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经中央批准，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宿愿。1958年我国出现了“左”的思潮，作为新党员的吴晗也受到一种盲目情绪的鼓舞，在这期间写了大量杂文，其中有一部分是为“大跃进”讴歌的。不久，党中央发觉了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会议期间对不敢讲真话、实话的不良思想作风提出了批评。提倡干部要敢于说真话，说：应当提倡魏徵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之后，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时，又讲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吴晗是明史专家，胡乔木特意找了吴晗，要他给《人民日报》写点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便写了《海瑞骂皇帝》，在同年6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心思想突出一个“敢”字。之后，吴晗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论海瑞》等文章。特别是写于庐山会议之前，发表于庐山会议之后的《论海瑞》一文，按照毛泽东讲话的意图，比较系统地宣传了海瑞敢讲真话的精神，对海瑞作了较充分的历史评价。接着，吴晗应友人之约，选取海瑞任应天巡抚七个月中除霸退田的事迹，他“破门而出”，七易其稿，写了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公演时，毛主席还请主演海瑞的京剧演员马连良吃饭，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
1961年9月，吴晗应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约请，和邓拓、廖沫沙三人以“吴南星”为笔名，在《前线》杂志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吴晗是副市长，邓拓是市委书记，廖沫沙是统战部长，三人都是文化战线和理论战线有影响和造诣的老干部，他们热切希望通过这个专栏，给人民群众一些有益的知识和思想。在《三家村札记》中，吴晗共写了21篇文章，其中大多数文章体现了歌唱光明、鞭挞黑暗的主旨，有一部分是提倡好的学风和勤奋学习态度的。以后，吴晗受到批判，《三家村札记》也被斥为毒草。
1965年2月，吴晗多年凝就的心血之作《朱元璋传》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朱元璋传》以吴晗1944年出版的《由僧钵到皇权》一书为底本。吴晗写这本书时一为解决经济困难，同时又是借题发挥泄愤于当朝，因此科学分析不够，有些地方也不够实事求是，尚谈不上是一本有质量和严谨的学术著作。1948年，吴晗重新写就《朱元璋传》，在后记中他特意说明要“和作废的初稿《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有所区别”。吴晗到了解放区后，喜爱历史的毛泽东同志曾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的原稿。在这本书稿中，吴晗在写到西系军首领彭莹玉时，由于革命成功后彭莹玉突然不见了，他推测彭莹玉是“功成不居”，在革命成功后不求做官而自动隐居。毛泽东却不以为然，特地找吴晗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像彭莹玉这样有毅力的革命家，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吴晗回到北平后，翻阅了大量史料，果然找到了关于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所杀的记载。毛泽东在归还《朱元璋传》书稿时，曾附了一封信，认为吴晗在方法问题上，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上，于1954年对《朱元璋传》作了第二次修改，并油印了一百多本，征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这次修改没有正式出版，又经过九年努力，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到1965年才正式出版。全书抛弃了过去在一二稿中宥于政治需要对朱元璋所进行的“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朱元璋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不但统一了全国，发展了生产，使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一步，而且在吏治方面，他也有过许多建树，如奖励清廉、惩治贪污等等。同时，也指出他晚年“贤否不分，善恶不辨”，使用特务统治，规定八股文制度，宣扬神道等有害的东西。经过二十多年的多次改写，1965年出版的《朱元璋传》，无论在观点、史料上，还是在文字方面都达到了新的境界，是一本有比较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1965年，文化革命爆发了。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抛出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胡乱地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是替庐山会议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一起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吴晗的批判。吴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一位正直的学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自从和党组织有过往来之后，就真诚地跟着共产党走。在无端受到批判后，吴晗心情十分沉重，他实在想不通，以至一顿饭连一两粥都吃不下。当朋友去探望他时，他“只是摇头叹气，一言不发”。吴晗被陷害牵动了无数学者以及吴的朋友的心，他们中有的多次前往探望。同时在党政界、学术界，正直的人们纷纷为吴晗鸣不平，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在姚文发表后，发表过许多落地铿锵的谈话，反对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1968年3月，吴晗被正式逮捕，对吴晗的迫害进一步升级，由思想批判转而进行人身迫害，1969年3月和10月11日，吴晗夫妇先后蒙冤含恨去世，吴晗终年60岁。
“四人帮”垮台后，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为吴晗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9月14日，在八宝山为吴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吴晗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1984年11月，吴晗的家乡开放了“吴晗故居”。清华大学为纪念吴晗修建了“晗亭”，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晗亭”二字，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他革命与治学的功绩及人格与品德的肯定。
逝者如斯，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惩罚邪恶，伸张正义，推翻谬误，显示真理。
【作者点评】
吴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不断迎着历史潮流前进的一生。他才华横溢，是一位在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国少有的明史专家。他一生著述甚丰，早在学生时代的三年中就发表了近50篇文章，被时人所称颂，到他逝世前发表的学术论文、札记、杂文等有600余篇。如此丰厚的成果，源于他勤奋治学、锲而不舍的追求。
吴晗经历了从爱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艰苦历程。抗日战争时期，富于爱国情感的吴晗，毅然执笔奋起，坚定地从象牙之塔的书斋中走了出来。当他加入民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以后，就阔步向前，义无反顾，坚决站在人类进步事业一边，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可靠朋友。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他和闻一多并肩战斗，一起为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奔走呐喊，并以历史杂文为武器，向当时的反动派“投枪”，无畏地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在敌人面前，他是狮子、猛虎，是坚强的民主战士。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努力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终于成为一名为人民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在向往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他是一面旗帜。他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不断战胜旧时代的思想影响走向新时代的道路。
追求真理，报效祖国，跟着党走，是吴晗不断成长的思想基础。195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真是殷殷心曲，掷地有声。
吴晗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一个严肃勤奋的历史学家、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他曾引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石灰吟》自励：“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碎骨粉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他说这首诗象征于谦自己。其实，这也正是吴晗一生的写照。悠悠岁月，朝朝风雨，他始终保持着学者风度，战士的品格。1984年原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为吴晗题词，对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概括：“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他的道路、他的业绩、他的品德，将永垂青史！
（张瑞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