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周谷城在复旦大学当教授后，历任历史系主任及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常委，这一年，他的《中国政治史》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1946年，生活书店又出版了他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也是这一年，周谷城与和其他教授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和翦伯赞等人起草反蒋宣言，周谷城自此成为著名的爱国人士。由于他经常支持学生反迫害、反压迫、反饥饿等活动，被学校撤去系主任职务。1949年，周谷城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后由学校具结保证，他在家中受到监视，警方并要求他随传随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谷城真正获得自由，在上海市市长陈毅举行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高兴地说自己被“解放”了，陈毅说：“不是解放，是我们会师了。”此后，他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兼任校教务长。这一年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的重要著作《世界通史》第一、第二、第三册。这部通史打破了以往“欧洲中心论”的旧世界史框框，而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渐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周谷城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它们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开始就蕴涵着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在世界史的统一整体中并不抹煞某一时期有突出的重点，如16至18世纪时欧洲成为世界史的重点。他还指出：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世界史教科书，都以欧洲为中心，全然如欧洲史一样。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就爱国的思想说，不应该；就地理的方位说，有错误。我们不能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希腊、罗马并非世界古代史上驾驭其它各地的文化中心。印度、中国、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周谷城写道：“有人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会向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复归。我看这是机械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国文化到西方去，其结果如何呢？在我看来，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于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决不是谁吃掉谁，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平衡过程。”
这一年周谷城寄书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他的著作后，十分高兴，在6月给他回了信，说：“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
解放后，周谷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从事学术研究。1952年，周谷城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56年，周谷城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
在教学的同时，周谷城不断著述，发表了大量研究世界史的论文，出版了许多史学著作。
建国初期，我国大学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都是从前苏联译过来的，其观点基本上是30年代哲学教科书观点的延续，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是有阶级性的，因而否认形式逻辑而只承认辩证逻辑。周谷城发现其中的问题，于1956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他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文章发表后，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周谷城没料到事情闹得这么大，一时心情很沮丧。
这时毛泽东知道了此事，对周谷城的探索精神十分赞赏，特意把把周谷城召到中南海谈心。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的布棚下，周谷城一到，毛泽东就问：“你能游泳吗？”周谷城说：“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毛泽东说：“试试看。”于是两人换上泳装，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一端下去，在水中游起来；周谷城从浅水一端下去，一直不敢到深水里去。毛泽东喊道：“来呀？”周谷城话里有话地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游罢上岸，周谷城穿上衣服，毛泽东只披了一件睡衣，又坐在遮阳棚下，毛泽东拿出一本大字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挑出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那一段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但要坚持。”
毛泽东的鼓励给周谷城极大鼓舞，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其他作者论辩和商榷。辩论一直在继续，毛泽东一直很关注。在1957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谈到批评要有说服力时，毛泽东对与会人员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对周谷城的观点作了明确的肯定。然而，辩论继续在深入，1958年的某一天，毛泽东来到上海，又把周谷城召来了。周谷城一坐定，毛泽东就拿出一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周谷城说：“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过来，我受不了。”毛泽东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周谷城：“我的意见很少有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又说，“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象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毛泽东又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后来，《人民日报》登载了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题目仍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又一次把周谷城叫到北京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就说：“问题转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周谷城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毛泽东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毛泽东在逻辑辩论方面对周谷城多次的关怀、支持和鼓舞，使周谷城终生难忘。毛泽东还对周谷城说：“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又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是旧的，过去的或是现在的，一律收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1958年，周谷城在自己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出版前，写信想请毛泽东写导语。因毛泽东居领袖地位，不适宜对这场辩论公开表态，所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作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婉言推辞了。这是毛泽东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讨论气氛，保证“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的英明之举。
