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农业社会，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因此，所谓理财主要是围绕农业生产来进行的。王安石的理财思想有着其独有的特色。他主张以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为理财的基本方针，而发展生产即发展农业生产，所以王安石提出：“理财以农事为急”。但他又认识到，农民的贫困，又与兼并、侵夺和政府的繁重徭役使百姓丧失生产条件分不开。因此，王安石又特别注重减轻老百姓负担，使之产生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即“去其疲苦，抑兼并，便趣农”。围绕这种理财思想，王安石制定了一系列新法：
免役法。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冬首先在开封界内试点，次年在全国推行。免役法是对过去差役法的改革。差役法是规定居户按户的等级轮流到州县服差役。北宋把民户分为九等，根据家产分别服役。其最大的流弊是：豪强地主有免役特权，繁重差役实际上落到中小富户和自耕农身上，主户千方百计逃避差役，甚至丢弃土地逃往外地，因而使田园荒芜，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改革后的免役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充役，废除原来的差役制。承担差役的民户只出役钱，不再服役。这样，农户就可以免除苛繁劳役，不误农时，保证农业生产。
青苗法。于熙宁二年九月开始实行。因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不高，农户多靠天吃饭，若遇灾荒饥馑之年，或青黄不接之季，许多农民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贷。这样，农户负债累累，秋收之后，还清本息，也就所剩无几了，为了过活，只得再去借高利贷，从而进入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之中。王安石根据自己以前的实验，便制定了由政府统一提供低息贷款的法令，使一般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之苦，不至于丧失土地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
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发布。该法要求各地官吏和百姓向所属州县提出各种兴修农田水利的建议，经主管官吏审核，然后交由州县付诸实施。由于此法的实施，许多荒田得到开垦，坡堰得到修治，河道、沟渠得以疏通，还兴修了大量水利设施计10793处。史称“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者”。
均输法。于熙宁二年七月首先在淮南路试点，逐步推广。原来负责向开封供应各种物资的机构往往不管开封的物资储备和实际需要，每年只要把各地上供的定额物资督运到京了事，经常是花了巨额运输费用却运来不少过剩物质，而需要的物资又要临时搜刮调运。王安石立均输法就是调整这种供需关系，并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在价廉、路近的地方采购物资。这不仅可减轻纳贡负担，也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减少浪费。
此外，王安石还颁布推行了诸如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一些重要法规，都起到了革除旧弊的作用。
为了稳定宋王朝统治秩序，也为了抗御辽朝、西夏的侵扰，王安石又围绕“强兵”，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许多政策：
将兵法。就是对宋太祖以来将不专兵的制度作一些调整，物色具有作战经验和能力的将官，专门负责对各地区驻军的军事训练，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该法的实施，相对提高了武将的职权。同时精简军队，淘汰老弱，把军队总数减至80万人左右。
保甲法。将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堡。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为保丁，选家资富裕有“材勇”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规定农闲时集中练习武艺，夜间轮流巡警。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反抗，维护地方治安，同时也部分代替军队，节省军费。
在强兵方面，还有保马法、建立军器监、武学等重大措施。主要目的是增强宋朝的军事实力，同时又杜绝营私舞弊，节省军费开支。
在早年的万言书中，王安石对选拔人才制度阐述过改革思路。熙宁四年，王安石颁布了新的科举考试办法，取消了明经诸科考试，规定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仍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主，但不必死记硬背，只要通晓大义即可，另外增设“论”和“时务策”，引导读书人注重时事，改变过去那种“闭门学作诗赋，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王安石为了培养拥护和推进改革的人才，组织变法派知识分子将传统儒家经典中的《诗经》、《尚书》、《周礼》进行重新注释，通称《三经新义》，作为学校学生学习的标准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依据。《三经新义》实际是根据变法精神来注解经典的，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通过向知识阶层的灌输变法理论，可以进行改革的洗脑教育，壮大改革的社会基础，减轻改革的阻力。
