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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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祖国和人民的真诚歌者(1)

——何其芳

何其芳(1912——1977年)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作家。原名何永芳,1912年2月5日生于四川万县割草坝。1930年何其芳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先入清华外文系,后入北大哲学系。1935年北大毕业后,何其芳先后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乡村师范、成都联合中学。1938年8月,他辗转奔赴延安,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42年何其芳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参加筹办并出席第一次文代会,1953年奉调创建文学研究所,历任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所长、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主编、《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编委。毛泽东称其文章“政治性很强”。

【毛泽东评点何其芳】

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选自武在平编著的《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第5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

【何其芳小传】

顺着长江和嘉陵江在重庆朝天门的合流而下,经过涪陵、丰都、忠县,航行三百二十余公里,遥遥可见一座别致的山城——万县。这县里有一个山清水秀的乡村——当年的旧名叫万县三正里六甲割草坝(当年万县分成三里三十甲,一个“里”相当于现在的几个区),现名万县凉风区河口公社牌楼大队。就在这个村里,1912年2月5日,一个平常的孩子诞生在一个封建家庭——他,就是何其芳。不过,他当时还不叫何其芳,而叫何永芳。

何其芳是家里的长子,他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这个家曾经是三世同堂的大家庭。祖父何铁生,祖母陈氏;父亲何伯嵇,母亲杨芙蓉。何其芳的祖父母和父亲,都早在解放前去世。母亲杨芙蓉,年轻时端庄而美丽,贤淑而能干,人称“芙蓉姐”。

说起何其芳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我们不能不谈到他的祖父母以及他的父母亲给他的影响。

祖父何铁生,作为这个封建家庭的长者,在他身上,无疑有着一般封建地主的那些共性,而且在政治上,他还特别守旧。辛亥革命之后,他还一直相信没有皇帝的时代终会过去。然而,较之一般的封建士绅,在生活上他却比较开明。他学会了医术,尤其擅长眼科医术,常常免费给乡亲们开处方,配中草药,治好过好些快要失明人的眼睛。何其芳从小眼睛近视,据他的妹妹后来回忆说,他的眼睛,“看星星从来没有圆过”。他的祖父曾企图用中草药治好他的近视眼疾,自然未能奏效。祖父不仅擅长医术,而且擅长绘画,他画的牡丹、飞禽、走兽,栩栩如生。他还常常给何其芳的妹妹们画各式各样的花卉虫鱼。祖父画画和祖母教妹妹们绣花,年少的其芳都常常在一旁看得出神,这些唤醒了蕴藏于他幼小心灵深处的一种朦胧的美感。

根据封建家庭重男轻女的生活准则,何其芳在祖父母的眼中是占有一种特殊地位的。他们盼望着他能熟读诗文,以便将来出入仕林,光宗耀祖。因而,他们从何其芳3岁开始,就教他背千家诗。常常是这样的情景:轻纱般的夜幕渐渐降临了,皎洁的月亮渐渐升起来了。吃过晚饭,一家人在院坝上乘凉,小其芳偎依在祖母的怀里,要祖母讲那些美妙而神奇的故事。讲了一个两个故事之后,祖母就说:“眯孙,来,背首诗!”于是,祖母就口授一句,其芳就照念一句。一句又一句,一首又一首,其芳就这样每日念着,背着。最初当然是囫囵吞枣,并不能理解诗中的意思,后来诗背得多了,又听了祖母的一些自然而然的解释,小其芳似乎也渐渐有所领悟了。

其芳在6岁以前,他的性格基本上还是自由发展的,没有受到多大的约束。他在祖母和母亲面前撒过娇。他同小伙伴们用水枪打过“仗”。既有祖母的溺爱和庇护,又有母亲的温暖,此刻父亲的威胁还未直接降临到他头上来。他还有一点童年的天真和欢乐。

但现实生活是无情的。特别是生长在一个封建大家庭的何其芳,他是不能真正获得这种自由的。他不能不受到封建意识、礼教和宗法制度的约束和桎梏。而这种封建势力的代表,在他的家庭中,就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这个封建家庭的主持者,卫道者。他贪婪,悭吝,爱财如命;他守旧,相信没有皇帝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科举制度不久就要恢复,他的这种观念更胜过何其芳的祖父。他的父亲性格急躁而粗暴,对何其芳施行的是一套严厉的封建家法管教。从其芳6岁左右开始,这种管教就开始了。他不准其芳读小说、诗词一类的“邪书”、“艳书”,而要他读《论语》之类的书,以及学做试帖诗。他不准其芳打打闹闹。他在屋里吊着一桶竹片子,稍不如意,就顺手从桶中抓过一柄竹片子,对其芳劈头盖脑打来。

