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留给自己和丈夫的两封遗书 （4）
我不知自己是在阴间还是阳间，不知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好一会儿，我才从懵懵懂懂中渐渐醒来，听出是刘晓程院长，却睁不开眼睛。但我记得是3月15日九点十五分被推进手术室的。我奇怪，手术怎么这么快就做完了……
其实，我在生死界上已经度过了一天一夜。
我极力睁开沉重的眼皮，用朦胧而虚幻的目光，扫视着被切开的两只小臂及锯开的前胸，三处刀口都用厚厚的纱布包着，这才意识到：我终于活过来了。
那一刻，我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所有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真正“死”过一回、亲身经历过获得第二次生命的人，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救命之恩。
刘晓程院长握住我的右手，让我用力握一握，又握住我的左手，然后又让我动动双脚的脚趾，问我：“你能记住你病房的电话号吗？”
我微微点了点头。
看到我一切正常，刘晓程带着医护人员走了。
监护室里只剩下我和护士。
这时，我懵懵懂懂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雅文，你终于活过来了，这回你一定要写写你自己，把你六十年的人生真实地告诉人们，不然就这样走了，太遗憾了。”
我知道，那不是别人，而是我虚弱的心灵在对我说话。我知道它被挤压得太久，太需要宣泄与释放了。
于是，就在这重症监护室里，就在我的生命徘徊于生死边缘之际，我决心写出我的一生。从这一刻起，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又日夜鼓噪着我、呼唤着我，就像手术前鼓励我一定要跨过生命大裂谷、顽强地活下去一样，一个新的生命支点又开始支撑着我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生命。
麻药劲儿过了，三处刀口开始剧烈地疼痛，无法入睡。而我的思维却完全沉浸在对自己人生的遐想之中，大大缓解了我肉体的痛苦。
后来，我对《当代》杂志原常务副主编常振家先生谈起这部传记的最初动意时，他说：“雅文，你太厉害了。我相信别人可以打死你，但却不能打败你。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
是的，我曾被自己打得落花流水，差点把小命都搭进去。
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像其他术后病人一样，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三处刀口剧烈地疼痛，口渴难忍，却不让喝水，渴得厉害，护士只能给一块冰吮两口，嘴唇暴起一层层硬皮。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不能讲话，只能按照护士事先教的手势动一动手指。护士不停地帮我捶背，让我咳嗽，让我把气管里的痰咳出来，每咳一下，刀口就会钻心地疼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左前方的监视器，看着我的心律和血压在生命最微弱、最危险的界线上徘徊。每当心律升到危险界线时，护士就急忙让我做深呼吸，而我每呼吸一次，都要使出全身的气力……
躺在生死界上，对人生，对生命，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人死如灯灭，恩仇荣辱，功名利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此刻，最真实的是我还活着，我听到了亲人的声音，那是王正清医生拨通了贺玉的电话……
“贺玉……”我的声音虚弱得像蚊子叫一样。
“雅文！”贺玉却惊喜地大叫起来，“亲爱的，我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太高兴了！我和孩子都盼望你早日走出监护室呢！”
三天后，18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我被推出了重症监护室。早已等在门口的贺玉，张开双臂激动地奔过来——
接下来，我承受着术后最痛苦的阶段，三处刀口，钻心的疼痛，日夜不停地折磨着我，每次翻身，都能听到锯开的前胸骨被钢丝缝上后的摩擦声，每次起身去厕所，都要抓住床扶手折腾半天，使出全身的气力才能爬起来……
但我脸上却一直挂着笑，因为我还活着，只要活着一切痛苦都会过去。护士发的去痛片我一片没吃，我怕吃去痛片对身体不好。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第三天，我在贺玉的搀扶下，就扶着墙在走廊里一步一步地走动了。
在医护人员及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我恢复得很快。
十几天后，为了给刘晓程的报告文学增加一些内容，我拖着极度虚弱之躯，采访了两个即将手术的外国患者，还走进手术室，观看了一台刘晓程为美籍华人做的心脏大手术——
我看到“我”像耶稣受难似的躺在手术台上，心脏停跳，靠体外循环来维持“我”的生命。“我”的前胸被锯开半尺多长，两只小臂被切开八寸多长的口子。医生从两只小臂取出两根蚯蚓似的动脉血管，给“我”的心脏搭了五个桥……
王正清医生说：“张老师，看到你那么坚强，我们医护人员都拿你给患者当样板……”
我并不想成为什么样板，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哪还有那份虚荣心，一切都是性格使然。
术后第十九天，4月3日，我怀着虽然虚弱但却“健康”的心，带着外科护士送给我的“同心结”，带着医生的叮嘱，在贺玉和孩子的陪同下，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没有比此时此刻，更能体会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了！
躺在车里，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活着真好，活着真好，活着真好……
是的，生命终于又属于我了！
我望着窗外的一切，感到既陌生，又亲切，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有一种看不够的贪婪。阳光大好，万里无云，悠悠小风吹拂着二十天前还是枯黄现却已变绿的树叶，吹拂着刚刚泛青的小草……阳光，小风，小树，过去司空见惯的一切，今天突然变得如此亲切如此美好了。
但我知道，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只是我的心变了。
此刻，我好像重新诞生了一次，好像返璞归真了。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彻大悟吧。仔细一想，婴儿出生时，心灵本来是纯洁而美好的，没有任何奢望和欲念，只是长大变成社会人以后，才有了各种各样的欲望，才有了数不尽的烦恼。
