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
何其芳（1912——1977年）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作家。原名何永芳，1912年2月5日生于四川万县割草坝。1930年何其芳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先入清华外文系，后入北大哲学系。1935年北大毕业后，何其芳先后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乡村师范、成都联合中学。1938年8月，他辗转奔赴延安，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42年何其芳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参加筹办并出席第一次文代会，1953年奉调创建文学研究所，历任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所长、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主编、《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编委。毛泽东称其文章“政治性很强”。
【毛泽东评点何其芳】
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
——选自武在平编著的《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第5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
【何其芳小传】
顺着长江和嘉陵江在重庆朝天门的合流而下，经过涪陵、丰都、忠县，航行三百二十余公里，遥遥可见一座别致的山城——万县。这县里有一个山清水秀的乡村——当年的旧名叫万县三正里六甲割草坝（当年万县分成三里三十甲，一个“里”相当于现在的几个区），现名万县凉风区河口公社牌楼大队。就在这个村里，1912年2月5日，一个平常的孩子诞生在一个封建家庭——他，就是何其芳。不过，他当时还不叫何其芳，而叫何永芳。
何其芳是家里的长子，他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这个家曾经是三世同堂的大家庭。祖父何铁生，祖母陈氏；父亲何伯嵇，母亲杨芙蓉。何其芳的祖父母和父亲，都早在解放前去世。母亲杨芙蓉，年轻时端庄而美丽，贤淑而能干，人称“芙蓉姐”。
说起何其芳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我们不能不谈到他的祖父母以及他的父母亲给他的影响。
祖父何铁生，作为这个封建家庭的长者，在他身上，无疑有着一般封建地主的那些共性，而且在政治上，他还特别守旧。辛亥革命之后，他还一直相信没有皇帝的时代终会过去。然而，较之一般的封建士绅，在生活上他却比较开明。他学会了医术，尤其擅长眼科医术，常常免费给乡亲们开处方，配中草药，治好过好些快要失明人的眼睛。何其芳从小眼睛近视，据他的妹妹后来回忆说，他的眼睛，“看星星从来没有圆过”。他的祖父曾企图用中草药治好他的近视眼疾，自然未能奏效。祖父不仅擅长医术，而且擅长绘画，他画的牡丹、飞禽、走兽，栩栩如生。他还常常给何其芳的妹妹们画各式各样的花卉虫鱼。祖父画画和祖母教妹妹们绣花，年少的其芳都常常在一旁看得出神，这些唤醒了蕴藏于他幼小心灵深处的一种朦胧的美感。
根据封建家庭重男轻女的生活准则，何其芳在祖父母的眼中是占有一种特殊地位的。他们盼望着他能熟读诗文，以便将来出入仕林，光宗耀祖。因而，他们从何其芳3岁开始，就教他背千家诗。常常是这样的情景：轻纱般的夜幕渐渐降临了，皎洁的月亮渐渐升起来了。吃过晚饭，一家人在院坝上乘凉，小其芳偎依在祖母的怀里，要祖母讲那些美妙而神奇的故事。讲了一个两个故事之后，祖母就说：“眯孙，来，背首诗！”于是，祖母就口授一句，其芳就照念一句。一句又一句，一首又一首，其芳就这样每日念着，背着。最初当然是囫囵吞枣，并不能理解诗中的意思，后来诗背得多了，又听了祖母的一些自然而然的解释，小其芳似乎也渐渐有所领悟了。
其芳在6岁以前，他的性格基本上还是自由发展的，没有受到多大的约束。他在祖母和母亲面前撒过娇。他同小伙伴们用水枪打过“仗”。既有祖母的溺爱和庇护，又有母亲的温暖，此刻父亲的威胁还未直接降临到他头上来。他还有一点童年的天真和欢乐。
但现实生活是无情的。特别是生长在一个封建大家庭的何其芳，他是不能真正获得这种自由的。他不能不受到封建意识、礼教和宗法制度的约束和桎梏。而这种封建势力的代表，在他的家庭中，就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这个封建家庭的主持者，卫道者。他贪婪，悭吝，爱财如命；他守旧，相信没有皇帝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科举制度不久就要恢复，他的这种观念更胜过何其芳的祖父。他的父亲性格急躁而粗暴，对何其芳施行的是一套严厉的封建家法管教。从其芳6岁左右开始，这种管教就开始了。他不准其芳读小说、诗词一类的“邪书”、“艳书”，而要他读《论语》之类的书，以及学做试帖诗。他不准其芳打打闹闹。他在屋里吊着一桶竹片子，稍不如意，就顺手从桶中抓过一柄竹片子，对其芳劈头盖脑打来。
