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积明在《影响中国文化的一百人》中认为，周公制礼，具有深远的文化效应。首先，这一文化创举使尚处于混乱状态的“殷礼”得以完备化、系统化、条理化、规范化，树立和确立了存“德”于“礼”，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祭祀——社会——政治”的组织体制。其次，礼是一种差别性的行为规范，“礼化”实质上是将人伦关系名分化。再次，礼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它以程式化的手段去剪裁人们的文化行为，使人耳濡目染、力行，无时无处不受到它的约束和教化，人们的自我、个性和欲望往往被强力压抑、扭曲，超越礼制的行为则为社会所不容。当然，礼乐的制定也使西周的道德文化与制度文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准，所谓“郁郁乎文哉”就是关于那一时期盛景的热烈赞颂。周公所定“礼制”，为后世儒家所承继、发展，它以强劲的力量规范中华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以及是非善恶观念，中华文化因而被人称为“礼”文化。王国维曾经说，礼是“周人为政之精髓”，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此番论断不仅指明了礼在周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关键性地位，而且点出了周公在中国礼制文化发展上的原创性贡献。
鞠躬尽瘁制礼作乐的第二年——周公摄政的第七年的一天晚上，年老的周公坐在家里，凝视着窗外的月色，心潮澎湃。他回首往事，感慨万端，虽有一些遗憾，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应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了。成王已20岁了，自己也该还政了，何况这段时间谣言四起，都说自己要正式即天子位。想到这里，这天上午发生的一桩怪事又浮现在眼前。上午，几位大臣突然来到他的府第，毕恭毕敬地说：“得知冢宰大人要正式即天子位，我们特来祝贺！”并异口同声地说道：“冢宰大人德高望重，内外咸服，只盼早日登位，以承民愿。”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有所行动了。第二天一早，周公照例来到王宫，陪着成王接受文武大臣的朝拜。周公对群臣扫视了一眼，他那洪亮的声音一下子打破了王宫的沉静：“我心爱的国王和大臣们！我们的国王已经长大，上天赐给了他足够的才智。因此，我宣布，从今天起，他就要亲理朝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了。从今以后，有对天子不尊者，要严加惩处！”
停顿一会儿，周公望了望感到意外的成王和众大臣，并阻止了他们想要劝说自己的举动，继续说道：“明天举行天子亲政之礼，然后以天子的名义下发诏书，让各国诸侯和邻邦的使者届时会聚东都，举行成周大会。这样做，一是庆祝我们周人的胜利，二是庆祝东都的落成，三是显示我们周国的国威，四是让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年轻有为的天子已亲理朝政了！成周大会后，天子重回镐京，执掌国政，由召公辅佐，而我就留在东都。”成王与群臣听了无比激动：在国家危难之时，是周公不畏艰辛，不计个人名利，挺身而出，担当摄政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正轨的时候，他不恋权位，毅然还政。还政之时，他主动提出留在东都，不遗余力地挑起治国安邦的重担。
成周大会后，周公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的治国本事全部传给成王。就在成王离开东都的前一天晚上，周公来到寝宫，握着成王的手告诫成王：“你如今已是真正的天子了，千万不要贪图安逸和享受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种田人的苦痛。殷王中宗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民事，丝毫不敢懈怠，所以在位七十五年；殷王高宗年轻时在外服役，和平民一起劳动，所以他就了解人们的疾苦。他即位后，勤勤恳恳，执政五十九年，平民和大臣对他都没有怨言；殷王祖甲即位前，觉得代兄为王不合礼仪，便逃到民间，做了一介平民，后来被大臣们请回做了天子，经常施惠于平民百姓，执政达三十三年。可是祖甲以后的殷王却只顾饮酒作乐，整日陶醉在歌舞之中，故没有一个长寿的，执政也都只有几年而已。”
周公喘了口气，继续说道：“就我们的周国而论，太王、王季无不谦虚谨慎。特别是你的祖父文王，他像平民一样，整修过道路，耕种过田地。他心地仁慈，待人谦和，理政不辞辛苦，贡赋不挥霍，所以执政达五十年。中宗、高宗、祖甲，还有我们的文王是四位圣明的君主，他们总愿意听到批评自己的话，并改正自己的过失。你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谨慎小心，生活俭朴，切不要像纣王那样把荒淫奢侈当作美德；你要心怀开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改正错误，不要乱罚无罪之人，更不要妄杀无辜。这点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牢牢记住啊！”成王聚精会神听着，不住地点头。站在一旁的史官将周公的话整理出来，定名为《无逸》。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周公见天色已晚，明天成王还要回镐京，就刹住话题，请成王休息。
回到家里，周公思绪万千，觉得言犹未尽，立即作了一篇《立政》。文章里，他嘱咐成王要任人唯贤。一旦选用，就要放心使用。不要过多地干预他们，只要在理民、政务、执法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便可。如果发现官吏在上述三方面有违纪行为，则必须予以惩处，不能姑息。
他关心国家大事之情溢满字里行间。
