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意改革五马分尸——秦国大良造商鞅。
商鞅，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和贡献，是在秦国实行变法，历史上称之为“商鞅变法”。公元前338年，他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结束了其惊涛骇浪的一生。青年毛泽东称他是“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
【毛泽东评点商鞅】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摘自毛泽东1912年《商鞅徙木立信论》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
【商鞅传】
伯乐难觅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姓公孙，名鞅，是卫国的没落贵族，是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吴起的同乡。祖上本姓姬。依照古代称呼姓氏的习俗，有地位的人往往以国或封地等为姓，因此，他又名卫鞅；后来入秦，封地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等15邑，人们又称他为商鞅，号商君。
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整个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激烈而复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涌现出一批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及各政治派别的思想家。他们对社会和宇宙万事万物作出解释，宣传各自的主张和学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商鞅自幼心怀大志，聪明过人，勤奋好学。为了丰富知识，培养和增强治国本领，他除刻苦自学外，到处拜师学艺，年轻时，他曾拜杂学大学者尸佼为师。在恩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商鞅对各学说均有所涉猎。由于法家创始人李悝在魏国推行变法成功，商鞅因此崇拜李悝，进而对法家思想青睐有加，倾心法律，“少好刑名之学”。他全力研究李悝的学说，对《法经》更是倒背如流。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0多年的刻苦学习，商鞅已是满腹经纶，才华超群，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有人重用他，他就会一飞冲天，名闻天下。
由于卫国弱小，在各大国夹缝中过日子，除了自保，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加上卫国国君又不识才，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商鞅见祖国如此状况，自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就想另寻明君。
当时，魏国虽然由于李悝等名臣早已谢世，魏国势力已不如从前。但在宰相田文的辅佐下，魏国虎威犹存，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商鞅决定到魏国谋求发展。
商鞅一路风雨兼程，于公元前365年来到魏国，谁知田文病逝，公叔痤继为宰相，商鞅只好委身其门下。不久，他的才能被公叔痤发现，任命他为中庶子，每有大事，必与他计议，商鞅谋无不中，深得公叔痤欢心，引为心腹，准备为他谋取高官。不幸的是，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便得了重病。
公叔痤趁魏惠王探望病情的机会，极力举荐商鞅，认为他是天下奇才，比自己才能高出十倍，建议用商鞅当宰相。当魏惠王表示犹豫时，他对魏王说：“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否则会后患无穷。”可见商鞅在公叔痤的眼中是个了不起的人才。魏王走后，公叔痤派人叫来商鞅，让他赶快逃跑。商鞅泰然说道：“大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终于没走。足见年轻的商鞅面对生死问题，镇定自若，而镇定又来自对事物的准确判断，确实胜过公叔痤一筹。
果然不出商鞅所料，魏王只是一个庸才，不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回宫后，他对左右说：“公叔痤病入膏肓，已语无伦次，一会儿要我用公孙鞅当宰相，一会儿又叫我杀掉公孙鞅，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公叔痤病逝后，商鞅知道再在魏国呆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决定另谋出路，正好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感到这是个有为的君主，决定西行入秦。尽管在魏国的几年间，商鞅没有受到重用，但他利用一切时间考察魏国国情，对李悝的主张又加深了理解，学问才华又精深了不少，为其今后名闻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游说孝公秦国原是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国。西周末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有功，被封为诸侯，以岐（今陕西岐山）为中心，势力逐步发展壮大。