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其芳曾任中央马列学院国文教员，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委委员、学部委员。他从1953年起，何其芳先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所长；他还是《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编委，《文学评论》的主编。在此期间，何其芳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他对学识渊博的老专家尊重、关怀，对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热情帮助，为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具体工作中，他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要建树。他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作家作品，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于一些相当复杂、意见分歧的问题，比如，关于现代格律诗问题、典型问题、《红搂梦》研究问题，他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勇于展开争鸣，对于活跃学术讨论，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这个时期，何其芳的论著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论〈红楼梦〉》、《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的春天》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何其芳主要是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工作，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比较少。但是，他一直有从事创作的要求和计划，并写出了一些歌颂新时代和新生活的诗歌，也写出了长篇小说的一些片断。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发表了著名诗篇《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谱写了一曲激动人心的祖国颂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何其芳同志同许多人一样，经受了一场严峻而深刻的锻炼与考验。1969年冬天，他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劳动，他被编在养猪班，无论天晴下雨，严冬酷暑，他都辛勤劳动。显然林彪、“四人帮”一伙竭力把干校变成惩罚和迫害干部的场所，但是何其芳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情，仍然十分认真地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满怀革命激情，抒写了不少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党和人民，批判“四人帮”的诗歌，那满腔的义愤，赤诚的感情，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育。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人民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进军中，正当他满腔热情，决心为党和人民的文学艺木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不幸身患癌症，经医治无效，于1977年7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
【作者点评】
何其芳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作家，他不仅在文学诗歌艺术上有着突出的开创性成就，还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为繁荣解放后的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这两方面成就都为毛主席所瞩目。
何其芳于1930年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二校。先入清华外文系，后离开。1931年秋，他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他所受的教育，以及合理的知识结构都为他今后创造性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许多文艺工作者向往延安一样，何其芳于1938年8月与沙汀、卞之琳一起从成都出发，行程1500公里，于8月31日到达延安。喜爱诗词歌赋的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延安的火热生活深深感染了何其芳，他在尽情地为新生活歌唱的同时，也积极追求进步，并于同年11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4月，他担任了鲁艺文学系主任。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参加筹办并出席第一次文代会。1953年奉调创建文学研究所（原属北大，1956年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任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所长、一级研究员。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主编、《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编委。
何其芳重视古典文学研究和现当代文学创新的结合，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对于何其芳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周扬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其芳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其芳同志治学严谨，刻苦勤奋。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做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总结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作为杰出的诗人，何其芳不仅写过许多深受读者欢迎、传诵很广的优美诗篇，而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位系统地探索并建立了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体系的学者。早在1953年发表的《关于写诗和读诗》的文章里，他就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的问题，把新诗区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1954年，他专门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的长篇论文，就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性，现代格律诗的顿和押韵，现代格律诗不能采用五、七言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又周详的论证与发挥。他提出，现代格律诗除了应该具备诗的一般特点外，以形式而论，还应每行有一定的顿数，可分三顿、四顿、五顿几种不同的句式。在长诗中，如有必要，顿数可以变化；同时要押大致相同的韵，不一定非要一韵到底，可以少到两行一换韵，四行一换韵。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是在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民歌的传统和“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实践经验及借鉴了外国诗歌的形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何其芳看来，做学问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具体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学术研究方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何其芳非常重视占有和掌握资料，通过占有和掌握资料，尽可能详细而周密地了解课题的历史和现状。例如，前人有些什么重要的、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存在着哪些局限，以及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难点何在，等等，他都要了解。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进行研究的着力点，最终获得创造性的实绩。以对屈原的研究为例，他讲，这并不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为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了解屈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阅读了能够找得到的古往今来的全部《楚辞》的注本，特别是文学所图书馆馆藏的屈赋注本。由于毛泽东从小爱读《楚辞》，1957年12月，他特请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同志开列各种《楚辞》书目。
何其芳认为，从事文学研究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不仅要广博，而且要扎实。因此，他主张读好书，多读书。何其芳读书，有做批语的习惯，许多很重要的思想见解，就批在他自己的书上，它们大部分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过。整理这些批语，不仅对于何其芳研究，就是对于更广的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从文化视野上来看，何其芳进行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也可以说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领域。在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中，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以1956年写的长达8万余字的《论〈红楼梦〉》为代表。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精细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给予了准确的评价，对当时与以往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市民说”的问题，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等，都经过缜密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通过对这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研究与评价，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何其芳的才情与学力、学风和品格。这篇论文可以视为何其芳进行文学研究的一个制高点，它代表了当时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红楼梦》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读来，仍不觉其陈旧，给人以艺术的和生活的启发。
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具体工作中，他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要建树。他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作家作品，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于一些相当复杂、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比如，关于现代格律诗问题、典型问题、《红楼梦》研究问题，他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勇于展开争鸣，对于活跃学术讨论，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位理论家，何其芳敢于明言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张，敢于大胆提出创见，坚持真理，不观风向，不畏流言。正是这种战士般的作风使得他在“文革”期间倍受打击和折磨。“文革”结束不久，正值全国上下拨乱反正，文学的春天复现之时，他却身患癌症，于1977年离开了他一直深情歌颂的祖国。
何其芳同志1938年就和毛泽东相识，尤其是在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过程中，他和毛泽东有多次直接交往。在编写这本小册子过程中，毛泽东从选目到序言都精心过问。毛泽东在听取何其芳汇报时发表了许多看法，并多次修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在他与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中，不但感受到了毛主席对文学家的深切关怀，更从中领略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政治思想，也使自己的政治性不断得到加强。
1977年，何其芳在辞世前留下一篇文章——《毛泽东之歌》，文中详细地记叙了他几次被接见的情景，也回忆起为修改《不怕鬼的故事》序文，毛泽东与他谈话时的音容笑貌。
人们将会永远记住他，因为他是祖国和人民的真诚的歌者，一个用他的全部生命去歌唱的歌者，一个像杜鹃那样，在歌唱春天时，不惜唱得嘴边流血的歌者。
当我们迎来祖国每一个美丽的早晨时，我们仿佛听到他那亲切深情的歌声：
早晨好，我的年轻的祖国！
早晨好，所有以生命的烈火，以一双劳动的手和一颗红心，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人！
（顾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