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的协助下，由曾骥云动议并主修之《湘乡大界曾氏三修族谱》终于1840年竣工刻行。家谱、族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特有的现象。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之上体现出特色鲜明的宗法伦理型内涵无数个家无数个家族构成了国家。君主是扩大了的家长、族长，国家是扩大了的家庭和家族。家法家规和族法族规，体现了封建纲常伦理的基本精神。而有地位有名望的家庭和家族，往往为了延续家风族风，每过三十年或五十年一定要由有影响、有地位的家族中人出面修订家谱、族谱。《湘乡大界曾氏三修族谱》的修订并成功刻行，既表明因曾国藩功成名就续修族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获得族中各支派人士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又使曾骥云在族中的地位和名望迅速提高，成为大界曾姓人群中排忧解难的长者、尊者。
在《湘乡大界三修族谱》告竣后，曾骥云又着手倡议建立其高祖元吉公祠堂。曾元吉，名贞桢，被湘乡大界曾氏族人尊称为元吉公。曾元吉系武城曾氏第六十五派，为江西迁居湖南四世祖，是湘乡大界曾氏繁衍昌盛的创始人。曾骥云的父辈、祖父辈均曾发起为曾元吉建祠但均因资金短缺等原因没有结果。1846年，曾骥云召集族中有影响者商议，提议“精卫塞海，愚公移山，众志成城，诸君子苟有志营造，何赀之足虑？”淤。这就是说，修造元吉公祠虽然工程浩大，困难重重，但只要众人齐心合力，发扬“精卫塞海，愚公移山”的精神，就不愁达不到目的。提议得到族中各支派人士的积极响应之后曾骥云亲历亲为多方组织协调，不数月即“落成堂一楹”，到1850年顺利建成元吉公祠。曾骥云亲撰《高祖元吉公祠记》，以曾麟书为首订立了《元吉公祠条规》。从此，大界曾氏“有规可循，族风严正”，遗风远被，曾氏后裔受其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为先人立祠堂、设家庙，同样是家族兴旺发达、地位显赫的象征，而主持建造家庙、祠堂的人，则必然在全族内受到敬重。曾骥云之善举，得到了侄儿曾国藩的首肯，认为既是为祖宗积阴德，又为曾氏族风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条件，做出了重大贡献，善举不会白费，必定会得到好报。如他在1855年旧历年末致诸弟的家书中说：“欣悉温弟生子之喜。至慰至慰。我祖父母生平无一缺憾之事，惟叔父一房后嗣未盛，九泉尚未满意。今叔父得抱长孙，我祖父母必含笑于地下，此实一门之庆。”认为此中原他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均在年轻时成为寡妇，受到朝廷表彰被封为“节孝之门”；生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中，使他从小养成了勤敬孝友的良好品德。
欧阳凝祉（1784-1869年），初名鳌，又名沧溟，字福田。祖籍江西吉安，明万历年间迁居湖南衡阳与湘乡交界之五马冲。他的曾祖父欧阳席珍，字天鼎；祖父欧阳玉光，字心瓛；父亲欧阳惟本，字顺源。可能是遗传的缘故，这三人在世的时间都不是很长。除了欧阳玉光因触犯王法论斩外，曾祖父欧阳席珍因结核病逝世于1765年，父亲欧阳惟本因患痢疾，病逝于1787因，在于叔父曾骥云“近年来于吉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感动了祖先显灵，是“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是”的结果。
曾骥云深知曾国藩的“发迹”为曾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带来了机遇，要把握这个机遇，在尽心教导子侄辈行修名立、谨守耕读家风的同时，家人居乡间更应当小心谨慎处世，切勿依恃“朝廷恩宠”趾高气扬，尤其不要干预地方公务。当他接到曾国藩在京城因父亲曾麟书常跑省城、县城为人打官司之举感到忧虑，求曾骥云从中提醒其父不要干预地方公务的信函后，立即耐心细致、反复规劝哥哥曾麟书赶快放弃此事，以免给曾国藩带来麻烦。与此同时，他听从曾国藩的嘱托，严格约束曾氏后人言行，绝对不许有人干预地方公务。