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十二帝有皇子113人，平均寿龄32.4岁。清太祖第十六子生卒年不详，未列入统计。清宗室爵位，分十二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皇子管理，入关之后，到康熙朝才制度化。清朝吸取明朝教训，除延用明朝宗室“包吃钱粮，终生供养”制度外，做出三项重大改革：
第一，内襄政本，外领师干。《清史稿·诸王传》说：“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通“赐”字）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史称其制善。”所以，明朝“朝堂无懿亲之迹，府僚无内补之阶”。清朝则有变通：“诸王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视明为尤善。然内襄政本，外领师干，与明所谓不临民、不治事者乃绝相反。”（《清史稿·诸王一》卷二百十五）就是说，清朝皇子不同于明朝皇子之处在于：其一，只给名号，不加封国；其二，“内襄政本，外领师干”。对内，清朝诸王可任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王大臣、内务府大臣、内大臣，甚至于有亲王摄政或辅政——清初多尔衮，清末奕、奕、载沣；对外任大将军，如多铎为定国大将军、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等。
第二，王府在京，不到外地。清朝王府，全在京师，遍布内城，多有更替。今北京二环以里，分布大量王府，如礼亲王府（代善），郑亲王府（济尔哈朗），睿亲王府（多尔衮），豫亲王府（多铎），肃亲王府（豪格），以及贝勒、贝子府。参见昭梿《啸亭续录·京师王公府第》卷四和吴长元《宸垣识略》等。这样便于管理和监控，避免明朝宗室军事政变重演。清朝北京王府尚存历史遗迹的有50余座（处）。八旗驻防，分到外地，最后落叶归根，还回北京终老。
第三，世袭罔替，按代递减。“世袭罔替”是什么意思呢？“世袭”就是爵位世代承袭，“罔替”的“罔”是不的意思，“替”，是降、废的意思，“罔替”就是不降、不废。“世袭罔替”就是爵位世代承袭，永远不降、不废。清朝先后有12位世袭罔替的王，俗称“铁帽子王”：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尼堪（褚英子）、克勤郡王岳讬（代善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代善第三子萨哈璘之子）、怡亲王允祥（康熙帝第十三子）、恭亲王奕（道光帝第六子）、醇亲王奕（道光帝第七子），庆亲王奕劻（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后）。除铁帽子王外，其他王爵都要按代递减，如下面简要介绍的两位亲王。
一是雍正帝第十子（排序第六）弘曕（yàn），雍正十一年（1733年）生，母为贵人刘氏，就是谦妃。乾隆三年（1738年），弘曕6岁，过继给康熙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袭封果亲王。弘曕善诗词，好藏书。常早晨起床，披衣巡视，遇不法者立杖之，管理下属很严，所以门庭严肃，没有为非乱纪者。后因犯错误，家居闭门，心情抑郁，患病而死，活了33岁。（《清史稿·诸王传》卷二百二十），有一种说法，弘曕是果亲王允礼与雍正帝谦妃的私生子，盖无史据，当属胡说。
乾隆帝第十一子永瑆书法造诣颇深，图为《御制题董诰方舆写胜册》
二是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号镜泉，乾隆十七年（1752年）生，母为皇贵妃金氏，曾随驾南巡，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为成亲王，时38岁。得到故相明珠的府第为王府（后为醇亲王府，今为宋庆龄故居）（《啸亭续录》卷四）。嘉庆初，任军机大臣。《清史稿·永瑆传》纂者评论说：“故事，亲王无领军机者，领军机自永瑆始。”永瑆管理户部三库，很受皇弟嘉庆帝的信任和重用。清代皇子皇孙有不少书画家，永瑆是一例。永瑆书法造诣颇深：“永瑆幼工书，高宗爱之，每幸其第。”（《清史稿·永瑆传》卷二百二十一）永瑆“诗文精洁，书法遒劲，为海内所共推。”（《啸亭续录·成哲王》卷五）因为永瑆字写得好，今见清东陵乾隆裕陵碑楼的《裕陵圣德神功碑》，就是永瑆受命书写的。永瑆喜欢收集古玩字画，对书法也深有研究。他听宫中太监说，某老太监的师傅少年时曾亲眼见过明朝大书法家董其昌，用前三个指头握笔管悬腕作书。永瑆对董其昌的笔法加以揣摩，“作拨镫（dēnɡ，古“灯”字）法”，对古人用笔有继承，更有创新。他自选书法作品，刻《诒晋斋帖》传世，朝中官员和士大夫以能得到此帖而荣幸。永瑆过于节俭。笔记说他“日用菲薄，库集银八十万两，莫肯挥霍”。其夫人为宰相之女，嫁妆丰厚，都封入库，“惟日噉（dàn）薄粥而已”。他晚年“体不沐浴，发不枇栉”，左右劝他换洗衣服，他说：“死后蛆食胔（zì）骸（hái），又谁为涤垢也！”道光三年（1823年）死，72岁。永瑆生前节俭所积聚的金银，或为子孙挥霍，或为仆从偷掠，最后还是一个“空”字。永瑆遗著有《听雨屋诗集》、《诒晋斋集》、《仓龙集》。（《清皇室四谱·皇子》卷三）
三、后人思考
明清皇子，历史教训，实在深刻，值得思考。
