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贺长龄
他与曾国藩成为儿女亲家颇费一番周折，且其女嫁给曾纪泽一年之后就去世了。
贺长龄（1785-1850年)，字耦耕，又号耐庵，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清嘉庆戊辰（1808年）科进士，入翰林院，充宫苑文学侍道，曾简放山西学政。道光以后，先后充任江西、江苏、山东、贵州等省地方官职，最终官至、云贵总督，是一位颇有政绩、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学者兼官吏式的人物。
曾贺长龄比曾国藩年长二十四岁，中进士的时间比曾国藩早三十年；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贺长龄早已简放外官，所以他们俩谈不上同官共事，只能国算得上是长辈与晚辈的关系，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然而，贺长龄与曾国藩是藩湖南同乡，又是岳麓书院的校友。在旧时一般读书人的眼里，同省、同府、家同县有人考上了进士，对于后学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往往被视作学习的榜家样；后学者们对其崇拜钦敬之情是异常浓厚的，一般都要想方设法与之接触，族以建立一种师友般的关系。而曾国藩在前往京城赶考之时，贺长龄曾寄过银钱予以资助。贺在抚黔之时又曾致书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共同谈论学术的问题。曾国藩以晚辈的身份，用极其崇敬的心情复书贺长龄，详细阐发他本人的学术观点。他在书信中首先感谢贺长龄这位同乡前辈对他的“过蒙矜宠，奖饰溢量”。他很赞同贺所说的一个“诚”字，并对其加以阐发：“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他特别赞赏贺长龄所作盈联“道在存诚”的观点，认为“旨哉其黯然君子之言乎！果乎诚而不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最后，曾国藩以极其谦逊的态度对贺长龄说：“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鄙浅，而期许过实，故谨布一二，以为请益之地，亦附于《皇华》淤三拜之义云。”由此可见，尽管当时两人的年龄差距较大，职位也不一样，但共同的学术兴趣将他们俩之间的情谊进一步加深。
曾国藩与贺长龄结为儿女亲家并非他们俩亲定，而是由罗泽南等人牵线促成的。曾纪泽作为曾国藩的儿子，用现在的通俗语言说是一位高干子弟，为其说亲做媒的人自然不少。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在清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1848年12月）曾纪泽十岁的时候，就有郭嵩焘出面，为一位叫常南骇的读书人的两个女儿说媒，与此同时还有一位李姓读书人也为其妹妹说媒。在当时，曾国藩虽然觉得两家“似皆可对”，但考虑到曾纪泽尚年幼故未正式确定下来。到了1851年，又有曾国藩的好友罗泽南写信给他院“言纪泽未定婚，欲为贺耦耕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曾国藩对这门亲事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贺长龄的女儿不到定亲年岁，“余嫌其小一岁”曰二是考虑到贺长龄是他的长辈，很是不妥。他对第二条理由做了具体的解释说：“从前左季高与陶文毅为婚”，即左宗棠与陶澍结成儿女亲家，“余即讥其辈行不伦”。
他不想“重蹈其辙”，打算婉辞谢绝罗泽南为曾纪泽说媒的好意，请诸弟在湖南省城当面同罗泽南说清楚，并拟日后回信告知罗淤。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选择儿女亲家的标准不重在门第高低，而重在“孝友书香之家”，不管其贫富与否，“亦可开亲”。贺家女子出生于孝友书香之家，自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曾国藩考虑的主要是“辈行不伦”，怕引起别人的讥笑，所以没有表示同意。过了一个月，曾国藩在朋友的劝说之下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曾纪泽与贺长龄之女配婚最合适不过。理由同样有两点：“一则以耦翁罢官，予亦内有愧心，思借此联为一家，以赎予隐微之愆”贺长龄于1847年因云南大理再次发生回民起义，被褫职回籍，这其中究竟与曾国藩有何具体联系尚需考订。但可以推测的是，曾氏当时有点清流派的气息，对朝野之事敢于发表议论，后来甚至直接批评过咸丰皇帝。贺长龄对回民起义镇压不力，曾国藩很可能也推波助澜地说了些不利于贺的话。“二则耦翁家教向好，贤而无子，或者其女子必贤”。他嘱咐诸弟在湖南为这一点仔细查访清楚。女口果贺家女子的确厚道稳重，那么在曾纪泽十七岁回家乡时就可以成婚。并请诸弟不必再到湖南乡下去物色对象了，因为他“细思吾邑读书积德之家如贺氏者，亦实无之”。由此可知，曾国藩在此时对与贺长龄联婚之事基本上有了明确肯定的表态。他看重的是家庭教育的良好，贺家女子的贤惠。