一系列新法的陆续推行，对宋朝的统治、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生产，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兼并土地行为的恶性膨胀，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国家的财政状况有很大改善，开支之外，剩余很多，朝廷内外府库充盈。宋朝的边防力量也明显增强。富国强兵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阻力重重怅望空归早在变法开始之前，素有改革之志的王安石，就引起了某些政治嗅觉灵敏人士的警惕和敌视。宋神宗想重用倡言改革的王安石，宰相曾公亮力荐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但时任参知政事的唐介却对宋神宗说：“安石恐怕难当大任。”宋神宗问：“你认为是他文学不可任呢？
还是治国吏事不可任？”唐介挑拨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不切实际，如让他为政，必会多所变更，扰乱天下。”御史中丞吕诲甚至专门上疏，给王安石扣上了十大罪状，说他好固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邪，其所言之变法听起来很美妙、施行起来却不合时宜，一旦将他置于宰辅之位，天下必受其弊，将来“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侍读孙固也说：“安石文行甚高，处于侍从皇上、提出建言的位置上还差不多。至于宰相，则需要宽容大度，而安石太偏执狭隘了。”
王安石刚推行改革之时，贵族大官僚作为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首先便跳出来反对。当时曾公亮、富弼、韩琦等人都是老于官场的大官僚，他们了解宋朝的积弊，也懂得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在他们意气风发的年代，他们也亲身参与过改革。但当改革对他们有所触动时，他们的声调也就变了，向反对改革的方向转化。当时曾公亮年已过70岁，屡次请求退职，不想再干了；宰相富弼也称病不视事；参知政事唐介与王安石争辩不已，不胜怨愤，一病死去；另一个参知政事反对变法，但又无力阻挠，因而叫苦不迭。因此，时人称王安石、曾公亮、富弼、唐介等人是生、老、病、死、苦。为了推行改革，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采取铁腕手段，不再依靠旧官僚，而是建立了一个“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等人作为自己的助手，坚决推行变法。
以后，王安石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均输法是第一个新法，刚一出台，就遭到反对。及至青苗法推行时，反对的声浪更高了。与王安石关系非常亲密、也很有政治影响的朋友们也加入了反对阵营。在朝廷有司马光、范镇、曾公亮、陈升之；在地方，有富弼、欧阳修、韩琦等人，异口同声地指责青苗法的不是。有人甚至在开封大相国寺题诗说：“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远，惊心盗寇来攻剽。”苏轼解释道：终岁是十二月，合十二为“青”字；荒芜是田有草，即“苗”字；湖浦焦是水去，即“法”字；女戴笠是“安”字；落柘条即是说“柘”字落木，暗指“石”字；阿侬是吴方言，吴言即“误”字；去家京洛指“国”字；寇盗即“贼民”。这首诗合起来是骂街的话：“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在反对者中，韩琦是在宋神宗即位时立有大功的人，对神宗的影响非常大，他既反对官府贷谷取息，也反对在经济上伤害有特权的上等户。
面对强烈的反对声浪，王安石力辩，但由于神宗也开始怀疑动摇，王安石失去改革的依傍，便称病在家，并上章请求解除职务。这时，翰林学士司马光也称青苗法使“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王安石再度上章自辩。宋神宗看了奏章，经反复权衡，头脑终于清醒过来，承认自己为“众论所惑”，并派人督责王安石视事，王安石才又继续执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
但斗争并未结束。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围绕市易法和免行法又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市易法堵塞了官僚贵族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和操纵；免行钱则是免役法在商业的延伸，即将商行向开封官府供给的百货改为按商行利润多少交纳免行钱，再由官办的市易司来置办百货。这使肆意勒索的官司机构、特别是可从中渔利的皇族、后族、宦官断了一条重要财路。这些人便与反对变法的官僚结合，向王安石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甚至在宋神宗面前涕泗俱下，说王安石祸乱天下。尽管王安石大胆揭露后族反对免行钱的原因，但后宫的力量迫使宋神宗再次发生动摇，含泪命令王安石裁损新法。
宋神宗的动摇，又助长了反对派的气焰，也使变法派内部一些投机者暴露出本来面目。王安石的得力干将曾布顺着宋神宗旨意马上反戈一击，指责官府商业管理机构市易司是仗着官府权势而行聚敛兼并之实。王安石的学生郑侠在反对派支持下，借天旱之机绘了一幅灾民扶老携幼困苦万状的《流民图》，公然说天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罢安石，天必雨！监察御史刘挚、御史中丞杨绘称免役法“有十害”。华州发生山崩，枢密使文彦博竟然声称是市易司差官搞买卖活动的结果。
