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晋受康熙帝派遣，往欧洲觐见法王路易十四，带去四十九册精美线装图书，四年后到达法国，使“路易十四欢喜而又惊奇”。白晋进献用法文书写介绍康熙皇帝的报告，就是后来出版的《康熙帝传》，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中国康熙大帝。他还带去《满汉服装图册》，并制成铜版画四十六幅。白晋返京时，带来路易十四给康熙帝的书信。他带来的亚洲地图，在中俄尼布楚谈判中起了参考作用。白晋还选了五位具有科学背景的耶稣会士带到中国，后来他们在清宫造办处工作。他带回巴多明、雷孝思等，参与大地测绘，用时九年，后编绘成《皇舆全览图》。而李明的《中国近事报导》对欧人了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年），耶稣会士，法国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患疟疾，御医治不好，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张诚等献上西药“金鸡纳霜”（奎宁），治好了康熙帝的病。康熙帝为此赏给他们今中南海紫光阁西蚕池口地方（今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分馆斜对面）建造教堂。法国耶稣会士原住南堂，苦于没有自己的教堂。受赐新址后，张诚主持了北堂的建设。北堂动工四年后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成，康熙帝御题“万有真原”横匾及长联，命名为救世堂，还建成天象台和图书馆，是为第一座北堂。道光七年（1827年），清廷没收北堂，将大堂拆除，土地变卖。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归还北堂并重新修建。同治四年（1865年），北堂重新建成，是为第二座北堂。北堂长50米，宽21.3米，钟楼高约25米，新堂比旧堂更高大。堂内创建了动植物博物馆（又称百鸟堂），陈列珍禽标本800余种，还有蝴蝶和动物标本。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整修西苑三海，以准备光绪帝亲政后供慈禧太后颐养之用。于是，将中海西北处的蚕池口天主教堂（北堂）迁到西安门内西什库重建。
法国传教士治好了康熙帝的病，北堂因此建成，图为第三座北堂——西什库教堂
光绪十三年（1887年），北堂在西什库新址建成，是为第三座北堂。北堂正中尖拱形大门上方，木匾书“敕建天主堂光绪十三年”。新北堂及所属建筑面积很大，东到东夹道，西至西黄城根，南邻西安门大街，北到今北京医学院，包括修道皖、图书馆、后花园、印刷厂、孤儿院、医院，以及神甫宿舍等。北堂的大堂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高16.5米，钟楼塔尖高约31米。堂前有月台，围以汉白玉石栏杆。大堂正门两旁，有中国式建筑碑亭两座，亭内分别立光绪十四年（1888年）天主教堂迁建谕旨碑和满汉文天主堂碑。大堂正门内建有唱经楼，堂属哥特式（使用尖拱以使房屋直耸而上）建筑形式。
如果说南堂主要折射出西方文化透过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北堂则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欧洲的巨大影响。如：
（1）路易十三在做王子的时候，就用来自中国的瓷碗喝汤。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枢机主教，曾在他的官邸展示自己收藏的中国漆屏风、漆床以及400多件中国瓷器。
（2）白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带着康熙帝为法王路易十四所准备的礼物，如人参、丝绸、瓷器以及汉文和满文线装书籍等前往法国。白晋到达巴黎后，受到路易十四的召见。路易十四回赠康熙皇帝书信和礼物路易十四写给康熙帝的书信
至高无上、伟大的王子，最亲爱的朋友，愿神以美好成果使您更显尊荣。获知在陛下身边与国度中有众多饱学之士倾力投入欧洲科学，我们在多年前决定派送我们的子民，六位数学家，以为陛下带来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和天文观察新知。但海路之遥不仅分隔您我两国，亦充满意外的危险，因此为了能满足陛下，我们计划派送同样是耶稣会士，即我们的数学家们，以及叙利伯爵，以最短与较不具危险的陆路途径以便能率先抵达您身边，作为我们崇敬与友谊之表征，且待最忠诚见证者叙利返回之际能发表您一生非凡的作为。为此，愿神以美好的成果使您更显尊荣。
1688年8月7日写于马利
您最亲爱之好友路易。白晋后在巴黎出版了《康熙帝传》，书里附有他亲自为康熙帝绘制的画像，以呈送给法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写给康熙帝的书信
（3）路易十四耗资千万改建凡尔赛宫，用当时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进行装饰。路易十四喜欢使用中国家具或是法国工匠仿制的中国式家具，中国青花瓷罐，以及仿中国图样的法国内维尔陶罐。玛莉皇后也有全套的中国家具。欧洲各国王公贵族也争相模仿，建造各式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引以为荣，蔚然成风。
（4）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西边兴建一座小型城堡，城堡花园内仿中国南京瓷塔，建造了一座瓷屋。瓷屋装饰主要是青花瓷瓶、青花图案。房间与大厅都以中国风格装饰，使用的家具也都以中国式为主，尤其是瓷器布满整个黛安娜的房间。