一路上，我一直在为自己庆幸，庆幸我无意中结识了刘晓程。可是，另一种思绪却又缠绕着我，令我这颗虚弱的心胡思乱想起来……
我想，假如王文禄先生没有邀我来采访刘晓程，那么，我对自己的病情可能一直糊里糊涂的，说不定哪天会突发心梗……假如我不是一名作家，不享受医保，我只是穷山沟里一名农妇，或者只是一名每月仅有一二百元的下岗女工，根本没有能力支付两次十几万元的手术费用……那么，我将如何面对这场灾难？又将会有怎么一番人生结局？转而又想，我那四百万像我一样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心脏病同胞，他们什么时候也能像我一样，获得手术机会，从而轻轻松松地活下去？中国老百姓看病贵、手术难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我把这番思索，写进了刘晓程这篇报告文学的补记里。
人死过一回之后，方才明白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了。
所以，我真诚地告诉天下所有的朋友，生命对我们来说，太短暂，太脆弱，太易逝了，好好珍惜吧！
一○○
这次手术，使我对爱情和友谊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搂我我抱你的卿卿我我，而是你病了、老了，他守在你身边，一口一口地喂你，帮你洗头、洗脚，用身子给你焐热冷被窝，从棉衣兜里掏出热乎乎的、你最爱吃的烤白薯，剥开皮送到你嘴边，拉着你长出老年癍的手说：“亲爱的，你的小样真可爱……”而你却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而对友谊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恰是这种珍贵的友谊与关爱，呼唤着我羸弱的生命，给我的生命注入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我一定要闯过这场生死大劫好好活下去！
手术这段时间，我一直被亲情、友情和领导的关怀包围着，这使我对人性、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
威廉·詹姆斯说：“在人类天性中，最深层的本性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
是的，这种人性的特点在我手术前后体会最深了。也恰是这种人性特点使我看到了人类美好、善良的一面。我第一次发现除了我的亲人以外，还有那么多人关爱我，在乎我，包括我的读者。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手术前一天，我接到美籍华人作家李岘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她说：“雅文姐，我已经向菩萨许愿，从明天开始，我在大洋彼岸每天三炷香，为你祈祷一个月。你放心，菩萨一定会保佑你手术成功的！”
十几年来，我和李岘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无论在她人生困境还是辉煌时刻，我都是她的第一个分享者……
孙先生和杨先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由于喜爱我的英文版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跟我通过电话和E-mail。得知我要手术，他们从北京专程跑到天津医院来为我祈祷。当两位素昧平生的先生和林文华主任一起，将手搭在我的肩上为我祈祷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手术那天，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手术情况。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先生亲自打来电话，祝我手术成功。哈尔滨的刘相轸接连打来四五次电话，一直等到我的心脏复跳之后，他才说了一句：“谢天谢地，我总算可以睡安稳觉了。”他是脑外科医生，深知这种大手术的危险性。
为我祈祷的还有一个人，一个至今尚未谋面的在押犯——
他叫张宏利，几年前，他从报刊上看到有关我的报道，给我来信诉说他的身世。他出生在贫困农村，父亲被人意外打死了。母亲带着他和哥哥远嫁他乡，养父经常打他，他早早就辍学了养起林蛙，可是，突降的一场暴雨把林蛙全冲跑了。一次酒后抢劫，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几年来，我一直在跟他通信，鼓励他好好改造，给他寄去我出版的书和贺卡……
他在信中说：“文姐（他应该叫我阿姨），你能想象我是多么盼望你的回信吗？每次接到你的来信，我总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你的信，我就对自己的改造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幻想，最最害怕的就是失去你的联系，因为我有一个愿望，等我获得自由以后，我能见到你，我们能面对面地坐下来，听你给我上‘人生大课’。所以，我最不想失去你这位朋友，失去我后半生的人生导师。得知你要手术，我很挂念你，相信你一定能战胜病魔，因为在我心里，没有你做不到的事！你的亲人和朋友，都在用心支持你，还有千里之外身陷绝境的小弟天天在为你祈祷，为你祝福，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出院不久，我接到一张一千元的汇款单，是黑龙江作家陈力娇汇来的。我让贺玉马上退回去。随后，她又寄来一张两千元的汇单，我只好让贺玉再退回去。
贺玉问我：“你俩怎么回事，来回折腾什么呀？”
几年前，在全省合同制作家的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穿着寒酸的陈力娇。她发言时说她家里很穷，冬天买不起煤，两手冻得又红又肿，没吃的，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经常拖着一条跛腿到外面去拾柴草，可她仍然坚持创作。听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了。开完会，这位残疾女作家来到我的房间，两个初次相识的苦命人一下子抱到一起，从此成为要好的朋友，也因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1997年，省作代会期间，她对我说，她所属的绥化地区文化馆需要一名创作员，按照她的创作成果完全可以调进去，可她没有门子。她说这是唯一一次改变她命运的机会。于是，在小组讨论会上，我说：“我们都说缺乏人才，都在呼唤人才，可有时，人才就在你身边，却没人重视……”我举出陈力娇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