王安石已处于反对派的包围之中，很难继续执政。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他提出辞去宰相职。神宗便罢王安石宰相，诏令出知江宁府。王安石罢相时，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变法派继续掌握变法大权。韩绛，时人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被讥为“护法善神”。但是，吕惠卿虽有才干，对变法也很有贡献，但却怀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在王安石罢相以后，他身居高位，一心想取代王安石。他重用自己的亲信故旧，还滥施新法，并设法陷害王安石。对现任宰相韩绛，他也不放在眼里，两人矛盾重重。于是，韩绛秘密向宋神宗请求复用王安石。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度被起用为相，他心系变法事业，不顾年老体弱，立刻从金陵溯流北上，昼夜兼程，仅用七天就到达京师。王安石的复相，使吕惠卿大失所望。他不但不协助王安石，反而在王安石生病时对神宗说：王安石“屡称病不治事，积事以委臣，臣恐将来致倾败，臣预责”。宋神宗见吕惠卿不支持王安石，毅然罢免了其参知政事之职。
王安石复相后，曾很想在垂老余年，将新法继续推行，但变法派内部因分裂遭到了重创。反对改革的新老反对派对变法的攻击仍炽烈不已，甚至天空出现彗星，也成了攻击变法的借口。宋神宗也不像从前那样信任、支持王安石了，对王安石所建之言，大多不再采纳，王安石更加心灰意冷。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在病中多次请求辞职。这年六月，其爱子王劣忠虿∷廊ィ使他悲伤不已，力请解宰相职。直到十月，神宗才批准其要求。王安石罢相后，出知江宁府，次年六月便辞官退居江宁。
王安石罢相时，新法已推行了7年。以后，神宗还基本维持新法，但已只着意于官制改革和强化军兵保甲。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10岁的幼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由神宗之母高太后执掌朝政，拜司马光为相，废除了一切新法，史称“元谈化”。元贪四辏ü元1093年），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哲宗虽打起继承神宗遗业的旗帜，恢复了一些新法，但成效不大。总的说来，新法以失败而告终。
“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王安石想根除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痼疾，抗争了七年。熙宁九年十月，56岁的王安石带着怅惘和失爱子之痛，在飒飒秋风、滔滔江声中回到了金陵。
他在金陵城与紫金山正中间的山坡上筑起了几间简陋房舍，取名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老人不耐静坐，非卧即行。人们常可见他骑跨小毛驴，由一老兵牵着，四出闲逛。若老兵在前牵驴，走到哪就听老兵的；若老兵在后赶驴，停在何处则听毛驴的。王安石或坐于松石之下，或站于田野耕织之家，或入僧寺，居无定所。随身唯一不缺的是书，还有用布囊盛饼10数枚，老人吃罢，老兵再吃，老兵吃剩的就属于毛驴的了。
隐居期间，王安石先后被封为舒国公和荆国公。但他本无功名之心，现在就更不求这些了。
令他难以承受的，是他对改革事业的追忆和对改革失败的耿耿于怀。为缓解创痛，寻求精神上的宁静，他只有求诸佛了。他晚年的诗作虚无缥渺，似乎完全丧失了当初以积极入世为己任的锐气。当年，他的《感事》诗有着忧国忧民的强烈感情：“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春冬，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这种关爱黔首之情和对昏暴官吏的控诉，就是他自己所推崇的杜甫精神。而今，他的诗里，却是“既觉方得悟，本空无所得。死生如梦觉，此理甚明白”了。难道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和积极入世、变法图强的精神泯灭于既得利益者和保守势力的地雷阵了吗？不，王安石还有这样的诗句：“尧舜是非时入梦，因知余习未全忘”，“永怀前事不自适”！看来，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和思想家，心总不会死的。元淘年（1086年）三月，王安石闻知免役法被废除的消息，他还激愤地说：“亦罢至此乎！”次月，王安石便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遒劲清新，豪气横溢。其著作有《临川集》、《字说》、《三经新义》等。
【作者点评】
王安石说过：“治天下譬如用药，当知虚实寒热。方虚寒时，纯用乌头附子不患过热。”他很懂治天下的辩证法。他推行改革，就是下猛药治宋王朝积重的“虚寒”。改革旧弊开创新法本是一项美好的事业，然而，改革又是很艰难的事业，因为它会触及不少人，特别是触及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也会触怒得过且过、庸碌无为的保守势力。这些势力会以狂风暴雨式的倒行逆施来阻挡改革的车轮。在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几次改革中，改革者的下场都是悲惨的，商鞅甚至付出了被车裂的惨重代价。王安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懂得改革会遇到阻力。但王安石却偏要矢志不渝；明知下“猛药”会伤着一些人的脾胃，但他偏要下“猛药”，试想几剂清淡无关痛痒的“补药”能治国家之顽疾吗？！
王安石改革最终失败了。对王安石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早年的毛泽东就认为王安石“不周知社会”、“无通识”，“行不适之策”，导致改革失败了。此论确否，可惜在后来政治阅历极大丰富以后，毛泽东本人却没有论及。（刘连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