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正说东西六宫:大故宫2
12670700000001

第1章 正大光明

《易·壮·彖》中的“正大”和《易·履·彖》中的“光明”,组合成“正大光明”,意为做人做事、为官为政、从学从商、修身修心,都要“正大光明”。“正大光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共同理念和愿景。

帝制时代君主不可能表里一致“正大光明”,但以“正大光明”作为哲学与政治、道德与践行的“座上铭”,既是智慧的,也是可取的。

站在故宫乾清宫门前,第一眼会看到宝座上方正中悬挂着一块金字匾额,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正大光明”。这是一个政治象征、治国理念、伦理愿景和文物珍品的完美融合。

一、匾的来历

乾清宫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后,没改宫名,延续至今。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日,乾清宫正式启用,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宾天,其间大约是三百年,明清十六位皇帝以乾清宫作为正宫。自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帝登极后搬进养心殿理政、居住,到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其间大约是二百年,虽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八帝,搬到养心殿理政、居住,但乾清宫作为皇帝正宫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由于储存过雍正帝秘密立储的匣,“正大光明”成为故宫里最神秘的一块匾

大家到故宫参观乾清宫,中设宝座,举头一望,就看到“正大光明”匾,为顺治帝御书。(《国朝宫史》卷十二)宝座倒柱为康熙帝御书联:克宽克仁,皇建其有极;惟精惟一,道积于厥躬。主要意思是:为君宽仁,社稷永祚;目标精一,敬诚为要。前楹联曰: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

就乾清宫这块“正大光明”匾,我查了一下,“正大光明”一词,不见于“十三经”,也不见于先秦典籍。“正大光明”一词的来源:“正大”二字,见于《易·壮·彖》记载,“光明”二字,见于《易·履·彖》记载,两处拼接整合,结组为“正大光明”一词。这里我解释下“彖”(音tuàn),是《周易》中概括一卦基本内涵的辞。《易·壮·彖》中的“正大”和《易·履·彖》中的“光明”,组合成“正大光明”,就是说做人做事、为官为政、从学从商、修身修心,都要“正大光明”。“正大光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共同理念和愿景。当然,帝制时代君主不可能表里一致“正大光明”,但以“正大光明”作为哲学与政治、道德与践行的“座上铭”,既是智慧的,也是可取的。

明朝乾清宫没有“正大光明”匾。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是清朝顺治帝题写的。顺治帝在文化上有鲜明特点:父亲皇太极生长于东北满洲森林文化,母亲孝庄太后生长于西北蒙古草原文化,他自己则学习儒家经典,用汉字书写“正大光明”四个字,这体现了中原汉族农耕文化。所以,“正大光明”理念是满洲森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三者融汇的一个表现。到顺治帝的儿子康熙皇帝,父亲是满洲人,母亲是汉族人,祖母是蒙古人,康熙帝是森林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三者融合的一个集大成者。顺治帝题写、康熙帝重视的“正大光明”匾,表明:“正大光明”应是哲学与政治、道德与法律共同知行的准则。

“正大光明”匾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因为雍正帝把秘密立储(jué)匣(又称秘密建储匣)放在匾的后面。这是顺治帝设置“正大光明”匾额时所没有料到的。“正大光明”匾后放置秘密立储匣,留下许多历史故事。

二、匾后故事

明清皇位的传承家法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明朝在北京的十四位皇帝,永乐帝之后“父死子继”的十位,“兄终弟及”的三位——正统帝被俘由皇弟朱祁钰继承,正德帝身后没有儿子,由皇堂弟朱厚熜(cōnɡ)即嘉靖皇帝继承,天启皇帝身后没有儿子,由皇弟朱由检即崇祯皇帝继承。明朝十六位皇帝,通过政变取得皇权的有两位:一位是朱棣经“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皇权;另一位是朱祁镇的“南宫复辟”,从弟弟景泰帝手中夺回皇权。

清朝十二位皇帝,通过政变夺位的,一例没有。有人说:慈禧的祺祥政变(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呢?这次政变是掌控皇权,而不是夺取皇权。明朝朱棣的军事政变,战争残酷,损失重大。究其原因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度设计上,有得有失:得是分封诸子到各地为藩王,确实起到强固枝干、维护根本的作用;失是枝干强大,威胁根本——中央政权。为此,清朝总结明朝通过政变夺取皇权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通“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盖矫枉鉴覆,所以杜汉、晋末大之祸,意固善矣。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xiàn),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xǐnɡ)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明史·诸王五》卷一百二十)

清朝对明朝的封藩制度,既取其善,就是“三不”:“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又改其弊,就是诸王二要:“内襄政本,外领师干。”(《清史稿·诸王一》卷二百十五)

明朝皇位继承采取嫡长制,没有必要秘密立储。清朝不用嫡长制,皇位继承,大伤脑筋。清朝皇位继承,经过四个时期:

