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求教于中共领导人。他讲述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请求批评指正。他主张建立党派综合体进而组织超党派的政府，各党派可以有各自的纲领，但参与政府的人员，不可站在自己党派立场行事。党派综合体代表国民行使政权，决定一切，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决议。一切军队、警察属于国家，作为政府执行治权的工具。对他的主张，中共领导人的见解各不相同，因而未能给他一致的答案。他这次在延安呆了10天，虽未求得具体答案，但在延安能畅所欲言地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感到很欣慰。不久，蒋介石向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梁漱溟为国内和平而各方奔走，竭力促使国共和谈。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致使他的努力失败。他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于是退出民盟，到重庆主持勉仁国学专科学校，从事教育与研究工作，并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该书于1949年在四川成都出版，约20万字，主要是叙述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旨在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卜居四川期间，梁漱溟对政治终不能忘怀，所以有时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政治，谈谈自己的见解。1947年3月，他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要求国内各党派团体消除隔阂，一致合作。但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民党仍不愿“和”，相反继续扩大内战。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上台后，提出“和谈”，企图划江而治。对这一形势，梁漱溟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他说，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国民党。但在中国共产党得胜的形势下，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不好战之心，本其过去委曲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特别在香港，有人反对他，甚至骂他；有人嫌他姑息养奸，责备他阻挠革命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答复各方朋友，他又发表了《给各方朋友的公开信》、《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共产党》等文，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并对当时出现的和谈局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现稳定而统一的新政权和中国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好局面，铁的事实对他的主张作出了回答，后来他也作了自我检讨。这说明他长期坚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及其主张救不了中国。
梁漱溟在解放前两赴延安，给共产党人留下了好印象，尤其是毛泽东这样思想深邃的人，更在心里把他引以为友。1950年初，身在重庆的梁漱溟应中共中央之邀，经武汉赴北京参与建设新中国。沿途，他受到各地统战部门的盛情接待。抵达北京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正好在苏联访问。3月1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访问回国，梁漱溟到车站迎接，被安排在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给了他莫大的欣喜。毛泽东见到他时很高兴，握着他的手说改日再长谈。第三天下午，毛泽东派车接梁漱溟去中南海。当他到颐年堂时，毛泽东已在那里等候。彼此寒暄一番后，毛泽东以国事征询他的意见。他见毛泽东如此随和，便坦率地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中国的古训吧。”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接着毛泽东问他，可否愿意参加政府的工作？这一问却难住了他，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他认为，中国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如在国民党时代，有人延揽他参政，他婉拒了。他想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一旦大局发生变化，是可以用得着他的。如果身入新政府，就恐怕失去这种说话的身份。最后，他婉言谢绝了毛泽东的邀请。
同年4月至9月，梁漱溟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率队先后参观了山东、河南及东北等省的一些城市和农村，增长了见闻，开阔了眼界，深受教育。回京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此行的经过及收获。这年国庆节，他在《进步日报》上发表《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热情洋溢地歌颂新中国诞生后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这篇文章是他加入新中国建设行列后所作的一篇政治评论，同时也是他发自内心谈思想转变的文章，很有说服力，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1951年，全国广大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梁漱溟主动要求参加赴西南的土改工作团。在川东合川县云门乡，他深入群众，参加各种活动，比如贫雇农诉苦会、斗争地主会、分田地等等，并与农民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这些活动，对他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收获不小。他在《参加西南土改时的一篇发言稿》里，检查自己的思想，他说，他过去对中国共产党所说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的话不同意，对于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不能同意，但此次参加西南土改工作之结果使得这一思想得到转变。
这次参加土改，前后共四个月。回到北京后，他总结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篇《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长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文章说，“过去对共产党的朋友虽有好感，但思想见解却有很大距离。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的种种成功，夙昔的见解多已站不住，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同时，他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清理，收获不小。对他来说，这是他解放后投身于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梁漱溟第一次以正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会上，他又以《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为题作了发言，表明了他的坚定信念：一是跟共产党走，二是改造自己。
1952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梁漱溟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主动检查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篇4万字的文章，即《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他在文中毫不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他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文章写好后，他上呈毛泽东，希望给予指教。毛泽东约他面谈，对他的思想进步给予了肯定，同时鼓励他继续努力，这使他很受鼓舞。
1953年9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在会上，梁漱溟作长篇发言，他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农民，那是不相宜的，望政府引起重视。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不指名地对梁漱溟的这一发言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梁漱溟听后，知道是在批评他，于是当晚写信向毛泽东申辩，要求有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
