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年），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北京，是我国现代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乡村建设派”领袖，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20世纪30年代他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毛泽东称其“走改良主义的路”。
【毛泽东评点梁漱溟】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摘自《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第315—3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梁漱溟小传】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笔名寿名、瘦民、漱溟，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字巨川，光绪年间曾官拜内阁中书等职。清王朝覆灭后，他自沉于宅旁之积水潭。平日，梁济有常人不可及之处，他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沉浮，尤其是秉性笃实，意趣超俗，这点给梁漱溟影响很深。
梁漱溟在大约9岁时，有一次丢失了一串常玩的小铜钱，各处寻而不见，便在家中大吵大闹，无人能安抚。次日，其父在庭院中的桃树枝上发现了那串玩意儿，心知是小儿遗忘，也不斥责，只是铺纸写了一段话，大意说有一小儿将钱挂于树上，却到处寻问，吵闹不休，如此糊涂，真不应该。写完后置于桌上。梁漱溟看见后，跑去一寻便得，不禁自怀愧意。由于其父采取启发式教育，梁漱溟从小培养了一种自觉的精神，逐渐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对他后来的自学、自进、自强很有帮助。
梁漱溟6岁在家开蒙读书，7岁便进入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学习。这所学校不仅教中文，而且还教英文，目的是想让学生拓宽视野，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不料次年国内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学校停顿下来。之后，他又转了两所小学。12岁时，梁漱溟在家请塾师来教，13岁进“江苏小学堂”学习。
1906年夏，14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学堂，在此读了5年半的中学。在此期间，除了完成学业，他对时事也非常关心。当时北京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日报》、《帝国日报》及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以及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及《国风报》等报刊，都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由此可见，梁漱溟从小对政治就有一种特殊的兴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人心振奋。梁漱溟受革命形势的鼓舞，放弃升学机会，与甄元熙等人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从此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正式参加了组织，并任该支部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及外勤记者。这时期，他与社会各方面接触较多，因而逐渐认识到现实生活并不尽如当初自己所想，于是，对“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等等的认识，皆有“不过如此”之感。加之其父对他的革命行动不予支持，所以他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1913年，梁漱溟便退出了报社。
之后，梁漱溟的思想由激进转变为消极，在家闭门读佛学。他的初衷是想解决自己头脑中所产生的矛盾，即“苦”与“乐”之事。他在研读过程中逐渐明了：一切问题原来都是出自人类本身而不在外面，而人们却总向外面去求解决，实在是大错特错。于是，他的思想便转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的思想，并对当时残忍、黑暗的社会现象日趋不满。他曾两度自杀，以求解脱自己的苦闷和愤恨，皆被友人挽救护送回家。人虽得救，但他皈依佛家的心愿日益坚决，他开始戒荤吃素，并想出家当和尚。后念及家父尚在，不忍决然而去，便只好呆在家中修身养性，并从此吃素，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其座右铭。
1915年，梁漱溟为纪念他所敬仰的大律师黄远生而写《究元决疑论》，文章阐述了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此文在《东方杂志》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东方文库》出版单行本，可见其学术价值及其作用非同凡响。正因此文，他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并出版《印度哲学概论》，此书颇受学术界重视。在中国学坛上，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并作为一门哲学课来教学与研究，梁漱溟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此时，由于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当时的“新潮派”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文化进行严厉批判。梁漱溟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放弃了佛家学术，转而站在儒家立场，为捍卫孔子学说与新潮派展开了斗争。他于1919年开始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提出东方文化不能废绝，而应该复兴，像西方文化一样发展到世界上去。他的主张对纠正“全盘西化”和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梁漱溟在北大执教七年，深切体会到在旧的教育制度下，学校是办不好的，培养不出实用人才。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改革教育制度。他在《办学意见述略》一文中，全面讲述了自己的教育主张。他的办学方针是“以青年为友”，学校不仅要讲授知识技能，而且还要照顾到个人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发展，领着学生去走人生大路。他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24年夏，他应山东教育界一些人士之约，到山东曹州办学，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办学主张。由于军阀混战，不到半年，学校停办，梁漱溟的美好梦想破灭了。不得已，他于1925年春回到北京，住在西郊清华园时，深有所悔，于是决定三年不出门，谢绝各方来聘，闭门读书并整理其父遗稿。后来他将此稿编印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公之于世，并作《思亲记》一文记录成书经过。
梁漱溟虽在京郊闭门读书，但依然关注国家时局，且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主张。到1927年，他对多年来困扰他的民族前途问题悟出了一些道理，即否认一切西洋把戏，相信我们自有立国之道。他认为乡村建设是拯救中国、恢复伦理本位社会的出路，中国的乡村和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乡村社会受到西洋潮流的冲击，引起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变，乡下人精神破产，因此中国问题不是对谁革命，而是要走乡村建设的道路，下广义的教育功夫，使政治伦理化，经济合作化，力求乡村内部团结自救。通过乡农学校、乡学村学，尽量用情意教育、道德教育去对农民进行精神陶炼，建立情谊化的乡村组织，以便恢复固有的中国民族精神，从而保持乡村文明。这些思想是他的文化观念在政治上的表现。
