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针对秦的繁重徭役和剥削，刘邦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汉初社会惨遭破坏，经济十分困难，粮食严重不足。楚汉战争一结束，就让大批士兵复员。“五月诏令”规定：大量解散军队，让士兵回到田间务农，原籍东方六国的兵士愿意留在关中的免除十二年徭役，回原籍的免除六年徭役。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令：士兵跟随刘邦入巴蜀、汉中和关中者，都终身免除徭役。大量士兵解甲归田并在较长时间内被免除劳役，这对恢复农业生产是十分有利的。刘邦还采取了“量官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赋税政策，即根据国家的开支来制定赋税的收入。这种“量出为入”的征税办法，比起年年漫无止境地横征暴敛要好得多。
其三、释放部分奴婢为平民。秦末农民大起义对奴隶制残余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奴隶们曾在这次起义中组成了“苍头军”。但汉初公私奴婢仍然为数很多。刘邦在“五月诏令”中宣布：
“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平民）。”这是史书记载中新兴地主阶级释放奴婢的第一道诏令。因饥饿而自卖为奴婢的，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把他们释放为平民，也就解放了部分农业劳动力，这对恢复农业生产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四、重农抑商，防止商人剥削农民，兼并土地，保护小农经济利益。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任官吏；有市籍的商人不准穿丝织作的衣服；不得乘车骑马，不得携带兵器，同时还要交加倍的人口税。商人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活动受到限制，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和恢复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农业经济也是极为有利的。
其五、重建封建国家机器，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
皇帝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并行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依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汉初又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九章律》
。这些法规对巩固新建的汉王朝，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为了巩固封建制度，西汉初年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组建步兵和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
与此同时，刘邦又命叔孙通以秦仪为蓝本制定汉朝仪，作为群臣出入朝廷通用的礼节。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十月，长安的长乐宫建成。群臣前来祝贺的这一天，开始实行新的汉朝仪。文臣武将鱼贯而行，行礼如仪，有动作失仪者当场由御史纠出，拉到一边，直到朝仪完毕，没有人敢喧哗不遵礼的。刘邦看到朝臣行礼阵容深有感触地说：“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
东汉著名史家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说：刘邦在天下初定时，命萧何编律令，韩信制军法，张苍定章程（指历算和度量衡），叔孙通制朝仪，“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汉初经济十分困难，政治也不安定，刘邦在这种局面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不仅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汉王朝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绵延二百余年的整个西汉王朝也起了“立制垂范”的作用。