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系统发言，批驳梁漱溟反对总路线的言论。毛泽东也随即插话批评梁漱溟。至此，梁漱溟感到问题严重，认为是“遭到很深误会”，于是请求发言作答。第二天，由于他发言时气势凌人，不到10分钟就被群众阻止，要求他下台。但他全然不顾，毫不妥协地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并不依不饶地要求毛泽东拿出雅量来，承认他是正确的。最后，有人提出，是否让他继续讲话，付诸表决。表决结果是，同意他讲下去的只有毛泽东等中共委员，而不赞成他讲下去的却是黑压压一片“手的森林”。他还想讲，但会场中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这样，他被轰下了台。
会后，一场批判之风刮起，批判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尽管批判风强烈，但毛泽东也曾明示众人：梁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当时梁漱溟向毛泽东写信，要求请长假，闭门思过，毛泽东没有直接回信。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派人告诉梁漱溟，今后需出席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参不参加自便。梁漱溟想，既然“自便”，那么就居家读书吧。此后几十年中他真的几乎没有再露过面。
三十四年后，梁漱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关于我自己的过错问题，则大体如前所述，即阶级立场的不对，与中共理论认识之差异，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等等。”他仍把自己引为毛泽东的诤友，他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寂寞。”
在十年内乱中，梁漱溟也未能幸免于难。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来他家“造反”，把他家所有的书籍，除马列主义及毛泽东的著作外，统统拿到院子里焚烧，其中有许多是他家几代人保存下来的文物、字画。9月7日，他上书毛泽东，反映被冲击的情况，要求发还他的文稿，以便写作，实现他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宿愿。不久，书稿被退回来了，他感到很高兴。
梁漱溟虽然处境险恶，但心情仍然平静。从9月21日起开始写《佛儒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等长文。随着运动的发展，政策的落实，他的生活条件和政治待遇都有所改善，1969年五一节，他被邀请到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观礼。
1970年，当时林彪、江青正“君临天下”。而梁漱溟竟在讨论《宪法（草案）》时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这次发言震惊四座，当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言论”，不许扩散。就在他要遭蒙冤下狱之苦时，周恩来办公室“打了招呼”，他才算平安过关。
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兴起。梁漱溟开始时一言不发，不表违心之态。不料这也成了罪名。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连带也批梁漱溟，还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
梁漱溟被激怒了，不得不发言时，索性大唱反调。当时所有的舆论都是全盘否定孔子，而他却要“一分为二”，认为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他还指出，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其影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相比的。他的言论立即招来铺天盖地的围攻，批斗会一直延续了一年多。最后“批判者”问他接受批斗的感想，他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全场哑然。有人勒令他解释，他不慌不忙地说：“‘匹夫’就是独自一人，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丢掉，但这个‘志’没法丢掉——即使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丢掉。”铮铮之言，又惊煞四座。
1978年2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召开会议，其中一项内容是讨论制定新宪法。梁漱溟发言谈了法治的重要性，他说，“文化大革命”以来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是迫切。中国要完善法治，现在是转折点。他的这个发言，再一次遭到批判，说他恶毒攻击毛泽东，有的说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这次批判又持续了三个来月，但斗争的火力与过去历次的批斗相比差多了。不久，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清理，使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形势改变了梁漱溟的政治待遇。首先是停止了多年来对他的批判，人们也不再把他视为“反面教员”；其次，他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常委会常务委员。之后，他常以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协商会议，还参加了宪法修改工作，尽管年迈，但每会必到，而且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意见。
梁漱溟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心情很愉快。但由于年事已高，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政治活动外，多从事于写作，整理过去的著作。1984年，他自费出版了《人心与人生》一书，初印2500册，不料出版后供不应求，故于次年由三联书店向海外公开出版。此书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是梁漱溟生平著书以及思想的总结。他自己对此书也颇感满意，自认为是用足心力，花费了多年的心血，确有所得。此书出版时，他已91岁高龄，之后的写作多是一些回忆录之类的文字。
梁漱溟复出后，他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但他视力正常，听觉灵敏，步履矫健，口齿清楚，记忆力也很好。1986年，93岁高龄的他到中国文化书院演讲，居然站着演讲历时三个小时，并声如洪钟，思维敏捷，听讲者无不佩服。当年，他被评选为“中国健康老人”，皆曰是众望所归。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在逝世前大夫全力抢救时，他留下最后两句话：“我需要休息，我需要安静。”然后安详地与世长辞。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中国所有的重要领导人都或送花圈，或亲往参加。首都各界数百人赶来吊唁，灵堂内外挂满了一幅幅挽联，这是过去的此类仪式上所没有过的。
【作者点评】
梁漱溟的一生漫长而又复杂，20世纪中国所有的主要事件和运动他几乎都经历过，他的事业和著作几乎涉及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全部重要事件。
梁漱溟是中国当代史上争议颇多的文化名人，对于他的经历和成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人认为他是以中国的精神文明对抗西方物质文明的守旧冬烘，是中国的泰戈尔；有人认为他富有献身精神，但缺乏科学的态度；有人把他及其方案看成是农业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回光返照；有人认为他谋略以封建道德来麻醉农民群众，并通过反对工业化使中国保持贫弱；外国思想界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梁漱溟的一生是为了实践他感受到的道德准则而不断实践的一生。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他与“西化派”大打笔墨官司，进行文化战；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提出一套建设新农村理论，并亲自到乡村实验；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他深入敌后我游击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为了和平、民主，他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综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个信奉佛教的儒家学者，他努力研究和宣扬孔子的学说，并有所创见和发展，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捍卫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那表里如一、无私无畏、为民众谋求利益的进取精神，更值得后人怀念。他的思想、人格和不断探索的奋斗精神，值得作为文化遗产流传下来。
（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