为了配合曾国藩从政做官多行善事，获取社会支持的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与实践原则的实施，曾骥云听从侄儿曾国藩的建议，在1851年春天开始，仿照朱熹“社仓之制”，首捐谷二十石，影响“附近各富家亦劝其量为捐谷”，于夏月借贷给贫困乡民，秋冬月一分息（每石加还一斗）收还。丰年不增，歉年不减。经过曾骥云的多方努力，这一有利于社会安定的社仓机构正式建立并不断完善，且获得乡民的一致好评。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真正能体会他在外从政做官之艰难，小心谨慎修身、齐家，以避免仕途险恶、树大招风遭致的结局的只有叔父曾骥云。正因为此，当曾骥云于1860年初春病逝后，曾国藩感到“哀痛曷极”，去信要求曾国荃、曾国葆两个在军营的弟弟与他一起，仿照亲生父亲去世之例，对其寄托无限哀思之情。
曾国藩的业师和岳父欧阳凝祉
年。也许是老天爷对这一家的特意安排，欧阳玉光死时其子惟本仅三岁，妻子蔡氏“年二十有八”，而欧阳惟本死时其子凝祉也只三岁，妻子蔡氏“亦二十八岁”。这样一来，欧阳一门三寡妇，承受世俗的偏见和生活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难能可贵的是，欧阳凝祉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不仅没有改嫁他人，并且不向命运低头，以其惊人的毅力撑持家门，含辛茹苦抚育后代。据曾国藩所作《欧阳氏姑妇节孝家传》一文记载：欧阳凝祉的曾祖母刘氏在丈夫去世后，“端严匡敕，无所假借。节一朝之命，分之二日；并三人之事，责之一手”。而祖母蔡氏则每天“先鸡鸣而兴，豫其未至；后斗转而息，补其阙遗”，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克勤节俭，“半米寸薪，必珍必戒”。
儿媳妇入门后，她更是“躬其难者，让其易者”，上下关系处理得很融洽。母亲蔡氏虽因丈夫去世、年轻守寡感到很悲伤，但她在刘氏祖母和蔡氏阿母的言行身教感染之下，重活粗活抢着干，侍奉两辈老人殷勤备至。三代婆媳之间相处亲密无间，其节孝名声远近传扬。也许是勤劳锻炼了身体筋骨，也许是正视现实的平常心态有利于健康精神的积聚，欧阳凝祉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都高寿至八十岁以上而终。1839年，曾国藩在任职礼部时，特将欧阳家三寡妇撑持门庭的事迹做了汇总，作《欧阳氏姑妇节孝家传》上报朝廷，获准旌表，从此“节孝之门”得以广为传颂。
欧阳凝祉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自幼受到家风陶冶。他的父亲欧阳惟本在祖母和母亲的严格督教下，刻苦用功，“读书属文，试于郡县有声”。可惜的是，他在二十七岁时就因病去世了。父亲欧阳惟本去世时，欧阳凝祉虽只三岁，但已认识了不少字。自此，他在母亲和祖母的细心爱护与严格训导之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好品性。他“恪遵母训，跬步必谨”，“终身不以言色加人”，“没齿不近杯勺”。读书则“嶷然自历于学，不假董督”，自觉性很强，日有长进。后来，因“节孝之门”的家庭背景加之他本人勤奋好学，被地方政府确定为“学官弟子”，受到发给膳食补贴的特殊照顾。
他从事教育工作五十余年，以“严”字为本，“着藉”门生达数百人；他仗义疏财，常常接济贫困生徒，深受人们的尊重敬仰。
欧阳凝祉二十三岁时，因其人品好，学识渊博，地方人士请他设馆课徒。从此，他一边教授学生，一边读书做学问。起初，他为了就近照祖母和母亲，在家乡五马冲开馆课徒，一时间“远近归仰，交币迎致”，人们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他的私塾求学。他在家乡设馆“课徒凡四十年”，随后应邀主讲莲湖书院“又十年”。在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欧阳凝祉培养出有功名者“数百人”，其中后来成为女婿的曾国藩在十二三岁时就曾成为他的学生。
