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始入北京，住西郊的香山。后来，他因参加我方代表团工作，同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曾一度住进北京饭店。那时，他整天忙于参加各种会议或会见各方面人士。他与章士钊、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共叙旧谊，来往密切，对章士钊等人多方进行说服和争取的工作。和谈破裂，解放军横渡长江，他又忙着参与领导接管全国的文化教育工作，忙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观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他同全国人民一起，尽情地欢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庆他为之奋斗了近五十年的革命理想成为现实。在欢庆之余，他想到的不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坐享清福，而是国家面临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自己应当以有生之年，尽心竭力地去从事这个空前伟大的工作，努力建设新中国。他的这种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年愈老而愈强。
1949年，徐特立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精神矍铄，步履矫健，毫无老迈之态。为了勉励和策励自己，他制订了一个二十年学习与工作的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
其时，徐特立仍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党史资料室主任等职。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还选他为学会的荣誉主席。他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一道，领导一批文学工作者及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的干部，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及其资料的编纂工作，并亲自主编卷数浩繁的《中国通史资料选编》。他坚持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从不稍懈；处理问题，总要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常夜以继日，冥思苦想，非把道理想出，决不休止。有时已经上床睡觉，深夜醒来，想起某一问题，有点眉目，便立即披衣而起，在笔记本上记下，以免遗忘。他虽然学识根底深厚，但总是和从前一样虚怀若谷，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从头学起的精神。
徐特立进城之后，最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1950年11月6日，毛泽东应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之请，为第一师范题了“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题词之后曾对徐特立说：“徐老，你是第一师范的老师，也为第一师范写几句话吧！”于是，徐特立通过给周世钊写信的形式，提出把“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这九个字，作为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风。
他最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怎样保持生活上的艰苦朴素。徐特立多次谢绝中央对自己、家人的特殊待遇，在吃、穿、住、用、行上都一贯提倡吃苦精神，他认为：生活过得简朴一些，将有助于保持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3年，他回到长沙，每当应邀到机关、学校、医院或工厂讲话时，他总要谈到艰苦奋斗的问题。
徐特立最关注的第三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仍像过去那样热爱教育事业，把教育工作当做自己的终身职业。1950年1月，徐特立写了《教育讲座》一文，又就教育的本质、作用、对象、方法，作了系统的科学的论述。2月，他写了《各科教学法讲座》一文，继续讨论上述的一些问题。这两篇长文，分别连载在《人民教育》和《河北教育》杂志上。文章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通过分析各种社会形态下的教育，总结了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从而为繁荣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徐特立被湖南人民选为人大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作为人民的代表，每年都安排出一定的时间到全国许多地方视察工作，向党和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愿望，提出改善领导、改进工作方法的意见。
1955年，徐特立生过一次病。康复后，但由于年事已高，记忆力开始衰退，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承担繁重的任务，应该让出自己的职务，给年轻的优秀的同志来承担。为此，他于第二年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请求党中央批准他辞去中宣部副部长职务。党中央重视他的意见，曾派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到他的寓所看望他，并转告党中央对他的慰勉，同意他可以不参加一些会议，要他注意休息，保证健康，继续为党工作。
徐特立在没有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之后，他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用在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上。他每年都要应邀到一些大专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校去讲话作报告，平日要接待好多来访的青少年和报刊杂志的记者，同时他还要写文章论述有关青少年的理想、前途和修养等多种问题。
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特立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召开庐山会议，他正在东北视察工作，请假未曾出席。
1957年，他八十大寿。为了避免北京同志们的祝贺，他提早离京赴湘，准备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长沙方面，知道他生日的学生也很多，建议设宴、茶叙，以表欢庆，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晚年，他潜心研究学术，读书破万卷，务求甚解，他作眉批的书和笔记共装有两箱之多。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发了有关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并热情地教育青年一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位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要收听广播的老人却经常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收音机关掉，因为他讨厌那些为制造个人崇拜而发出的狂热呼喊。不久，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徐乾也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
1968年11月28日，我们敬爱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献了花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委员滕代远同志代表党中央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在徐特立逝世十周年以后，许多老同志写了怀念他的文章。湖南人民出版社把这些文章汇集一起，出版了《怀念徐特立同志》一书。书中充分歌颂了他学到老、锻炼到老、革命到老的伟大革命精神。
陈毅同志早年就说过徐老是一个完人。曹瑛同志为纪念徐老一百零二周年诞辰曾写一首诗寄给长沙师范学校。诗云：
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
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
【作者点评】
徐特立首先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很早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事业，提倡并亲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1927年国民党叛变中国革命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在中央红区工作。1924年他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红军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结束后，他在延安从事革命的教育宣传事业。在1949年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上徐特立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徐特立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徐特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老战士。他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在从事党的教育事业中，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他对我们的党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不怕困难，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处处表现为服从党与革命之模范。他对革命事业有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对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斗争，始终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徐特立同志还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初期伟大的教育实践家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他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经验，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研究和论述了教育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具有真知灼见，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典范。他研究问题，始终遵循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成规。他曾说：“我常犯主观，但没有成为主观主义，就因为我常喜欢从我旁边找反对我的意见。这很不容易，你有这样大的年纪，谁轻易反对你做什么？年高、位高、学高、德高四种高人，受人尊敬，很难得到逆耳之言。”他对于这“四高”常存警惕，总是采取格外虚心而诚恳的态度，乐意随时随地听取不同的意见，乐意随时随地与人商讨问题，以求得集思广益。他在教育理论的研究中，就总是吸取古今中外各家之长，同时尊重周围同志的研究成果，用以补充、完善和佐证自己的理论，因而他的著述成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所有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永远学习的。他作为老解放区革命教育的奠基人之一，社会主义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在教育领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一份宝贵的贡献。他的不朽业绩应当记载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教育史上。
徐特立同志德高望重，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被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他的学生、同志、晚辈尊称为徐老。这不光是因为他在革命队伍中年龄较大，更是因为他时刻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的发展，学识渊博，为人谦虚，具有长者的风范。他五十八岁高龄参加长征，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翻雪山，过草地，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全国解放后，徐特立同志已年过古稀，但是他老当益壮，朝气蓬勃地致力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建设事业，团结学术界人士，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并以满腔的热情，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到了晚年，他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痛恨和反对虚伪与浮夸、不按照客观纪律办事的不良作风。
徐特立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始终坚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徐老为后世楷模，当受之无愧。
（顾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