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张东荪向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论价值的理论问题：中国能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张东荪的回答是否定的，而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双方意见针锋相对。这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张东荪经过分析和研究，断定在经济如此幼稚的中国是无法逾越发展资本主义阶段而实行社会主义的。如果从当时张东荪的论述上看，在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方面的分析上看，张东荪的观点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也表明当时张东荪的观点的确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意见。这个问题在当时引起了讨论，但张东荪没有能够说服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能够说服张东荪等人，因为张东荪的观点虽然看起来落后于世界思潮发展的趋势，但因为直接面对了中国的现实国情，用中国的实际落后的情况来作论据，所以也的确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加上他又有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发展阶段论来作理论依据，所以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对国情问题的普遍忽视和总体上认识的肤浅，使其没有提供出有说服力的论证。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从世界发展的趋势上，即从国际方面提供了有力的论证，这就是李大钊所说的“无产阶级民族”的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理论依据，张东荪也是无法驳倒的，因为他十分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思潮发展的趋势，这也是张东荪承认的，更是他在主张目前当采用资本主义、将来实行社会主义的依据。这样，张东荪等人与马克思主义者双方便各有道理，虽然无法令对方心服，却足以使自己坚定自己的观点。这个问题注定在当时不可能有答案，也注定了在较长时间内还会成为困扰中国人的一大问题。如果去掉形式上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方式的确有其合理和优越的一面，中国可以不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国家有效的生产和管理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却无法逾越发展实业、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个“卡夫丁峡谷”。
三是张东荪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和发展趋势的观察，提出了“四病说”，虽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没有看透，但也反映了他对国情问题的重视。他的这个观点，多少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认识到了中国社会某些症结所在，这是应该肯定的。他将“兵匪”和“外力”作为两大病症，并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军阀、抵制外国势力侵略的主张，是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相适应的，顺应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有进步意义的。他的失误处主要在于反帝反封建的方式（渐进的和平方式）和依靠者（“绅商阶级”）方面。当时陈独秀等人由于对国情认识的忽视，还远远没有提出这样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对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张东荪等人的观点，多少对陈独秀等人产生了影响。
第三，这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这场论战，从其实际影响上看，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更多的进步分子选择并信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张东荪等人的“温和”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受到一定的削弱。然而，这并不是说张东荪等人的思想已经完全为人抛弃，相反，张东荪等人的立场却更加坚定，组织更为严密。同时，这场论战，使双方多少都接受了对方的一些观点，认识到自己理论和主张上的某些不足，此后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某些修正和补充，使自身的观点更合乎实际、更严密、更“圆满”。一场思想论战，不比一场军事战争，它无法用“胜利”与“失败”这样简单的术语概括其结果，因为思想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思想论战的结果，往往表面上是“不了了之”，而实际上双方都从对方接受了一些观点和启示，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具体到张东荪与陈独秀等人的社会主义论战，这种现象也是很显而易见的。
张东荪在论战中暴露出的理论问题是：世界思潮已经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中国还能单独实现资本主义？还能从容地先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吗？在发展实业问题上，张东荪一生的观点未变，但在如何发展实业上，张东荪的思想经过这场论战后，多少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在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实业同时，渐渐主张可以同时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即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这种思想，在1922年9月与陈独秀的通信中开始表现，到30年代组织国家社会党、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时，已经公开主张了。
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所暴露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经济和社会落后、军阀横行、帝国主义压迫日益严重的国度里，如何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如何才能用社会主义方式发展实业？这场论战后，陈独秀等人开始重视对中国国情问题的研究，开始关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开始考虑如何在中国具体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提出了“打倒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和“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三大纲领，确立了目前所进行的革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发展实业不需要资本主义，但可以用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这样，张东荪与陈独秀等双方都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视角，双方的意见虽未根本改变，但都丰富发展了。这种变化，在他们1922年9月的通信中得到体现。
当时，中共二大已经通过了“民主革命纲领”，陈独秀给张东荪的信中说：发展中国实业，只有国家社会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两个途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应该是中国发展经济的途径。他认为，“真的民治主义的政制能否在中国完全实现，弟万分怀疑；因为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今后的进步，必然是两阶级平行进步，而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乃是一个问题。弟亦以为必经过这个时代，但无很强大的力量，而且不久必生他种变化”。实际上开始正视中国现实，同意张东荪的某些观点。张东荪答复陈独秀时，欢迎并赞同中共提出的“打倒军阀割据”与“抵抗帝国主义”口号，认为这些主张“实在与我的私见相合”。他认为陈独秀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与自己所主张的民主主义并没有太大区别，它实际上“以我的真正民治主义为前提”。他劝告陈独秀，不要将革命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军阀不打倒，“劳动阶级即把资本阶级完全打败，也是不相干的，还不是仍在十八层地狱里么？”从陈独秀与张东荪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了双方观点都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
二是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分野。在这场社会主义论战中，张东荪等人与陈独秀等人都将各自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作了充分的阐述，使人们分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温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张东荪等人所介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议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都属于“温和”的社会主义；陈独秀等人坚持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论战中，双方都力图论证自己所介绍和主张的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见是正确的，都力图说服对方。但实际的情况却是：论战的双方各自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和信仰，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而对那些密切关注这场论战、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面对社会主义的分歧，很自然地面临着痛苦的抉择：用社会改良的“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还是用“激进”的社会主义“根本改造”中国？其结果，自然造成了此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
这种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分化情况，在新民学会内部体现的十分明显。1920年7月6日至10日，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开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时，蔡和森为代表的多数人，主张俄国式革命，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以萧子升为代表的少数人，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主张“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的方法”。在国内，新民学会内部引起争论及其分化。1921年1月在长沙讨论，决定选择社会主义问题时，毛泽东等人主张走陈独秀的“根本改造”道路，不走张东荪的改良，主张劳农专政，过激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而有些人则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开发实业、普及教育等渐进的方式，改造中国社会。这样，新民学会内部便发生了分化。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走“俄国人的路”，组织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坚定地走“德国式”或“英国式”的路，接受并信仰温和的社会主义，建立了国家社会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鼓吹者和践行者。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坚决组党，走俄国人的路，进行暴力革命，肇始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随后，陈独秀等人对于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进行了攻击和批评。张东荪、张君劢等人，则坚决走渐进的和平的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改良主义道路，也公开表明了自己与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分野棗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1921年9月，张东荪创办《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同人集合起来，公开在中国打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他说：“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在《社会主义研究》发刊的第一天，宣言我们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定：“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系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信任基尔特社会主义确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究极，而且是社会改造原理最彻底的一个。”他强调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我们的目的是要根本改造社会全体；我们的要求既不是产业上的自由，又不是政治上的自由，我们实为着人类生活的根本原理而要求自由。……所以我们认为正当的方法，不在于革命的宣传，而在于思想的传播。”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所谓“职能的民主主义”。其原则为：“（一）公共生活组织的主要基础，一定要依着职能或职业为区别。（二）基尔特必为自治的。（三）基尔特必为分权的。若使不能避免近代社会高度的集权倾向，他们将成为万恶的官僚。”
这样，张东荪等人便沿着温和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走上了一条“德国式”的渐进的社会改良道路。1932年张东荪与张君劢组织国家社会党，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实际上正是这种思想的继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