欧阳凝祉教学一丝不苟，对生徒要求很严格。这严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格训导生徒行正学好曰二是严格要求学生专心致志读书学习。据曾国藩在《欧阳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记载：对于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欧阳凝祉与他们“稽经讲艺，兼及敕躬之道，成物之方”，也就是以平等的姿态，同学生引经据典切磋学问的同时，鼓励他们了解和实践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对于那些调皮懒散的学生，则“屏斥门墙之外”，示以严厉惩罚。时间一长，那些遭到斥责惩罚的学生逐渐领悟老师的良苦用心，“后常悔憾，自愧不为良师所齿”，大都有了转变。良师虽严，有时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但良师难得。因为，他之所以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学生。所以，曾国藩在离开欧阳凝祉学馆二十年后在京城与诸弟谈到家塾读书的问题时，特意提到家乡附近既可作为老师，又可作为益友者，“惟汪觉庵师及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天地君亲师”以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之久的古训。老师的人品学识如何，将深深影响到学生的一言一行，甚至与学生一生的志趣行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老师对学生在人品和学识的造就方面加以严格督教本身就体现出老师的德行品性。欧阳凝祉在这方面堪称楷模。从而获得曾国藩的高度赞扬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清了。
欧阳凝祉年过七十后，“不复授徒远方”，家居督教孙辈，“细字钞书，讲论不倦”。与此同时，他也做些有益于宗族和社会的公益事业，甚得乡人赞许。一些贫困学生交不起学费，欧阳凝祉从不与之斤斤计较，尽力从学业上予以帮助，其淡泊名利、仗义疏财的精神更为时人交口称颂。
他作为曾国藩的老师，深知“其前途功名福泽无量”，亲自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为妻；由于家教有方，他的女儿成为曾国藩的贤内助，为形成曾氏独特家风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阳凝祉的家乡衡阳五马冲与湘乡大界白玉堂曾国藩家毗邻，相距大概只有五公里，从而欧阳氏与曾麟书同在一所私塾里读过书。由于是同学关系，两人志趣气味又相投，所以欧阳凝祉与曾国藩的父亲常相往来。加之，曾国藩在十二三岁时成为欧阳凝祉的门生，其人品和刻苦用功的读书精神深为欧阳凝祉所赞赏，认为曾国藩将来必成大器，“其前途功名福泽无量”，恰好欧阳自己有一女儿，从小读过《幼学》《论语》等书，与曾国藩很般配，于是便亲自做主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敬重欧阳凝祉的人品学识，尤其是欧阳家的节孝美德为他所钦仰不万宜堂西侧面墙已，也就乐意与欧阳凝祉这位学友结为儿女亲家。罗绍志先生在《曾国藩家世》一书中叙述了乡间流传的有关曾国藩同欧阳氏喜结连理，是欧阳凝祉“移花接木”的结果这样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传说终归为传说，因未见到文献资料，笔者不敢贸然渲染，但两家门第相当，条件差不多，又有欧阳凝祉与曾麟书同学加好友这层关系做基础，欧、曾两家通婚联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至于欧阳小姐与曾国藩是否情投之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中是起决定作用的。
欧阳凝祉的眼光不错。曾国藩这位在他看来相貌一般，资质中等，但人品学识倶佳，尤其有一股吃苦耐劳、发奋自励精神的女婿，没几年便中秀才、中举人，过几年又中进士、点翰林、做京官，儒生领军，建功立名，最终拜相封侯，成为朝野刮目相看的重臣，给他这位岳父大人争足了面子。曾麟书的判断也很准确。他看中的是欧阳家的德性品行，欧阳小姐的淑静端庄以及做曾家儿媳妇的基本素质。这种基本素质就是为人忠厚，处世谨慎，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善于处理家庭内部关系。在这方面，欧阳小姐充分领悟并且在“齐家”这一实践中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