儿时的何其芳，对于父亲的暴戾，开始多是畏惧、反感，后来由于生活的启示，他就渐渐学会了反抗——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反抗。
6岁那年，祖父和父亲把何其芳送进了私塾去发蒙，四川的俗话叫做“牵牛鼻子”。他的第一个发蒙先生叫何绍先。这是一个不喜欢走动和说话的老秀才，身上有一股腐儒之气和郁郁不得志的穷酸味。岁月已压弯了何老先生的背。他会用一个龟壳和几个铜钱卜卦。小小的其芳总是怀着陌生而敬畏的心情，听那老先生念那卜卦的祝词，他从文王、周公、孔子，一直念到他的一位远祖。
后来，何其芳又到他的外祖母家，进了另一个私塾。在那里，一片黄铜色的阳光铺在剥落的粉墙上。学堂门外立着一些蜜蜂桶，成天听得见那种“营营”的飞鸣声。这个私塾的先生叫周焕然，他善良得像一个老保姆，大的学生有时欺侮他，小的学生对他也毫不畏惧。这个先生常常给孩子们讲一些荒诞而迷人的故事，它们深深地印在何其芳幼小的心灵之中。1920年，何其芳8岁多的时候，因为四川军阀割踞，土匪横行，他和弟弟海若等人随母亲、婶娘一道去湖北宜昌避难，他因之辍学三年。
1923年，何其芳11岁多时，他又跟随母亲从湖北回到了四川万县家乡，接着又上了第三个私塾。同样遇到了第三个善良的先生，这个先生名叫潘煜廷，他读过的书很少，老是重复地拖起腔调读那两部书。何其芳感到异常单调和沉闷。他渐渐发达的智育，使他心头升起一种隐约的渴望，常常像一个饥饿的人在寻找着什么食物。
何其芳所上的私塾，封建性是很浓的，尽管那里有着善良的先生，但是，所学的经书之类，是完全不适合儿童的智力和兴趣的。对此，何其芳在三十年以后，有过一段颇不愉快的回忆：
私塾的老师给我规定的功课是这样的：除了经书而外，还要念古文、唐诗和试帖诗的选本；并且每三天之内，一天学作论说文，一天学作七言绝句，一天学作试帖诗。那个作为功课念的唐诗选本选得并不好，给我的印象不如我自己读的《唐宋诗醇》深。绝句一共只四句，倒不难胡乱凑成。学作试帖诗却是一件苦事。试帖诗是清朝考科举的一种诗体，每篇限定十六句，每句五字；除了开头两句和结尾两句，都要对仗工整；而且平仄讲得很严格，除了个别的字，一律不准错用。这种所谓诗，我学做了一年还不能完篇，只做到八句。把诗当作功课来做，题目都是老师出的，叫作赋的什么，这和创作是完全不相干的（即使是十分幼稚的创作）。
这种乏味的私塾生活，使何其芳的童年过得很暗淡，再加上他的封建家庭生活的束缚，他过早地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和欢乐。从10岁起，何其芳就养成了在假期中自己读书的习惯，从书本上去寻求一种现实生活中所不可得到的自由。起初，是迷于读旧小说。他常常从早晨一直读到深夜。他读得很快，对于一些不感兴趣的章节，他就跳过去读，一两天就可以读厚厚的一大本。入迷的程度，使他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有一次，他读《薛仁贵征东》，从晚饭后一直读到天色微明，实在太疲倦了，边读就边睡着了，身旁烤着的一个烘笼，把衣服都烧着了。那个小小的阁楼，简直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天堂。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他都是在这个时期读的。渐渐地，他的阅读能力增强了一些，别的书也读起来了。他从家里的一个大书箱里翻来翻去，找到了一部《昭明文选》，他就硬着头皮，从《两都赋》、《三都赋》开始读了下去。后来，他又读了一部《赋学正鹄》，一部《唐宋诗醇》。《唐宋诗醇》选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家的诗。何其芳14岁那年，把这部分量颇重的作品读完了，从心里爱好它们，从它们那里感到了艺术的魅力。特别是李白和杜甫，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在那生命之清晨，人的心灵是多么容易对人间的东西开放。”三十年以后，何其芳回忆说，“我爱好诗歌就是从这时开始。”
14岁的时候，何其芳终于永远告别了家乡的私塾，到了万县县城，“终于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了新奇的第一次的学校生活”。这使他感到了一种更大的自由。最初，他上的是万县第一高小（即在此之前的“太白书院”），读了一年左右。15岁时，何其芳考入万县中学（即现在的万县一中）。进这样的学校，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清朝虽然已经被推翻了十三四年，但是，何其芳封建家庭里的祖父和父亲对于新式学校教育仍然抱有怀疑，他们总相信这种没有皇帝的时代不久便要过去，科举制度不久便要恢复起来，所以他们总是固执地把何其芳关闭在家里读经书，学做试帖诗。由于他的坚决反抗，并得到一个亲戚的援助，他才得以挣脱了旧式私塾的囚笼。