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时，重用百里奚，整顿政治，奖励生产，国家日益富强，疆土向东拓展，与晋国接壤。因东进计划为晋国所阻，秦国只得向西戎地区进展。春秋后期，秦国社会有了相当的发展，井田制开始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旧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但秦国仍是奴隶社会，保守的奴隶主势力干预国君废立，从春秋末年的厉共公至战国中期的秦孝公，一百余年间，秦国九易君主，局势动荡不安。不仅如此，魏国是秦国的东方劲敌。魏文侯用李悝变法强盛后，夺走了秦国的河西地区。从此，秦国失去了东边的大河屏障，而处在强魏的直接威胁之下，魏国成为秦国的主要外患。因此，中原各国诸侯都瞧不起它，把它视为“夷狄”，甚至连中原诸国的会盟都不让它参加。孔子周游列国，唯独“西行不到秦”，可见秦国是何等偏僻与落后。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是历史上一位有为的国君，可以说是秦统一中国的奠基人。
这位年仅21岁、嘴上无毛的年轻国君已深感内忧外患形势的严峻，决心励精图治，改变秦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于是，他下了一道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国在传统上向来是不肯以土地授封的，可见“尊官”、“分土”是一种非常破格的奖赏。
商鞅来到秦国后，先去游说秦孝公宠幸的太监景监，景监也是一个爱才之人。言谈之中，他发现商鞅是一个旷世奇才，就请商鞅住下，自己立即进宫向孝公推荐。孝公正为求贤令发布后无人自荐之事发愁，一听宠臣所言，大为高兴，马上召见商鞅。
由于不了解秦孝公，加上变法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谨慎的商鞅决定试探秦孝公。他拜见秦孝公后，秦孝公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商鞅不慌不忙，大谈“帝道”，历数三皇五帝统治人民的事迹和办法，暗示秦孝公无为而治。谁知秦孝公不感兴趣，听得直打瞌睡。商鞅一见，也不再说，告辞而去。
第二天，秦孝公责备景监：“你介绍的人是个说空话的，有什么用？”景监受了责备，回去怪商鞅。商鞅说：“我说的是帝道，可是秦君听不进去，怎能怪我。请您再帮帮忙，就说我有更好的主张陈说。”景监也是一个大度之人，决定再帮商鞅，但考虑到秦孝公正在气头上，想等几天再说。
五天后，在景监劝说下，秦孝公又召来商鞅，商鞅这次换了一个话题，谈起“王道”来，他希望孝公学习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以礼、仁义治天下。结果，仍不合孝公胃口。景监在商鞅入见秦孝公的过程中，为商鞅捏了一把汗，故一直在门外等候消息。一见商鞅出来，他急忙迎了上去，得知结果后，就埋怨商鞅行事糊涂。商鞅辩解说：“不是我不懂事，而是未察君意，经过这两次试探，我明白了大王的需要，请为我再通报一次。”
景监也不希望秦国失去这个人才，又厚着脸皮去见秦孝公，说商鞅还有“霸道”未讲。孝公一听，正中下怀，命景监立即传召商鞅。
商鞅一到，秦孝公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听说你还有‘霸道’，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商鞅缓缓地说道：“并非我不愿说，而是因为它与‘帝道’、‘王道’根本不同，后两者顺民而治，‘霸道’可不行，有时不能顺着他们的心意，反而得下狠劲去改变他们的旧习气。
目光短浅的人只贪图眼前利益，看不见以后的好处。相反，眼光远大的国君的目标是针对将来的。实行‘霸道’首先得有决心，老百姓喜欢的事情，不一定马上就去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情，要做的还得做。等改革有了成效，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他们就会高高兴兴明白过来。”
秦孝公大喜，请商鞅说下去。商鞅接着说道：“要使秦国富强起来，必须实行变法。一方面要发展农业，实现国富；另一方面要奖励英勇善战的将士，实现兵强；同时，还要制订新法令，做到有法必依，赏罚分明。”
秦孝公狂喜，大声说道：“好！好！”商鞅见孝公兴趣盎然，继续说道：“富强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任之专而惑于人言，三心二意，又不行。”他见孝公连连点头。决定再次考察一下秦孝公的诚意和变法的决心。于是，停下不说，请求告退。见秦孝公恋恋不舍的样子，商鞅又说道：“愿君熟思三日，主意已决，然后臣才敢尽言。”第二天，秦孝公就等不及了，派人来请商鞅，商鞅谢绝道：“请转告大王，三天后再见。”景监见此，劝商鞅快去，商鞅说道：“我与大王已经约定见面时间，如果我失信了，今后如何让大王相信我呢？”景监非常佩服。
三天后，秦孝公派车来接商鞅，商鞅这才上车入见。秦孝公极为热情，先请他坐下，然后开始请教。商鞅引经据典，高谈阔论；秦孝公全神贯注，倾身静听，唯恐听不清，记不全，不知不觉双膝已挪到坐席前边，靠近商鞅。两人一连交谈了三天，秦孝公毫无倦意。当即决定任用商鞅，让他着手进行变法的准备工作。这是商鞅入秦后打响的第一炮。于是，这块魏国扔掉的石头，成了秦国墙角的磐石。“粮草先行”兵法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说商鞅的变法是“兵马”的话，那么，“粮草”就是准备工作。为使变法顺利进行，商鞅进行了广泛的思想舆论准备。