第一,贵族公推制。清朝皇帝的选择,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都是由贵族会议推选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是当时天下之精英,是各路英雄之俊杰。满洲王公贵族共推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皇太极、顺治的登极,都是经过诸王贝勒大臣认真讨论、反复酝酿、彼此协调、政治平衡的结果。虽然顺治6岁登极,但真正掌握实权的是睿亲王多尔衮。多尔衮在清朝、南明、农民军、蒙古四种政治力量角逐中是一位英杰。

第二,皇帝遗命制。顺治帝开始将皇位继承改为遗命制。清朝皇位继承的贵族公推制,仅在太祖、太宗两朝实行过。顺治皇帝病危,皇位如何继承?当时孝庄皇太后健在,且历事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四朝,威望高,权势重。顺治帝临终前,皇太后、顺治帝商量由8岁的皇子玄烨继承皇位。这种皇位继承遗命制,其好处是避免皇位的争夺与残杀,保证皇位继承者的顺利过渡,缺憾是较贵族公推制减弱贵族参与决策的机会。后来康熙帝立太子,还请大学士、尚书等朝臣各陈己见,有点“民意测验”的味道。清朝皇位继承遗命制只实行了两代——顺治、康熙。雍正帝继位后改为秘密立储制。

第三,秘密立储制。雍正帝从康熙帝两立两废皇太子胤礽中总结出册立皇太子的弊端,而实行秘密立储制,还是皇帝生前确定皇位继承人,但是不公开宣布。秘密立储的好处是“三避免”——避免太子骄傲,避免朝臣结党,避免骨肉相残。

道光帝立咸丰为太子时的匣和朱谕,比雍正帝立储的故事平淡了不少

第四,懿旨定储制。就是慈禧太后“一人懿旨”,决定皇位的继承。

这里我重点讲秘密立储的故事。

什么是秘密立储?秘密立储就是当朝皇帝将选定的储君皇子的名字写好,装在匣里,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上面。当朝皇帝崩逝后,朝廷众臣在乾清宫,取下秘密立储匣,当众开启,公示于众。

清有几朝秘密立储?有人说是四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但实际上只有两朝,即雍正、道光两朝,因为嘉庆帝是乾隆帝禅让的。秘密立储最大的缺陷是:皇位继承人的选择,由皇帝独自暗箱操作。当初明神宗欲立郑贵妃之子福王为太子,遭到群臣反对而作罢,先后演出“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宫廷闹剧。这说明当时还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清朝秘密立储却没有一点不同声音,这就容易产生弊病。如清道光帝秘密立咸丰为太子,选人不当,铸成大错,就是秘密立储制度缺陷的鲜活例子。

几次置匣在匾上?乾隆帝继位时取用过一次。嘉庆帝继位是乾隆帝当着众臣在授受大典中面授的。道光帝继位时在“正大光明”匾后没找到秘密立储匣,后在嘉庆帝随身太监腰间小盒里发现的。咸丰帝继位则是道光帝病危时,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宣示谕书,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清宣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六)同治帝为独子,自然没有立储。光绪帝和宣统帝因改变祖制,为慈禧“一言而定”。所以,“正大光明”匾后的秘密立储匣,实际上只用了一次。可以说:“正大光明”匾后秘密立储匣,仅用过一次,并不像电影电视或某些书文所渲染的那样热闹!

三、匾外思考

“正大光明”匾后的秘密立储匣,可做三点思考。

第一,立太子不好。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年帝制史上,立太子几乎成为惯例。皇帝个人的素质、才能、品德、喜好等,于国家、民族至关重要。因此,选拔最优秀、最杰出的皇位继承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都是头等大事。君主应该是当朝整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最杰出、最优秀的代表。当然,限于皇位世袭制度,只能选择其范围内的最优秀的人才。康熙帝两立两废太子的教训,令人永记。

为什么说“立太子不好”呢?历朝沿用皇位世袭制,自有它的道理。我们站在21世纪的中华视角和国际视角,重新审视家天下的皇位传承制度,就会有新的认识。我们说“立太子不好”,因为“立太子”有“三弊”:一是容易自骄。皇太子放纵自我,反正是铁打的宝座,无须刻苦修身修心。二是容易结党。皇太子是未来的接班人,一些人就往太子身边靠,容易形成“皇太子党”。这样“皇权”与“储权”就形成矛盾。三是容易内讧。其他皇子设法打击、陷害太子势力,谋求自己为皇太子。康熙朝是这样,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何尝不是这样?

