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
吴玉章，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出生于耕读之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思想和行动上走在了近代革命的前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精心于教育工作，为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研究中国文字改革。毛泽东对他评价颇高，称“要学习他的革命的坚持性”。
【毛泽东评点吴玉章】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极不容易的事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这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
——摘自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
【吴玉章小传】
吴玉章，原名吴永珊，号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乡蔡家堰。他父母去世较早。在祖母和哥哥吴永锟的教诲下，他从小就养成了不偷懒不苟且，做事认真负责、善始善终、笃信诚实的好品德。他喜欢读史书，尤其推崇诸葛亮、范仲淹、岳飞等民族先贤，他更崇拜文天祥，曾将文天祥的《正气歌》书贴于壁，每日朝夕朗读，从而陶冶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操。
吴玉章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政府统治末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当消息传来时，正逢吴玉章的母亲病故，其兄吴永锟守墓在家对他进行苦心哺育之际。兄弟两人往往读书到深夜。每当读到《通鉴辑览》等书中描写古代英杰的文章时，兄弟两人往往有感而泣。在晚年的时候，吴玉章还常常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在《六十自述》中写道：“我们兄弟之所以痛哭，因为有感于国事临危，正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时……因而常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期许，想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
1903年，吴玉章东渡日本留学。为了拯救祖国，一到日本，他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学问、新学说，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民主论极为醉心。他一方面攻读数理，准备将来深研一种实用科学，一方面读《民约论》及欧洲各国革命史，同时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如要求沙俄从东北撤兵的拒俄运动，反对日本的“取缔清朝留学生规则”等等。在当时四川留日学生中，他已渐孚众望。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吴玉章于1906年4月26日加入该组织，并被选为最高权力机构“评议部”的评议员。从此，他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走在了近代革命的前沿。从1907年起，他专门从事革命活动，在东京负责主持《四川》杂志，大力鼓吹革命。1908年秋，《四川》杂志与同盟会的主要喉舌《民报》同时被日本政府查封。吴玉章虽被判刑半年（因是学生，缓期执行），但却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这一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国内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吴玉章都直接参与了策划，并专门负责为广州黄花岗起义者购运军火。宫崎寅藏夫人知道他为购军火多次犯难而毫不居功，曾几次对孙中山先生说：“你们不要忘记了吴永珊啊！”辛亥革命期间，吴玉章由日本回到四川，领导了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武昌起义成功后，应孙中山邀请，吴玉章赴南京在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工作。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果实不久被袁世凯窃取。于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吴玉章积极参加。他曾组织力量，计划炸毁袁世凯派往上海的“肇和”军舰，由于人员、物资在法租界受阻，没能成功。不久，他被袁世凯下令通缉，由于国内不能存身，只好逃亡法国。
吴玉章在法期间一直领导勤工俭学活动。1915年，他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成立华法教育会，其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他们组织的勤工俭学会前前后后送留法学生数千人，并培植了不少革命干部。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陈毅等同志，均由此途径留学法国。一次，吴玉章在送别留法学生的演讲中指出，勤工俭学的目的在于学习政治，学习新思想。他强调：社会恶劣，“人民起来革命，这是应该的”。他同时号召留法学生学习科学，认为“现在科学进步一日千里，我们不从速猛进，则无以自立于世界”。他希望学生“品端学粹”，“将来归国以贡献于吾国社会”。
袁世凯称帝后遭到国内舆论的一致反对，不久便在万人唾骂中死去。1916年冬，吴玉章与蔡元培一道回国。此时的中国，新旧军阀混战不已，祖国前途命运何在？正当他们为国家前途忧虑之时，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吴玉章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光明，他欣喜若狂，认为“今日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这一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1922年，吴玉章应邀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他在任职期间锐意改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并聘请了许多有进步思想的人士来校任教。很快，成都高师就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1924年，吴玉章与杨倒等人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创办《赤心评论》作为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创立，是吴玉章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时四川被封锁、消息隔绝的情况下，吴玉章等人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早已成立的消息，然而他们旗帜鲜明地召唤“第四阶级奋起，与苏维埃俄国联盟”，实行暴力革命，在国内“驱除旧的统治阶级”，在国际上“推倒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24年，四川军阀以“阴谋夺取政权”之罪要逮捕吴玉章，吴玉章被迫辞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之职，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他会见了原是他的学生、当时为中共北方机关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同志（赵世炎曾就读于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补习班），并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晚年，吴玉章还深切怀念赵世炎同志说：“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又是我的革命引路人。”1925年11月，吴玉章作为国民党二大代表到了广州。会后，他又在四川军队中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12月8日吴玉章到了武汉，在此期间除参与中央决策外，他还具体负责中枢机构的日常工作，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吴玉章在九江与徐特立、林祖涵等人组织国民党中央办事处，接应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完成接应任务后，吴玉章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起义胜利后，他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接着，他又随军转战赣、粤、闽，乃至潮汕，失败后，经香港、上海赴苏。