转眼到了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上海，周谷城等人受到接见。当晚，周谷城应报社之约，填词一阕，题为《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发表在次日的《解放日报》上。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在报上见到这首词，又请周谷城来。5月3日下午3时，周谷城来到毛泽东住处。
一进客厅，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周谷城说：“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恐怕不止一首。”周谷城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周谷城说：“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周谷城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周谷城进一步解释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罗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罗唆，可能就是发牢骚。”周谷城所说的并没有什幺根据，但毛泽东仍微笑着，没有说他荒唐。谈话一直到晚上。晚饭时，二人在一个小桌子上共进旬餐。饭后，周谷城起身告辞回家，毛泽东还一直把他送上汽车。
1962年，周谷城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提出“时代精神”问题。他认为，各个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阶级社会则由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等各个“不同阶级”的“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统一的整体”，但却又从“不同阶级乃至个人反映出来”，这种不同“进入”艺术作品“即成为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各个阶级的各种“具体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时代精神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思想。周谷城的看法再一次引起学术论争，被批评为“把时代精神抽象成为超阶级的各种意识的汇合，是违反科学分析，违反事实的，属于脱离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到1964年夏，讨论演变为政治批判。批判者认为“时代精神汇合论”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代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接着有人又批判他的“精神汇合论”就是“历史之完整统一”，是赤裸裸的阶级调和论、阶级合作论，其《中国通史》及其它著作都体现了这一点。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周谷城也进了“牛棚”。毛泽东知道后，在一次会议上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毛泽东以这种方式对周谷城进行了保护。话传到周谷城耳中，他再一次深受鼓舞，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
文革以后，周谷城又着力于教学和学术的工作之中，1978年后，他先后发表了《秦汉帝国的统一运动》、《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关于艺术创作地位》、《着重统一整体，反对欧洲中心论》等富有卓见的论文。1980年，周谷城出版了《史学与美学》一书，再次把目光注视到美学领域。1981年，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82年他编著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1983年，他的《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问世，该书收录了他平生所著史学论文中的代表作品。1985年，周谷城出版《诗词小集》一书，为其一生教学之余的诗词创作结集。90高龄时，他还主编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世界文化史丛书》，自80年代末先后出版。
建国后，除了教育工作外，周谷城还先后担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五届常委，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教科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候补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在地方上，他曾当选为上海市人大第三、四、五届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第一、二、五届常委、第三、四届政协副主席。历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主席团执行主席、上海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因病逝世，享年99岁。他将未完成的《世界通史》留给了后一代人继续撰写，将历史的评说留给了新世纪。
【作者点评】
周谷城是我国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达60余年。他以其渊博的学问，纵论古今，评说中外，其学科领域涉及哲学、政治、社会学、史学、美学、教育学，各学科中他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这种能力非一般人所能及，这种能力的培养，得力于他早年读书时期的刻苦自学，更得力于他对学习有着鲜明的目标。他曾说，他“直到二十岁左右，心窍开了，才把读书与治学结合起来”。在读了大量著作后，他“自己总想搞一个名堂出来，树立自己的学术系统”。所以就有了他的第一部心理学专著《生活系统》。“学以致用”是他走向治学成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思想。
他一生中和毛泽东交往密切，从青年时代直到文革前夕，几十年断断续续，两人都以学术相交，以同志相称，毛泽东对周谷城一生的影响至为重要。他的勇于创新，坚持真理的治学精神，一直为学界所尊崇。但他从毛泽东身上获得的力量不可忽视，他早年写的关于农民受剥削的论文，是毛泽东鼓励他在报上发表的，影响颇大；在后来的逻辑学之争中，在他的世界史未完成之时，也是由于毛泽东支持和关心才得以继续写作。周谷城是幸运的，他在近百年的生涯中，得以与伟人相交往大半生，以学问相激赏，以同仁相切摩，获历代学人中难得的良知，也获其平生事业达到顶峰的力量源泉。
周谷城学术生涯中还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在所涉领域中都能发现问题，并重建自己的体系。谈心理学他能把三个方面修正为三个阶段；论中国史，他能一反前人以论代史或为考证而考证的流弊，改为以理论贯通于史事之中；论世界史，他则打破旧史中以欧洲为中心的体系，创建自己的世界六大古文化区的通史框架，影响深远，为学界所赞赏。论逻辑，他能发现前苏联逻辑学中的错误，一炮引起天下响，最终果成新论；即使谈艺术，他的“时代精神”论也引起文艺界一场大争论。这一切都说明周谷城不是一个循旧的老学究，而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时代先锋人物。这种创新精神，在周谷城先生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为他的史学事业带来了一次次辉煌。
还让我们注意的是周谷城一生，是真正的治学的一生，他90余岁时还能主编大型文化史丛书，其不竭的源泉是来自于何处？是对学问不懈的追求？还是对事业终生的奉献？抑或是对毛泽东无限的敬仰和怀念转化为学术的动力？还是深厚渊博的学识要在有生之年为世人留下丰厚的遗产？我们说或许都有。我们站在新世纪的起点，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老人，会感到过去近百年的世事沧桑，已让他的目光更加深邃，他纵观世界，让思维之船在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历史海洋中奋力航行，穷其一生，并敢于冲击暗礁险滩。他终于达到理想的彼岸。《世界通史》就是他理想的墓志铭。
（刘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