何其芳在万县中学念书时，特别热心于英文和国文两门课程。尤其是国文，读和写都表现出了他出众的才能。一次，万县全体中学生统考，县教育局出了个作文题目，叫《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何其芳以此题目，尽兴阐发了他当时心灵深处所萌动的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初步的民主思想，而且结构巧妙，文笔流畅，深得阅卷的多位教师的赞赏，被评为全县考生作文成绩第一名。这篇作文，后来刊登在万县《民众教育月刊》上。何其芳的一位国文老师，看中了何其芳，对他精心辅导培养。“何其芳”这个名字，也就是这时由这位国文老师从“何永芳”原名更改一字而来的。这位国文老师除了爱才，还有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何其芳之意，但何其芳此时无心考虑这类事情，终以接受老师的改名而深深表示他对这位老师的谢意和敬意。
就在万县《民众教育月刊》上，何其芳当时还以“秋若”的笔名，发表了《箜篌引》、《拟古歌一首》等新诗作品。这些诗作，在思想与艺术上，似乎都可视为他稍后两三年在《预言》第一辑里发表的那些作品的先导。
在万县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内外，那些彼此的倾轧、争斗，使他感到惊惶、沉闷。他带着忍耐和勇敢，竭力想逃避这种现实。他从书籍堆中给自己开启了一扇自由幻想的门。他生活在书上的故事里，生活在自己的梦境中。他沉醉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然而，无情的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幻，砸碎了这个本来就不存在的世界。当时万县闹学潮，他虽然学业成绩出众，但在学潮中却还并不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然而，这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终究也牵连了他。他被开除了。万县不能立脚，何其芳就同一位叫孙琴侠的同学一道，先步行到涪陵，然后由涪陵坐船到了重庆，在重庆又上了治平中学。
1928年底，何其芳结束了他的中学生活，从重庆治平中学回到了万县家乡。此时，他同妹妹频伽、曼伽，弟弟海若等商议，准备闯出夔门，去真正实践他的伟大理想。可是，到哪里去呢？到北平么，北平有他们的一家远亲（一位堂外祖父），也欢迎他去求学，为他谋取一个满意的职业。父亲先是不准他出去，说是要给他说亲，让他结了婚，守着家业，生儿育女，后来父亲看实在不行，就说要去就去北平吧，不要去上海，说去上海会学坏的，似乎他对皇帝住过的古老的京城要放心些。然而，何其芳并不屈服于父亲，他写了一首诗歌，其中有云：
时栽食及六月瓜，学足初中又还家，欲成壮志往东下！
于是，他不顾父亲反对，在弟妹们的大力支持下，邀约方敬等几位中学好友，一道登上小火轮，顺浩荡长江去了上海，进了中国公学预科。
在学校里，他对正式规定的许多课程却并没有多少兴趣，每天多是躲在寝室里，沉醉于读英文，读文艺书，写诗，写小说。他的阅读兴味极浓，阅读范围也极广，古今中外，有名无名，只要能够陶冶性情、增长见识的，他都不放过。他对大家名作精心研讨，自不待言；即使是不入流的无名文入之作，乃至为一般人所不足挂齿的歌伎诗女之作，为了扩大视野，他也找来一读。他认为一个致力于文学的人，思想应该在广阔的领域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驰骋。
从1929年到1930年上半年，何其芳在中国公学这段时间，他还写了不少的诗，发表在当时上海一家叫《三日刊》的刊物上。他又以“秋子”为笔名，写作了《摸秋》等散文，在《新月》、《文丛》等杂志上发表。当时，何其芳同陈梦家、何家槐、王西彦等人均在中国公学念书，同是该校几支有名的笔杆子。
1930年暑假，何其芳在上海中国公学的生活，仅仅靠弟妹们支援的那么一点点钱，以及他当时能够收入的一点点微薄的稿费，实在是比较困难了。恰好，当时北大、清华到上海招生，北大只在上海招六名，清华稍多几名，何其芳同时投考两所大学，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两所大学都考上了，而且都名列前茅。当年秋天，他从上海到了北平，上了清华大学外文系。他想学好外语，“用这把钥匙去打开世界文学的宝库”。
入学后，特别重视资历、学历的清华当局，因为他没有合格的高中毕业文凭，就把他开除了。何其芳离开清华大学后，过了几个月，通过曹葆华等友人的帮助，去北大交涉。北大查看何其芳的入校考试成绩优秀，便同意承认他在上海已被录取的成绩。这样，何其芳就在1931年秋天正式上了北大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