1935年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吴玉章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大会。会后，他受党的委派，到法国巴黎参加正在出版的《救国报》工作，以加强宣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政策。1938年2月，他在伦敦与陶行知等人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援助中国的世界和平会议，在会上他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演讲。3月，他作为国际知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载誉回国。8月，吴玉章第一次到延安，参加我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10月，吴玉章受党派遣回重庆负责联络进步人士，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1939年11月，吴玉章回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他为了陕甘宁边区的文教建设事业日夜操劳。边区政府常以吴老为榜样教育青年立志革命，为他的革命事迹专门办了展览。1940年1月15日，为庆祝吴玉章六十大寿，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专门为他补办了一次祝寿宴会。毛泽东亲临寿宴祝酒，李富春代表党中央诵读贺词。吴玉章在致答词中表示，要“为民族、社会的彻底解放而奋斗”。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吴玉章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受党的委派，吴玉章随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党代表团赴重庆。1946年，吴玉章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法西斯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去电中央，表示“无论如何，坚持到底……至多不过牺牲。”由于有以吴老为首的四川省委坚持留渝工作，使国统区的重庆人心得以稳定。1947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吴老和全体在渝工作人员从重庆撤回延安。
1948年，为迎接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将原属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与原属晋察冀鲁豫解放区的地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为副校长。8月，华北大学成立，吴老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指出：华北大学是一所革命的大学，其任务是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办学治校的指导思想。华北大学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为党培养了1万7千余名革命干部，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吴老主要是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老当时已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但是他仍然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全神贯注地去创办这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他经常深入教学一线，深入到课堂听课，还亲自指导学生搞社会调查。学校每次召开科学讨论会，他都亲自过问，经常到会讲话，有时还亲自修改和审阅学生论文。他主张培养学生，要使他们基础牢，知识面宽，尽可能掌握前人的科学成果，做学问力求达到博大精深。
吴老非常关心和爱护教师，在学校中注意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他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常常亲自去听青年教师的试讲，鼓励他们勇敢走上讲台。他提倡和鼓励教师进行写作，努力从事学术著述。在吴老的关怀下，中国人民大学的师资队伍迅速成长。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之初学校仅有教师不足两百人，到1962年，全校教师已发展到1200多人。教师队伍的壮大，对于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一个“独具特点、水平较高”的多学科性的社会科学大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吴老在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同时，还以极大精力研究中国文字改革。他先后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主席等职务。他遵循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积极组织和领导了中国文字改革，并做了大量工作。
吴老曾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从1954年起，又历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他对这些领导工作和繁重的社会活动，总是不遗余力地去认真做好。
吴老一生勤奋刻苦，治学严谨，著述颇多。但他谦虚大度，从不自满。他在1959年给自己写了一条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入暮，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吴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为后代青年树立了楷模。
吴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直至1966年12月12日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人民，实现了他的“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的人生宿愿。
【作者点评】
吴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他一生以教育为职志，始终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精心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他从参加同盟会到参加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英勇不屈，长期奋斗，干了一辈子革命，始终置身于时代的最前列。他的生活与斗争，是近百年来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
（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