（5）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在法国巴黎马利宫举行名为“中国皇帝”的新年舞会，文献记载：“这位中国皇帝乘着大轿，由三十多个人在前做前导，乐队奏着乐。”出席路易十四为他们举办的宫廷宴会，他们还示范了筷子的用法，后又展出了中国的丝绸和绘画。当时“中国风”风行整个法国社会，人们谈话题材多围绕着中国及中国人。中国式艺术风尚在欧洲普遍流行，影响了整个欧洲。
（6）回法耶稣会士向路易十四呈献了“四书”中的《论语》、《大学》、《中庸》，由汉文经满文翻译成拉丁文，后将“五经”也由汉文经满文翻译成拉丁文。被誉为当时世界上准确度最高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其参与测绘的耶稣会士十人中，七人为法国耶稣会士。他们将《皇舆全览图》带回欧洲，制成四十一幅铜版图，后又送回清廷。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据《皇舆全览图》制作法文版的中国地图，影响了整个欧洲。
郎世宁用西洋画法所绘的《聚瑞图》，受到雍正帝称赞
三、乾隆东堂
位于皇宫东面的天主教堂，俗称“东堂”，坐落在今东城区王府井大街74号。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皇家赐给耶稣会士利类思、安文思一所宅院和空地，修建教堂。后遭康熙地震、嘉庆火灾、庚子被焚等自然与社会的损毁。光绪三十年（1904年）再重建，即今天主教东堂。堂内曾有郎世宁所绘多幅圣像。
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1688—1766年），意大利米兰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北京，在内务府造办处如意馆供奉绘画。后受雍正帝召，用西洋画法，绘《聚瑞图》等，注重写实，笔法细腻，受到称赞。乾隆帝时，除为皇帝画肖像外，还为清宫画了不少战图，也画花鸟、犬马，尤长画马。《百骏图》是郎世宁名作之一。郎世宁画肖像、宫女，笔法细腻，惟妙惟肖。相传有一天，乾隆帝与他的八位妃子在一起，命郎世宁将自己认为最美丽的一位画出来。郎世宁明白，不能这样做。第二天，乾隆帝问他选中哪位妃子，
郎世宁等用画笔记录了清朝重大历史事件，此为《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功图》之“紫光阁赐宴”铜版画
他回答道：我没有看她们一眼。乾隆帝问他在看什么。郎世宁说：我在数陛下殿顶上的瓦。乾隆帝说：那么，瓦有多少块？郎世宁回奏：三十块！乾隆帝命太监去数，果然是三十块。从此，乾隆帝不再出类似的难题。大历史事件，以绘画表现，是郎世宁等的一项贡献。如《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功图》16幅图，《紫光阁赐宴》一图，画中有50位功臣像。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帝命将画卷送到法国，镌刻铜版，印刷了100多套，其中大多运回中国，其余的在法国收藏并流传。郎世宁还参与圆明园“西洋楼”等建筑的设计和督造。在清宫的其他西洋画家如艾启蒙、王致诚等，都留下了作品。
郎世宁兼收西洋画和中国画风格，创立了“新体绘画”，此为设色《竹荫西狑图》
中西绘画交流，尤其值得一提。西洋画在处理透视与光线明暗等方面，与中国传统画法不同。清宫廷画家邹一桂称：“其画于阴阳远近，不差辎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用颜色，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但郎世宁等在绘西洋画时，能吸取中国画法之长；宫廷画家焦秉贞、冷枚等在绘中国画时，也能兼取西洋画法之长，如画面焦点集中，画房屋有透视，画屋柱加光暗。自明末西洋画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画吸收了西洋画的营养，按照自己的传统向前发展。郎世宁兼收西洋画和中国画的不同风格，创立了他独特的“新体绘画”。有时他还与中国画家合作卷轴山水画——他画人物头脸，中国画家画山石花木，可谓中西合璧。雍正年间随郎世宁学画的中国弟子有13名，其中有年希尧。年希尧将绘画描在瓷器上，称为“年窑”，并出版研究透视画法的《视学》一书。他对传播西方绘画起到了很大作用。
乾隆帝曾在东堂为郎世宁庆祝七十岁生日，此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建的东堂
郎世宁的助手王致诚（1702—1768年），法国人，来华后为宫廷画师，参与设计并建造圆明园喷泉（又称“水法”）。乾隆帝与众大臣观赏后，大为称赞，即命郎世宁携蒋友仁在长春园东北部，按照西洋式样设计建造一组建筑。这就是后来的西洋楼。王致诚写信给西方，称圆明园是“人间天堂”、“万园之园”，后圆明园享誉欧洲。王致诚寄回法国40幅有关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图画，影响了英、法、德、意等国家的园林建设。王致诚在清宫服务30年，擅长画马，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画作。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郎世宁70岁生日时，皇帝为他举行祝寿仪式，贺寿队伍由24人组成的乐队做前导，赐品由8人捧着，一路上围观的百姓气氛热烈。他的住所——东堂，张灯结彩，群贤毕至，相互交谈，盛况空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郎世宁卒于北京，年七十九，加给侍郎衔，并赏银三百两，以示优恤。
事物有阴，必定有阳。西方耶稣会士来华，意在传布天主教义，既带来西方的科技文化，也向西方传播中华文明，从而在东西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建于明清北京内城和皇城的四座天主教堂成为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