二是灭异姓王，大封同姓王。建国之初，刘邦大封功臣，首先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吴芮为长沙王，藏荼为燕王，张耳的儿子张敖为赵王，英布为淮南王，韩王信仍为韩王。此外，还有闽粤王无诸，南越王赵佗，他们是秦末自立为王的，现在都臣服刘邦。诸侯王对各自的辖区拥有经济、行政、军事大权，独立性很强。刘邦分封他们不是出于本意，只是对他们“拥兵据地”的现实予以承认。但由于刘邦不时猜疑，矛盾迅速激化，国家出现新的动乱。
刘邦刚即位，原先项羽分封的临江王共敖反叛，燕王藏荼随后也反，刘邦迅速镇压，随后抓住韩信外出带护卫和藏匿楚将钟离昧的事做文章，逮捕了韩信，虽然查无实据，仍将他降为淮阴侯，软禁在洛阳。到公元前196年，吕后以他和反将陈勾结为由将他斩首灭族。韩王信封地与匈奴相接，曾被匈奴包围，他派人向匈奴求和，刘邦却怀疑他有二心，与匈奴勾结，对他严加斥责，惊恐交加的韩王信索性公开同匈奴联合在一起，协助匈奴攻打内地。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因有人揭发他的相国贯高企图暗杀刘邦而被降为宣平侯。燕王藏荼死后，刘邦以卢绾接替他。卢绾和刘邦同村，且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从小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但被封为燕王后，刘邦对他也不信任了，最后说他要反叛，派兵攻打。卢绾只好逃到长城下面，还想等到刘邦病愈时亲自入朝谢罪，但刘邦一病不起，直到归天，他只好投入匈奴，身死异域。梁王彭越命运更惨，因受刘邦的猜疑和家奴的诬告被捕，被除爵流放到巴蜀，流放路上遇到吕后，托她说情，吕后反叫刘邦将他剁成肉酱并灭族。刘邦杀韩信、彭越特别是将彭越肉酱分赐诸侯，使淮南王英布万分惊恐，为逃厄运，只好造反，也为刘邦诛杀。这样，刘邦分封的异姓王除吴芮外都被消灭了，中央集权的最大威胁被解除，但汉王朝因此也失去了一批能干的将才。
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认为亲戚才靠得住，封了九个同姓王，即齐王刘肥，楚王刘交，荆王刘贾，赵王如意，代王刘仲，梁王刘恢，淮阴王刘友，燕王刘建，淮南王刘长，想以同姓王为辅佐，形成一股庞大的亲戚势力，确保刘氏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同姓王当然是汉王朝的得力支柱，但日久也难免不反叛中央。刘邦对此忧心忡忡，但又无可奈何，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刘邦封他的侄子刘濞为吴王时，曾拍着他的肩膀说：“天下同姓为一家，千万不要反叛呀！”但此事被他不幸而言中。后来，果然发生了反叛中央的“吴楚七国之乱”，而领头的正是吴王刘濞。
三是和亲匈奴。在汉朝的北部边陲，匈奴时时犯边，深入内地，威胁新生的汉王朝。刘邦找不到既能使他放心又能干的得力将军，只好在公元前200年冬亲征，试图消除这一危险因素，却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上，整整七天七夜，许多士兵连手指都冻掉了。多亏了陈平派人用重金买通单于夫人为汉军说情，单于网开一面，刘邦和他统率的30万军队才得逃脱。史称“白登之围”。由于对异姓王处置不当，国内战火纷飞，刘邦在平城之围后再无余暇对付匈奴，内心异常忧伤、痛苦。在和家乡故人欢聚时，他感慨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对理想人才的渴求，对国防安全的焦虑，超过了衣锦还乡的得意。无奈之际，他采用了刘敬的和亲政策——将公主远嫁匈奴单于，暂时维持边界的不平等和平。尽管如此，这一政策对汉初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十分有利。
四是安排后事。到了晚年，刘邦又遇到一道新难题：吕氏外戚对刘氏的威胁。吕氏个性极强，手段残忍，韩信、彭越都死于她手，其子刘盈是当朝太子，但生性懦弱。功臣们因受到刘邦遏制，难以和外戚抗衡，吕氏家族势力在朝廷与日俱增。刘邦担心自己死后政权落到吕氏之手。为防患于未然，他想釜底抽薪，更易太子，以他心爱的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刘如意取代刘盈，削弱吕氏势力。但吕氏羽翼已成，吕后和叔孙通、周昌等拼死反对，刘邦的计划落空。
为了保证刘氏的家天下不致中断，刘邦又生一计，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刘邦命文武百官到长安郊外的太庙议事，吕后、太子、诸吕也都按时赶到。刘邦站在露台正中，大殿前放置着牛、马、羊三牲，香烟萦绕，鼓乐齐鸣。忽然，刘邦拔出宝剑，大声说：“牵白马！”一会儿，几个武士牵出一匹高头白色大马。刘邦命令：“刑白马！
”一个武士跪在地上，双手接过宝剑，一剑刺中白马的咽喉，鲜血流在盛着酒的玉敦中。官监把血酒先呈给刘邦一觞，然后文武百官、吕后、太子、诸吕各分一觞。刘邦举起酒觞，厉声说道：“今天，大家刑白马盟誓！”诸吕不知刘邦要做什么，个个都目瞪口呆。刘邦接着说：“今天大家都在，饮血酒盟誓：今后非刘氏而封王者，无功而封侯者，天下共击之！”
文武百官齐声回答：“陛下立盟，臣等决不负约！”响亮的声音回荡在露台上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刑白马之盟”。通过此盟，刘邦希望功臣们保刘压吕。