当时，在秦国大张旗鼓进行改革也非易事。守旧势力还相当强大，他们唯恐变法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极力反对变法。秦孝公对自上而下的变法能否行得通也有所顾虑，决定就变法问题进行辩论。以商鞅为代表的变法派同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商鞅认为：“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成就；办事疑神疑鬼，就不会有效率。有非凡作为的人，本来就会受到世俗的非难；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受到人们的诽谤。愚蠢的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还不能理解；聪明的人，却能事先发现苗头。所以，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沿用旧制；只要有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守陈规。”商鞅再三强调治理国家要从实际出发，要锐意改革，不要因循守旧。
大臣甘龙反对说：“非也，圣人教民，不改变他们的旧俗；智者治国，不改变旧制。按老办法治国，官吏熟悉，百姓也安心。”
商鞅驳斥道：“三代不同礼制，但都称王；五霸实行不同的法制，但都称霸。智者立法，愚者只知道受法的限制；贤者敢于更变礼制，不肖之徒只会拘泥于礼法。守旧者是不配讨论改革的。”臣杜挚见甘龙无言以对，跳出来叫道：“学习古法，不会有过错；循着旧礼去做，不会走邪道。”
商鞅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按古法办事。商汤、周武王不是因为照古法办事而成王；夏桀、殷纣也不是因为改变礼制而亡国。”
经过辩论，秦孝公的顾虑完全被消除了，他说：“商鞅说得对，魏国强大，就是因为有李悝和吴起改革。从现在开始，秦国也走改革的路子。变法的事，全由他主持办理。谁违抗了他，就是违抗了我！”这样，变法便作为治国方针正式确定下来。他任命商鞅为左庶长，领导变法。
统一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后，商鞅还希望国民了解朝廷变法的决心，使他们都知道国家更革旧章，实行新制是有令必行，说到做到的。那么，欲达此目的，应如何做呢？商鞅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取信于民的好办法。《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新法公布之前，商鞅“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这就是有名的“徙木予金”的故事。
通过这些活动，秦国上下都对变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商鞅变法就正式拉开了帷幕。
大刀阔斧公元前356年（一说是公元前359年），商鞅正式开始变法。商鞅变法不仅是单纯的改变法令规章，不仅是单纯的只改变上层建筑，而是彻底的改变，军事改变，政治改变，政府组织和社会结构改变，风俗习惯改变，甚至道德价值标准和人生观念都要改变。商鞅变法可分两个阶段：从这一年到公元前351年，这是第一次变法。最先公布《垦草（即垦荒）令》，接着新的法令陆续公布。
第一次变法主要是推行农战政策，“农”指的是发展农业生产，“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他以农战政策为基本国策，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进行农战。他把农战政策看作实现国富兵强的唯一政策，认为在当时列国争雄的局面下，只有尽力于农战，才能做到“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他强调“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提倡农战政策，出发点是为了兼并诸侯。在农和战两者中间，他更侧重于战的一方面，而把农看作是为战服务的，他重视农业是从加强战力和保证战争的需要出发的。
第一次变法主要是从政策的改革入手，必要的法制改革则是新政策的实施和推行的保证。商鞅制定的刑罚很严厉，轻微的罪过也要处以重刑，是想通过“轻罪重罚”来保证法令的实效。主要有：依军功授爵。他学习李悝在魏国改革的经验，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不能列为宗室，不能授与爵位。进而实行按军功授爵的制度，根据所立军功大小分为20级，名称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即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按等级享有50石俸禄的官职，杀敌军官一名，授爵一级和一顷田、九亩宅地。这样，就打破了原来的宗法世袭制度，奖励为国立功，使原来没有势力的普通平民可以通过立功取得政治地位，而原来的贵族如果没有军功就会失去政治势力。这不仅增强了国力，对于奴隶的解放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奖励耕织，发展小农经济。规定生产粮食、布帛产量高于一般者，免除劳役和赋税，对不务正业或游手好闲而贫穷的人，则全家罚作官奴。并鼓励其他诸侯国的流民到秦国开荒，拨给土地、房宅，三代免除劳役和兵役，只缴纳粮草。为了刺激生产，最大限度发挥劳动力的作用，还规定兄弟成年必须分家，各立门户，否则罚缴双倍赋税。有力地促进了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发展。
按什伍“连坐法”重新整编户籍。秦献公时，就开始实行了什伍户籍制。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下令重新整编，全国百姓都按“什”、“伍”组织，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编制在一起，互相监督。一家犯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人民出门在外，必须有政府发给的身份证明，否则不得接纳；若有不法之人藏匿，要及时告发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