第二,一人定不好。道光帝身后,皇位怎么办?一人定。一人定有什么不好?举两个例子。一是道光帝立奕(zhǔ)。清朝没有立嫡以长的家法。道光帝有多位皇子可以选择,但他立嫡长子奕,可以说是“立之不当”。奕懒惰、懦弱、淫乐,缺乏历史责任感。二是慈禧太后“懿旨定储”——光绪帝载湉(tián)、大阿哥溥儁(jùn)、宣统帝溥仪。王公贵族、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都没有参与。慈禧改变皇位继承的祖制。载湉继承皇位,既不是满洲贵族会议推举,也不是用遗诏形式公布,更不是秘密立储,乃是由慈禧皇太后“一言而定”。载湉和溥仪都是在爱新觉罗氏与叶赫那拉氏两个家族血统的交叉点上选出来的,溥仪是在慈禧侄子、载沣之子与慈禧干女儿钮祜禄氏之子血统的交叉点上,这在清朝是没有先例的。选君以亲,而不以贤,这是慈禧太后不以江山社稷为重,而以私利为重的一个恶劣史例。

第三,闭门做不好。清朝道光以降,国际形势大变。清朝郭嵩焘不仅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且看到西方的议会制度。郭嵩焘(1818—1891年),道光进士,署广东巡抚、兵部侍郎,首任出使英国大臣兼驻法国大臣,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议会制度。他在《使西纪程》中说:“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但这位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因此受到上自庙堂,下至士子的“丛骂”,甚至于要烧毁他的住宅,死后还要掘坟焚尸。

从清朝入关后的二百多年间,综观世界大势,总的发展趋向,就是民主化。清朝闭眼不看世界大势,却立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做皇帝,这完全背离世界发展的潮流。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在当时的世界,面临的对手是谁?

美国:林肯(1809—1865年),家境贫寒,父为鞋匠,9岁丧母,通过自学,成为律师,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年),在任期间平定南方叛乱,进一步扫荡奴隶制度,捍卫了国家统一,遭到暗杀。

德国:俾斯麦(1815—1898年),德意志帝国宰相(1862—1890年),与同治、光绪同时,曾任驻法大使,外交大臣。他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对内推行高压政策,被称为“铁血宰相”。

日本:伊藤博文(1841—1909年),曾四任日本首相,大体与光绪同时。曾任兵库县知事,在英国学习海军,就是说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海外留学经历。在任期间,起草明治宪法,在废除日本封建制度,建立现代国家中起过重大作用。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在哈尔滨被朝鲜志士刺杀。

俄国: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年),俄国皇帝(1855—1881年),大体与同治、光绪同时。在位期间废除农奴制度,并进行财政、文化、司法、军事等重大改革,其任期被誉为“大改革时代”。后被民意党人炸死。

大权独揽的慈禧常以老佛爷自居,图为其亲笔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年),英国女王(1837—1901年),与慈禧(1835—1908年)大体同时。有人说:英国也是女王啊!但英国当时实行首相制、国会制,维多利亚女王在任期间严格遵守宪法原则,而慈禧施行“女皇”制。

慈禧太后及其傀儡皇帝同治、光绪,恰与美国的林肯、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俄国的亚历山大二世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等同时代。这对孤儿寡母作为清朝最高权力者,怎么可以同他们相匹敌呢?慈禧对奕这样的议政王,却可以任意革掉,不受任何约束。慈禧太后,不受任何监督——不受法律监督,不受行政监督,不受舆论监督,而形成极权专制局面——“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

司马迁有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天时也;人,人意也;古,鉴戒也;今,通变也。其时,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工业化、民主制,清朝还是家天下、君主制。清末慈禧太后通过“听政—训政—亲政”实行专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逆天时,拂民意,不鉴古,拒通变。因此,清朝的覆亡,民国的兴起,既是历史的必然逻辑,也是民意的自然选择。

从清朝皇位继承演变的轨迹,来做个简要的历史回顾。

清朝同列强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力的较量,更重要的是最高执政者素养与智慧的较量。清朝后期的嘉庆帝为庸君,道光帝为愚君,咸丰帝为懦君,同治帝为顽君,光绪帝为哀君,宣统帝则为幼君。最后三位幼帝——6岁的同治帝、4岁的光绪帝、3岁的宣统帝,做大清帝国的元首,岂不是天大笑话!且执掌朝纲的是慈禧太后。我们不站在女权主义立场上,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来考察这个现象。慈禧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无疑是杰出的,是优秀的,她很聪明,更懂权术。我们用政治家的标尺来衡量慈禧,发现她——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宽阔胸怀、治国谋略、创新精神。慈禧长年在紫禁城或颐和园,不懂农,不懂工,不懂学,不懂商,也不懂军,更不了解国外实情,仅靠玩弄权术,掌控泱泱中华大国,面对新兴世界列强,怎能不败?特别是慈禧太后掌权持续近50年。在世界政治日趋民主化的大潮中,大清帝国的皇权却日益高度集中。这既是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中国历史悲剧的重要原因,也是家天下、君主制的必然结果。清朝的家天下、君主制,皇帝只能在爱新觉罗氏宗室中选择,而不能在民众中选出最优秀、最杰出的元首。在国际竞争面前,优胜劣汰,落后挨打,败下阵来,清祚断绝。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秘密立储匣,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忆。这个历史记忆启示人们:要走民主化、国际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