欧阳氏生于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自嫁到曾家后，作为长媳，她处处为弟媳们做出榜样。她先后生育九胎，都是亲手接生、断哜，除长子和五女夭折外，其他都由她亲手抚育。无论是家居乡间，还是随夫辗转南北，她都坚持纺纱、绩线、做布鞋。如1854年初曾国藩率湘军出师东征太平军后，黄金堂家务由她主持，她带领弟媳、妹妹及女儿纺纱、织布，还要服侍公婆，处理亲友往来关系，使耕读家风、孝友家风得到弘发。远在江西军营的曾国藩得知这些情况后，在致诸弟的书信中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说：“自七月以来，吾得闻家中有数件可为欣慰者。温弟妻妾皆有梦熊之兆，足慰祖父母于九泉，一也；家中妇女大小皆纺纱织布，闻已成六七机，诸子侄读书尚不懒惰，内外各有职业，二也；阖境丰收，远近无警，此间兵事本顺，足安堂上老人之心，三也。”又据曾纪芬回忆：“予等纺纱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瑕刻，先公亲自验功”；“予等兼须为吾父及诸兄弟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予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
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座旁，今八十一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欧阳夫人不仅坚持勤劳兴家，而且将节俭持家落到实处。本来，曾家经济状况因曾国藩“发迹”而进一步好转，但欧阳夫人把“节俭”二字看得非常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在培养儿女们自食其力的同时做到克勤节俭的齐家精神。按照曾国藩手定规章，子女婚嫁一律以二百金为限，衣只两箱，金器两件，一扁簪，一挖耳，“一切皆在此贰百金中”。在黄金堂主持家政期间，因曾国藩率湘军转战各地，“以廉率属，以俭治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故家中经济状况显得特别紧张，但欧阳夫人把家人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从未向曾国藩索要正常生活开支以外的银两。
据曾纪芬追述：“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用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饭常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当时先母节俭之情形矣。”尽管后来曾国藩任职两江和直隶总督，经济比较宽裕，但欧阳夫人仍坚持勤劳节俭的家风，留居乡下则谨遵曾国藩嘱托：“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力诫儿孙勤俭节约，决不允许铺张浪费。随曾国藩居衙署则仍纺纱织布、开地种菜，甚至因曾国藩廉洁自律，不敢有人进献金银首饰等物给曾家人，“故太夫人（笔者按：指欧阳夫人）无珍玩之饰”，只有黄翼升之夫人执意拜欧阳夫人为义母，“献翡翠一双，明珠一粒；某年太夫人生辰，又献纺绸帐一铺”。堂堂总督夫人无一自置之金银首饰，实因节俭自律之故也。曾国藩去世后，欧阳夫人及儿媳们一如既往将勤俭家风发扬光大，丝毫未做更改。
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成为绝大多数官僚士大夫们的人生奋斗目标；而“齐家”之所以摆在第二位，足以说明其重要性所在。因为，从政做官者如果想做一个清官、好官，就必须首先处理好妻子儿女是否清廉节俭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处理得好，没有一位“贤内助”的配合是难以实现的。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不仅成功实践了曾氏治家理论，而且在实践中加以完善阐发。曾国藩独特的家教理论和方法的产生、形成及其留下的深远影响，实与欧阳夫人的努力实践分不开，同时也同岳父欧阳凝祉对女儿的培养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曾国藩特作《欧阳氏姑妇节孝家传》《欧阳府君墓志铭》等名篇，以示对欧阳氏家风和岳父生平行谊的钦敬之情也足见其深刻的心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