刘邦在征讨黥布时，不幸中流箭受伤，伤口恶化，病情日益加重。吕后为了探听虚实，便请来医生为刘邦诊治。刘邦不快地说：“我举兵起义打天下，想不到今天竟病成这个样子，就是扁鹊再生，也无济于事。”说完就赐给医生50斤黄金，叫他退出宫去。这时吕后在一旁问道：“陛下百年之后，萧相国如果死去，谁来接替他的职务呢？”“曹参可以。”吕后又问：“除了曹参，还有谁呢？”刘邦说：“王陵可以，只是稍为憨了一点，陈平可以做他的助理。陈平才智有余，但是不能独挡一面。周勃稳重厚道，却缺少文采，然而安定刘氏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做太尉。”吕后再问其次，刘邦说：“以后的事情你就不必知道了。”其后王室大臣的擢升任用，也正如刘邦生前所算，这证明了他判断力的准确和他的远见。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日，当西汉王朝的第七个春天悄悄来临的时候，刘邦却在长安城的长乐宫里永远闭上了眼睛。五月，刘邦被葬在长安城北40里的长陵，结束了他惊涛骇浪、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终年62岁。
【作者评点】
汉高祖刘邦，“以布衣提三尺之剑取天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农民起义领袖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的历史人物。
从战国时期各封建诸侯分裂割据的分封制，到秦始皇创建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标志着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秦帝国短促而亡，一度称霸天下的项羽力图恢复诸侯分封制。刘邦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继秦始皇之后重建了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他的主要历史功绩。虽然汉初仍然存在部分的诸侯分封制，但是刘邦在逝世前毕竟认识到同姓诸侯王也有反叛的可能性，诏示天下，对叛乱诸侯王要“天下共击之”，这为后来的汉文帝、景帝时期中央政府顺利平定同姓诸侯王的叛乱和汉武帝时期彻底扫除分封制都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作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位七年间，修改秦律，制定《九章律》，定历法、军法和度量衡；又汲取秦帝国苛政虐民以致短促而亡的经验教训，在楚汉战争结束后，注意休养生息，采取了轻徭薄赋、释放奴婢、复员士兵、重农抑商等措施，有力地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他还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继秦始皇之后重建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同时全力平定地方势力的叛乱，使刚刚建立的统一国家得以稳定下来，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刘邦以知人善用为后世称道。在用人问题上，刘邦能做到知人善任，凡是能为他的政治目标献策出力的，不管其出身经历如何，他都因材使用，发挥所长，“爵以功为先后，官以能为次序”。他所重用的文臣武将中，张良是六国时的韩国丞相，张苍当过秦朝御史，叔孙通原为秦朝博士，曹参、萧何原是秦政府下层官吏。除此以外，更多的是平民，如韩信是贫民；彭越出身渔民，后曾为“盗”；英布本为平民，后因犯秦法而逃亡为“盗”；樊哙以屠狗为业；灌婴是个布贩子；陈平是个穷书生；刘敬是戍卒。由于善用人，刘邦的左右称得上是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他的后继者所以能进一步巩固汉王朝，也是同他逝世前托付得人分不开的。
继刘邦之后不久，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文景之治”；接着是更为兴隆的汉武盛世，中国以先进、强大的面貌挺拔于东方，灿烂的中华文明影响于海外，同时也吸收外来的文化相得益彰。汉王朝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是一个兴旺发达的重要朝代，汉王朝的创建者刘邦也堪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一位功垂后世的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所以毛泽东多次肯定刘邦的“从谏如流”的作风，称他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
（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