同年5月，他应好友李济深以前之约来到广州共商国是。由于两人对时局的看法没有达成共识，他在广州只停留一周便离开了。李济深因敬重他的学识与为人，故电请南方国民政府邀请他作广东省政府委员。他认为不妥，故没有上任。同年底，李济深再次请他出山。他到广州后，在与李济深进行彻夜长谈中提出乡村建设计划。李济深表示同意，遂请他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任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省立一中校长等职。后因时局变化，他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未能继续下去。这是他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
梁漱溟回到北平，寄居清华园，准备将平日所思考的问题写成《中国民族之前途》公之于世，后因故中道停笔。随后，他应友人之邀赴太原共商村治建国一事，并担任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顾问。他向阎锡山建议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立民主政治；还劝阎力避内战发生。后来内战爆发，梁漱溟感到痛心和失望，于是辞去顾问一职，并谢却阎锡山每月送至之重金。
1929年秋，梁漱溟应邀去河南帮忙筹办河南“村治学院”，受聘为该院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学院开学后，他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主编本刊之自白》等文章中，谈到自己的立国之道，依然是走“乡村自治”的道路。但他的思想着重点则由过去的文化方面转变为政治方面。
本来他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但好景不长，学院开办不到一年，却碰上蒋、冯、阎在河南发动的“中原大战”。战争结局是蒋介石取胜，阎锡山退回山西，冯玉祥放弃河南向西北撤退。1930年10月，蒋军开进河南省会开封，“村治学院”因与冯系军阀有关，故遭封闭，梁漱溟因此返回北平。这是他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
这时，时任山东省省长的韩复榘得知河南“村治学院”结束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去山东，继续他在河南的事业。于是，梁漱溟组织河南“村治学院”的人员，一齐转到山东邹平县重新建校。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梁漱溟都是在这里从事他理想中的“乡治”工作。这是他搞乡村工作的第三阶段。
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该院创办时，他撰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宣传他们推行“乡治”的主张和办学宗旨。在文章中，他首次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字眼，此后一直沿袭了下来，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乡治派”的代表人物。在该文中，梁漱溟谈了他们制定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方案，该方案分三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了实行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该院管理，包括县长提名、机构设置、行政区域划分等等。
此外，梁漱溟在教学方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如课堂面授较少，一般不采取讲授方式，多采用个别谈话，或是集体讨论的形式。所开课程都是从实际出发，如乡建理论、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课程名目很多。为解决教师力量不足问题，他们到各大学约请一些学有所长的教师担任专业课程的指导，采取函授方式进行。这样，梁漱溟多年来主张走出学校，深入农村，结合乡村自治办教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对巩固国民党的统治也是有利的。所以，山东省政府按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的决议，在原有的基础上，于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在各实验区进行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农校所开课程，特别注重精神教育，陶冶学生的情操，启发学生的深心大愿。
在梁漱溟等人的努力下，农村改造运动形势发展较快，影响也不小。但这场“自下而上”的救国运动，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而终未实现。
全面抗战开始后，梁漱溟积极参与国事，在济南曾参加抗敌后援会，被推举为主任常委。他认为，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加强抗战政府的力量。但是，当时许多国民党大员无心抗战，只顾逃难，把妻儿、资产送往国外，这使他对国民政府及抗战前途感到十分悲观。故1938年1月，他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以参议员的身份奔赴延安，拜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同其进行长谈，当面请教。毛泽东在听完他的叙述后，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他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绘声绘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并讲了抗日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他打心眼里佩服。自此，他对抗战前途有了新的认识，原先的悲观情绪已释怀，同时，对毛泽东也有了真正的认识。
但在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上，他却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在国家建设方面至关重要；他则认为中国国情有其特殊性，提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之说，双方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争论。日后，他们又发生过多次争论，甚至达到“白热化”。当时的毛泽东政治家风度颇足，从不动气，不强辩，显得轻松自如，从容不迫，这给梁漱溟留下深刻印象。
与毛泽东的长谈，给梁漱溟以较大震动。他没有想到共产党中竟有这样高瞻远瞩之人。谈话后几天，他应邀到延安各处参观。那时的延安，黄土窑洞，小米加步枪，条件很差。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与国统区有鲜明的差别。延安之行，为今后梁漱溟毅然决定拥护共产党，反对蒋家王朝，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反共的“皖南事变”，公然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使梁漱溟深感忧虑。为团结抗战，他认为有必要联合当时国共两党之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成一个党派，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于是，他与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等人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由于处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之下，民盟无法公开活动。同年5月，他受组织之托抵达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并自任社长。经过一系列有计划的运作，民盟终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政党的形式公开出现。后因香港沦陷，《光明报》停办，梁漱溟回到内地。
《光明报》作为当时中国政坛上的第三种势力，要求民主、团结，坚持抗战，因而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虽然它只存在了80多天，但梁漱溟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有20余篇，为动员民众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2年初，梁漱溟回到桂林。之后，他在这里一边从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边主持民盟工作，配合李济深等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大量吸收无党派人士加入。梁漱溟仍为中央常委会委员，负责国内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