不事生产的皇帝宗室成为国家沉重负担，图为清皇子住居的南三所宫门
第一，皇子制度，制定有因。一项制度的制定，既要考虑当时需要，又要考虑可持续性。明清皇子制度，自有制定缘由。但是，时过境迁，需要变通。早在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御史林润就尖锐指出：天下最大弊病，在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米400万石，而诸王禄米凡853万石。以山西、河南为例，存留米236.3万石，而宗室禄米504万石，即使没有灾害，岁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愈加繁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何况还有官吏禄米和军队粮饷！到明中期出现严重局面：“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十四）国家难以养活日益繁衍的皇帝宗室。清朝晚期，八旗子弟，无地可分，游手好闲，难以糊口，明朝宗室问题，又在重复上演。
第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福王常洵去藩，要庄田四万顷。宰相叶向高说：“天下地已尽，今日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无田矣。”万历帝命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福王庄田，至四万顷。王府官及诸太监丈地征税，豢养仆役以万计，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渔敛惨毒，耳不忍闻。天启时，诸王、公主庄田，动以万计。“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明史·食货志一》卷七十七）藩王还掌控食盐专利，设店洛阳，王府专营，任意定价，民何以堪？（《资治通鉴三编》）朱元璋让其子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福禄终身，世代富贵。清朝更有过之，不仅宗室，而且八旗，都是“铁杆庄稼”——旱涝保收。明清皇帝对其宗室，初衷为爱之，终则实害之——既害子孙，更败江山。
第三，时进未进，势变未变。明朝封藩制度，户口日繁，土地日少。隆庆二年（1568年），尚书王世贞奏道：“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自亲王而下至庶人，已书名者几三万位，又二十年，可得五万位。周府已近四千位，韩府亦近千余位。虽竭天下之财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产。”没有犯罪，困于一城，绝其仕路，坐享其成。奏请宗室人员，分居州县，从事农商，科举考试。疏奏上，不采纳。
隆庆三年（1569年）五月，礼部郎中戚元佐上疏言：诸藩日盛，禄粮不继，今不密为区处，将来更有难处。国初亲郡王将军才49位，女才9位，永乐间虽封爵渐增，但没有太多。而当时禄已不能全给。今已二百年，《玉牒》见存者28492位，比国初增了千倍！十年之后，当更严重！怎么办呢？一种议者说改革，另一种议者说“祖制不敢擅更”。其实，后者不明一个道理：“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时高皇帝分封诸王，为国屏翰，此一时也；成祖靖难之后，防范滋密，此又一时也；而后，诸王骄侈渐多，不法者国除，此又一时也；再后出现“人多禄寡，支用不敷，乃有共室而居，分饼而膳，四十而未婚，强者劫夺于郊衢，弱者窜入于舆皂”的惨状，此又一时也。国初亲王禄五万石，不久减为万石，后有的给五百石，可见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前后之言已不符矣。永乐间，禄数有的五千石，有的二千石，有的仅七百石，又可见成祖也不尽守祖训矣！于是，戚元佐提出议限封爵、议继嗣、议主君、议冒费和议擅婚五事。譬如，有贫穷宗室，隐瞒姓名、身份，做佣工，任夫役，他们大公正道，何辱之有！有的可与民间子弟一体入学应举科考，或种田经商，从便生理。又如，今子孙相继，世世富贵，应加以限制，奉国中尉以下，只将所生第一子给银一百两，使为资本，传五世而止。再如，今男封既有限制，女封也应限制——亲王之女只封其三，郡王之女只封其二，等等。婚资给银亲王者二百两，郡王者一百两，以下类推。再如，自今以后妾等所生之子，只给赐名，不给口粮，士农工商，仍听自便。疏入，批转到部。礼部尚书高仪言：元佐所奏，凿凿可行，但事体重大，臣等不敢擅议，请通行各王府，将奏内事理，虚心评议，务求允当，条例以闻。（《明穆宗实录》卷三十二）最后呢？诸王反对，“且格不行”。（《明穆宗实录》卷三十八）明清皇子制度，时进未进，势变未变，落后时势，终被淘汰。
一项基本制度的制定，既要考虑当时所需，更要考量可持续性。制度稳定，时势在变。有两种态度：时进不进，势变不变；与时俱进，随势而变。“祖制不敢擅更”，说得也是；“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得更是。从眼下看，不变为好；从长远看，以变为好。不变会引发巨变，吃亏的还是拒变者。明清皇子制度的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