新启动了，在狭窄的路障中间像蛇一样缓缓地向前驶去，我这才舒了一大口气，总算离开了这个鬼地方。原来这是车臣与俄罗斯的交界处，车臣方面要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检查，看有没有俄罗斯派来的间谍。
1992年10月5日，我从莫斯科登上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旅客列车。这趟横跨欧亚大陆、行程七天七夜的列车，是世界上行程最长的列车。
七天七夜，太难熬了。
俄罗斯的十月很冷，车里没有暖气，四面透风，穿了好几条裤子仍然觉得冷。车窗外面除了遮天蔽日的森林还是森林，车里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最要命的是买不到吃的，连热水都没有。俄国人不喝热水。
上车前，我以为车上有卖食品的，只买了一个西瓜，上车后才发现，车上除了黑面包什么都没有，没办法，只好把西瓜皮都吃光了。每到一个小站我就第一个跑下车去，却发现站台上空荡荡的，只买到一次马铃薯馅的饺子。俄罗斯旅客都自己带着食品。只有我和几个中国人，一连七天，光啃黑面包及国内带去的咸香椿，回国后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我不理解，俄罗斯到处都是肥沃的土地，怎么就没人种呢？弄得蔬菜奇缺，黄瓜折合人民币十几元一斤。在那儿要是能吃上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就是最大的奢侈了。我奇怪，俄国人个个健壮得像北极熊似的，为什么这么懒惰呢？是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把他们惯坏了？更让人费解的是，一个被我们向往、效仿、崇拜几十年的老大哥，一个称雄世界堪称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一个被中国人称为“明天”的伟大民族，为什么“一夜之间”变得如此贫穷、如此“瘦弱不堪”、如此匮乏呢？
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看到偶尔从森林里走出来的彪悍男人，以及头上扎着三角巾、手拎奶桶的丰满女人，我心中的迷惑越发感到难以释然。
不过，当我回想起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心里也就渐渐释然了。
是的，体制决定一切。
我坚信，俄罗斯早晚会强大起来，走出困境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我发现俄罗斯是一个爱读书、崇尚知识的民族，随处可见手捧书报的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上车时拎着两个大提包，一提包是食品，另一提包就是要看的书。你看吧，车厢里一个个因颠簸而晃动的脑袋都俯在一本本书上，就连孩子都捧着画报津津有味地看着。而我走过几个车厢却发现，中国人没一个看书的，都在聊天，打扑克……
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位同行的男同胞搂着俄罗斯姑娘在车厢过道上接吻。男同胞悄声告诉我：“这姑娘向我要烟，我提出要亲她……”
一连七天，他们都是在这种无声的交易中度过的。
这使我想起在哈巴罗夫斯克干过的一件傻事，我去敲一位同胞的屋门，敲半天也没人应声。一位男同胞悄声对我说：“张大姐，你敲什么呀？”
我说：“我明明看着他们几个刚进去，怎么不开门呢？”
他说：“张大姐，你挺聪明的人怎么就糊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