儿时的何其芳,对于父亲的暴戾,开始多是畏惧、反感,后来由于生活的启示,他就渐渐学会了反抗——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反抗。

6岁那年,祖父和父亲把何其芳送进了私塾去发蒙,四川的俗话叫做“牵牛鼻子”。他的第一个发蒙先生叫何绍先。这是一个不喜欢走动和说话的老秀才,身上有一股腐儒之气和郁郁不得志的穷酸味。岁月已压弯了何老先生的背。他会用一个龟壳和几个铜钱卜卦。小小的其芳总是怀着陌生而敬畏的心情,听那老先生念那卜卦的祝词,他从文王、周公、孔子,一直念到他的一位远祖。

后来,何其芳又到他的外祖母家,进了另一个私塾。在那里,一片黄铜色的阳光铺在剥落的粉墙上。学堂门外立着一些蜜蜂桶,成天听得见那种“营营”的飞鸣声。这个私塾的先生叫周焕然,他善良得像一个老保姆,大的学生有时欺侮他,小的学生对他也毫不畏惧。这个先生常常给孩子们讲一些荒诞而迷人的故事,它们深深地印在何其芳幼小的心灵之中。1920年,何其芳8岁多的时候,因为四川军阀割踞,土匪横行,他和弟弟海若等人随母亲、婶娘一道去湖北宜昌避难,他因之辍学三年。

1923年,何其芳11岁多时,他又跟随母亲从湖北回到了四川万县家乡,接着又上了第三个私塾。同样遇到了第三个善良的先生,这个先生名叫潘煜廷,他读过的书很少,老是重复地拖起腔调读那两部书。何其芳感到异常单调和沉闷。他渐渐发达的智育,使他心头升起一种隐约的渴望,常常像一个饥饿的人在寻找着什么食物。

何其芳所上的私塾,封建性是很浓的,尽管那里有着善良的先生,但是,所学的经书之类,是完全不适合儿童的智力和兴趣的。对此,何其芳在三十年以后,有过一段颇不愉快的回忆:

私塾的老师给我规定的功课是这样的:除了经书而外,还要念古文、唐诗和试帖诗的选本;并且每三天之内,一天学作论说文,一天学作七言绝句,一天学作试帖诗。那个作为功课念的唐诗选本选得并不好,给我的印象不如我自己读的《唐宋诗醇》深。绝句一共只四句,倒不难胡乱凑成。学作试帖诗却是一件苦事。试帖诗是清朝考科举的一种诗体,每篇限定十六句,每句五字;除了开头两句和结尾两句,都要对仗工整;而且平仄讲得很严格,除了个别的字,一律不准错用。这种所谓诗,我学做了一年还不能完篇,只做到八句。把诗当作功课来做,题目都是老师出的,叫作赋的什么,这和创作是完全不相干的(即使是十分幼稚的创作)。

这种乏味的私塾生活,使何其芳的童年过得很暗淡,再加上他的封建家庭生活的束缚,他过早地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和欢乐。从10岁起,何其芳就养成了在假期中自己读书的习惯,从书本上去寻求一种现实生活中所不可得到的自由。起初,是迷于读旧小说。他常常从早晨一直读到深夜。他读得很快,对于一些不感兴趣的章节,他就跳过去读,一两天就可以读厚厚的一大本。入迷的程度,使他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有一次,他读《薛仁贵征东》,从晚饭后一直读到天色微明,实在太疲倦了,边读就边睡着了,身旁烤着的一个烘笼,把衣服都烧着了。那个小小的阁楼,简直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天堂。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他都是在这个时期读的。渐渐地,他的阅读能力增强了一些,别的书也读起来了。他从家里的一个大书箱里翻来翻去,找到了一部《昭明文选》,他就硬着头皮,从《两都赋》、《三都赋》开始读了下去。后来,他又读了一部《赋学正鹄》,一部《唐宋诗醇》。《唐宋诗醇》选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家的诗。何其芳14岁那年,把这部分量颇重的作品读完了,从心里爱好它们,从它们那里感到了艺术的魅力。特别是李白和杜甫,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在那生命之清晨,人的心灵是多么容易对人间的东西开放。”三十年以后,何其芳回忆说,“我爱好诗歌就是从这时开始。”

14岁的时候,何其芳终于永远告别了家乡的私塾,到了万县县城,“终于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了新奇的第一次的学校生活”。这使他感到了一种更大的自由。最初,他上的是万县第一高小(即在此之前的“太白书院”),读了一年左右。15岁时,何其芳考入万县中学(即现在的万县一中)。进这样的学校,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清朝虽然已经被推翻了十三四年,但是,何其芳封建家庭里的祖父和父亲对于新式学校教育仍然抱有怀疑,他们总相信这种没有皇帝的时代不久便要过去,科举制度不久便要恢复起来,所以他们总是固执地把何其芳关闭在家里读经书,学做试帖诗。由于他的坚决反抗,并得到一个亲戚的援助,他才得以挣脱了旧式私塾的囚笼。