还政后，周公全心治理东都，由于操劳过度，不幸三年后患了重病。他虽然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仍操心国家大事，以自己今后不能继续为天子做事为憾。他交待后事时说：“我死之后，你们就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虽死也不忘王命。”言罢，告别了人世。
成王得知消息后，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对大臣们说：“周公是文王的儿子，又继承了武王的未竟之业，披肝沥胆，镇妖除恶，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君主，我哪能把他当臣子看待呢？他一生光明正大，受冤而忧国，堪称至臻至美的亘古伟人，理应与先王一起享受祭典！”他对周公的一生功绩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将周公厚葬于毕（今陕西咸阳北），与文王、武王葬在一起。不仅如此，成王又命周公长子伯禽统治的鲁国有权在郊外举行祀天的典礼和立庙祭祀文王。按照周代礼制，只有天子才具有这种资格和权利。
【作者点评】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写道：“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确，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纵观周公的一生不难发现，德高学深的周公为了周朝的巩固，确实耗尽了心血。据《孟子》记载，周公为政事苦思焦虑，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天下大治，百姓安居乐业，阡陌交通，一片繁荣，为西周奴隶制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招引人才，留住人才，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致连三国时的魏武帝曹操也不得不赞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他为建立和巩固周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是成王时期的第一大功臣和周朝全盛时期的顶梁柱，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统一立下了历史功勋。他为国忘身、严于律己的品德一直被后人称颂，被誉为“古代中国最大的道德家”，而成为历代治世者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作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周公大力提倡“敬德保民”的政治伦理。他一再警告周室统治者，“天下可信”，“天命靡常”，只有敬德保民，方为长治久安之策。他还将保民思想运用于政治教化，认为应对百姓应经常进行训导、告戒、教诲。中国传统德治路线以及“化民成俗”、“以教化为大务”的传统均以周公为首开其端者。周公对成王的师保之教亦对后世的太子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唐代李世民就曾说：“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致化，称为圣主。”他以周公为楷模，任命魏征为太子师，对太子进行品德教育。当代教育史研究工作者也因周公对成王的教诲以及制礼作乐、推行教化等事宜，将周公推为古代教育的开创者。
周公勤勉从政，忠于国事。当武王死后，武王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等四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当政将不利于年幼的成王，周公不为流言蜚语所动，他对太公望、召公说：“假如我不摄政，天下就会叛乱，我就无法向先王回报。”其心朗如日月。摄政七年后，周公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立身处事十分谨慎。此种不因功高而傲视人主，不以摄政而生纂夺野心的政治行为和伦理精神为后世儒家所推崇，周公因此成为中国人臣典范的第一人。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孔子推崇周公，向往周公的事业，他盛赞周公之才，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首推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至。荀子以周公为大儒，并在《儒效》篇中热烈赞颂周公的德才。及至汉代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并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唐代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鼓吹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自此以后，人们常以周孔并称，言孔子必及于周公，并有“周孔之教”的流行说法。在“圣人造世”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周公经一代代儒者的再造，成为无所不能的文物制度的创始者。例如“六经”的作者，古文经学家则认为“六经”皆周公旧典。中国天文学史还记有周公测景的传说，河南洛阳先成镇（古阳城）至今保留的“周公测景台”，正是这种传说的遗迹。此外，传记与周公有关的还有《尔雅》、《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等。无论上述记载与传说真实与否，它们鲜明展示的是周公深刻的文化影响，这种影响虽经千年风云变幻，也无法泯灭。
（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