然而，当曾国藩拿定主意欲与贺家联姻并禀告其父曾麟书得到许可之后，半路上却出现了变故。原因不在于曾国藩本人，而在于他的夫人欧阳氏。他在同年11月写给诸弟的家书中说：“京师女流之辈，凡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出庶出之分。内人闻贺家姻事，即托打听是否庶出。……十一月即内人亲至贺家打听，知贺女实系庶出，内人即甚不愿。”在封建社会里，尤其是那些官宦人家讨亲嫁女，非常看重男女是否由元配夫人所生，曾国藩的夫人不满意贺家之女是庶出，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曾国藩虽然不讲究这一点，曾对欧阳夫人“晓以大义，以为嫡出庶出何必区别，且父亲大人业已喜而应允，岂可有他议？”，但他没有果断坚持己见，认为夫人所说的“为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则为妻者更有局蹐难安之情，曰后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为虑及”的理由是值得考虑的，故嘱诸弟婉转禀告父母大人，“尚需斟酌，暂缓订盟为要”。他还向诸弟特意说明，这样做对父母大人来说“甚为非礼”，但“惟婚姻百年之事，必先求姑媳夫妇相安，故不能不以此层上渎”。
至1852年春节期间，曾国藩经过仔细考虑终于下定决心与贺家联姻，同意曾纪泽与贺氏定亲。他在家书中拜托曾国潢坚托罗泽南、刘蓉二人多做工作，“务祈成此亲事”。至此，曾国藩与贺长龄正式成为亲家。1856年4月下旬，曾纪泽与贺氏的婚事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在湖南家乡隆重举行。不过，贺长龄这时已不在人世了。进而，贺氏命苦，结婚不到一年半就因难产身亡，并未给曾家生下男半女。
他宦海生涯四十年，脚踏实地，为民请命，勇于任事，政绩颇佳。
贺长龄于1806年入学岳麓书院，从该院着名山长罗典受业，在学术和人品上都受罗典的影响较大。同时，岳麓书院代代相传的湖湘学风和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也陶冶了贺长龄的个人情操。
检诸贺长龄为官从政的言行轨迹，主要在于发展文教、兴利除弊和安定民生这几个方面。
贺长龄起家儒林，对于教育之学颇有研究，并终生重在于实践中阐发。他自1836年担任贵州巡抚之后，便以兴学作为政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对待。为了改变贵州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他首先利用自己的地位，拨出专款修复省城书院，以此为榜样，带动全省。他根据成绩高低，将书院分等次编成上、内、外三舍，并参照岳麓书院等着名书院的办学方针规程，对书院的管理工作进行了实力整顿。随后，他又针对提高教师的学识和道德素质等问题，亲自制订方案，严格按照方案实行。其次，贺长龄为了培养贵州一省有用人才，提出了一套教育主张和思想。他认为，兴办教育是千百年的大事，尧舜文武等圣贤的学说，要靠教育来维持和继承。要治世，就必须先抓“言教”，即兴办以读书讲学为宗旨的书院和学校。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问题上，贺长龄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指出，当时的书院或学校大多以科举为业，以入学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途径，这是不利于培养“真人才、真人品、真经济”的合格人才的。他认为，培养这“三真”人才的具体要求应当是：“诸士肄业其中，朝受业，昼讲贯，夜服习，亲师论学取友，不苟同于流俗，教者有不倦之心，学者有不怠之工，蓄道德而能文者，处则为正士，出则为名臣，吾为尔士多望矣！”这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把“德育”放在第一位，“真才必从德出，则其中乃为有用”。贺长龄所指的“德”是什么呢？就是“古之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今则竞心于利禄”。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贺长龄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对贵州的情况做了实地考察之后说：“入其境，民多菜色，衣又穿空，甚至不蔽体，嘻！何贫也。”从而，他对老百姓的苦难境遇给予了同情之心。作为贵州百姓的父母官，他决心要为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有所作为，表示要‘‘一日位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他认为，贵州虽穷，但只要以精神相感召，兴其利，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改变。“言必行，行必果”，这是贺长龄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他在贵州任上九年之中，的确做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譬如，针对贵州“女红不勤，谋衣更艰于谋食”的实情，他倡导人民广泛种植棉桑，并派专人到河南、山东等地采购棉籽两万多斤贷给农民种植；又在贵阳城郊辟置桑树苗圃，插桑条数万，长高至两尺后再分发给农民移植。与此同时，贺长龄还刊刻《蚕桑编》《木棉谱》《棉花图》等有关棉桑栽培、纺织技术等方面的书籍，谕令各府、州、县官实心引导百姓阅读实践。据他在奏折中向朝廷报告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收到了效果。单就玉屏一县而言，种植桑树达到两万余株，养蚕的人家达到“百数十户”。从前没有棉纺业的婺源县，由此也出现了机抒声，能纺纱织布的达到一百四十多人？。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贺长龄从政治事的基本精神就是讲究经世致用，与当时那些贪官污吏或无所作为的庸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所主持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风行海内”，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贺长龄在中国近代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主持编撰了《皇朝经世文编》一书。