何其芳在万县中学念书时,特别热心于英文和国文两门课程。尤其是国文,读和写都表现出了他出众的才能。一次,万县全体中学生统考,县教育局出了个作文题目,叫《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何其芳以此题目,尽兴阐发了他当时心灵深处所萌动的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初步的民主思想,而且结构巧妙,文笔流畅,深得阅卷的多位教师的赞赏,被评为全县考生作文成绩第一名。这篇作文,后来刊登在万县《民众教育月刊》上。何其芳的一位国文老师,看中了何其芳,对他精心辅导培养。“何其芳”这个名字,也就是这时由这位国文老师从“何永芳”原名更改一字而来的。这位国文老师除了爱才,还有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何其芳之意,但何其芳此时无心考虑这类事情,终以接受老师的改名而深深表示他对这位老师的谢意和敬意。

就在万县《民众教育月刊》上,何其芳当时还以“秋若”的笔名,发表了《箜篌引》、《拟古歌一首》等新诗作品。这些诗作,在思想与艺术上,似乎都可视为他稍后两三年在《预言》第一辑里发表的那些作品的先导。

在万县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内外,那些彼此的倾轧、争斗,使他感到惊惶、沉闷。他带着忍耐和勇敢,竭力想逃避这种现实。他从书籍堆中给自己开启了一扇自由幻想的门。他生活在书上的故事里,生活在自己的梦境中。他沉醉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然而,无情的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幻,砸碎了这个本来就不存在的世界。当时万县闹学潮,他虽然学业成绩出众,但在学潮中却还并不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然而,这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终究也牵连了他。他被开除了。万县不能立脚,何其芳就同一位叫孙琴侠的同学一道,先步行到涪陵,然后由涪陵坐船到了重庆,在重庆又上了治平中学。

1928年底,何其芳结束了他的中学生活,从重庆治平中学回到了万县家乡。此时,他同妹妹频伽、曼伽,弟弟海若等商议,准备闯出夔门,去真正实践他的伟大理想。可是,到哪里去呢?到北平么,北平有他们的一家远亲(一位堂外祖父),也欢迎他去求学,为他谋取一个满意的职业。父亲先是不准他出去,说是要给他说亲,让他结了婚,守着家业,生儿育女,后来父亲看实在不行,就说要去就去北平吧,不要去上海,说去上海会学坏的,似乎他对皇帝住过的古老的京城要放心些。然而,何其芳并不屈服于父亲,他写了一首诗歌,其中有云:

时栽食及六月瓜,学足初中又还家,欲成壮志往东下!

于是,他不顾父亲反对,在弟妹们的大力支持下,邀约方敬等几位中学好友,一道登上小火轮,顺浩荡长江去了上海,进了中国公学预科。

在学校里,他对正式规定的许多课程却并没有多少兴趣,每天多是躲在寝室里,沉醉于读英文,读文艺书,写诗,写小说。他的阅读兴味极浓,阅读范围也极广,古今中外,有名无名,只要能够陶冶性情、增长见识的,他都不放过。他对大家名作精心研讨,自不待言;即使是不入流的无名文入之作,乃至为一般人所不足挂齿的歌伎诗女之作,为了扩大视野,他也找来一读。他认为一个致力于文学的人,思想应该在广阔的领域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驰骋。

从1929年到1930年上半年,何其芳在中国公学这段时间,他还写了不少的诗,发表在当时上海一家叫《三日刊》的刊物上。他又以“秋子”为笔名,写作了《摸秋》等散文,在《新月》、《文丛》等杂志上发表。当时,何其芳同陈梦家、何家槐、王西彦等人均在中国公学念书,同是该校几支有名的笔杆子。

1930年暑假,何其芳在上海中国公学的生活,仅仅靠弟妹们支援的那么一点点钱,以及他当时能够收入的一点点微薄的稿费,实在是比较困难了。恰好,当时北大、清华到上海招生,北大只在上海招六名,清华稍多几名,何其芳同时投考两所大学,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两所大学都考上了,而且都名列前茅。当年秋天,他从上海到了北平,上了清华大学外文系。他想学好外语,“用这把钥匙去打开世界文学的宝库”。

入学后,特别重视资历、学历的清华当局,因为他没有合格的高中毕业文凭,就把他开除了。何其芳离开清华大学后,过了几个月,通过曹葆华等友人的帮助,去北大交涉。北大查看何其芳的入校考试成绩优秀,便同意承认他在上海已被录取的成绩。这样,何其芳就在1931年秋天正式上了北大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