《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于1827年。它是在魏源等人的协助下，由贺长龄主持，仿照明末陈子龙等人的《皇明经世文编》一书体例，收集了清王朝自顺治到道光初年的着名会典和通志中有关政治、刑律、边防、钱粮、赋役、教育、工程等方面的奏折、记述等，都是关于经世致用方面的文章。全书分为八个部分：学术、治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共计120卷，收文2014篇，300多万字，收录的作者达540余人。该书内容极其丰富而又切合时势，故刊行之后风靡国内。据俞樾在《皇朝经世新增续编序》一文中说：“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获”，几乎作为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必读之书。不仅如此，该书还曾流传到曰本，对于后来的明治维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不论从为官治事还是从学术思想而言，贺长龄是传统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位难得的官僚士大夫。尽管他在晚年遭受革职之难，景况极其不佳，但他为维护清王朝统治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在思想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受到了不少正直官吏的赞赏和颂扬。
他的女儿成为曾纪泽的继室，主要在于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又是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
刘蓉（1816-1873年)，字孟蓉，又作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县乐善里(今属娄底市娄星区茶园山）人，诸生出身。其父刘振宗，虽未取得过显赫功名，但是一位“恢奇有才识”的饱学之士，蛰居乡间却颇有胸怀天下之志，对世事人情看得比较透彻。1845年前后，曾国藩正在京城做官，西方列强虽已入侵中国，引起了清朝封建统治秩序的一些变化，但国内阶级矛盾尚未发展到全面爆发的地步，刘振宗却独具见识地对当时与刘蓉一起问学的曾国荃说：“天下之乱已兆，无有能堪此者。其吾涤生乎？君与湘阴郭君（笔者按：指郭嵩焘）及吾家阿蓉，皆中心之资也。”刘振宗身上体现出的这种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刘蓉的人生旨趣所向。因此，刘蓉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便于1852年协助罗泽南办理团练，因功保训导。1854年参与曾国藩戎幕，转战江西、湖北等地。1860年受聘入骆秉章幕参与军事，入四川镇压农民起义，次年署四川布政使，1862年实授。1864年擢陕西巡抚，集结各路清兵扑灭蓝大顺从川北入陕义军余部，不久为言官所劾，仍留陕西主持军务。1866年被西捻军马队包围，全军覆灭。遂以贻误军机罪，被革职归籍。着有《养晦堂诗文集》十四卷及《思辨录质疑》等书，是一位讲求程朱理学而又能带兵打仗的儒将。
刘蓉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相与讲求程朱之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据郭嵩焘在《临终枕上诗》中记述说：“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但刘蓉生性自负，不肯随从时俗读死书，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思一用其学术以兴起教化，维持天下之敝，不乐贬道以求仕进。”尽管他科举功名的道路并不顺畅，但其学识已远近传扬。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做官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在《寄怀刘孟蓉》这首诗作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其中说：“清晨采黄鞠，薄莫不盈撷。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垧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君卧湘水湄，辟人苦鸟镐。”然而，在怀念之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