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立志耕耘的新式农民——董加耕
董加耕高中毕业回家种田，在乡亲们中间激起了波澜。绝大多数乡亲，包括家人都不赞同小董的做法，想不通的母亲常常泪流满面。已经当了小学教师的女友还和董加耕分了手。董加耕的行 动引发了人们的大讨论：他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
1964年，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的青年农民董加耕已经务农三年多了。今年，他将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并被一股社会风潮推向潮头浪尖。
董加耕是董伙大队本地人。三年前的夏天，21岁的董加耕高中毕业时，是众人眼中最有前途的小伙子。他贫农出身，是学生党员，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而且学习优异，各门课程都超过96分 。在强调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的当前形势下，董加耕的前途一片光明。老师们都希望他上大学，去更大的舞台有更大的作为。但董加耕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老师 们不赞成他回乡务农，觉得委屈了他，而且在农村的发展也不好。董加耕也有过犹豫，最后还是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老家。
董加耕高中毕业回家种田，在乡亲们中间激起了波澜。绝大多数乡亲，包括家人都不赞同小董的做法，想不通的母亲常常泪流满面。已经当了小学教师的女友还和董加耕分了手。1961年正是 困难时期，家乡严重缺粮，患浮肿病的乡亲到处都是，董加耕没有动摇信念，边吃腌蒿子、豆饼，边高唱革命歌曲，赤膊和乡亲们一起拉犁、割稻、罱泥、扬场。公社党委曾要调董加耕到邮 电所工作，他却发誓“决不从第一线撤退”。董加耕是个有心人，非常注意观察、总结劳动经验，结合农技书上的知识，和乡亲们改良耕作，取得了粮食大丰收，还在水乡试验种植出了棉花 。
在董加耕放弃大好前途，毅然回乡务农之初，围绕他这么做是否值得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当地领导与新闻媒体从一开始就把他当作先进人物来宣传。1964年，对董加耕的宣传达到了高潮， 从地方到中央各媒体都将他作为本年度铺天盖地的宣传对象。8月召开的共青团“九大”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董加耕也写日记，《董加耕日记》正式出版。他日记中的“ 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十六个字迅速传遍全国，印入一代人的记忆中。在榜样的感召下，1964年南京市有72名应届毕业生放弃高考，自愿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被称为 “72贤人”。
董加耕命运的转变是和1964年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人民日报》3月20日报道他的事迹的文章标题是：《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将董加耕的行为定义为“知识青年下乡 上山”，放到了“移风易俗的革命”的领域里。媒体的报道终结了有关董加耕行为的价值讨论，肯定了董加耕的行为价值巨大。“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在剥削阶级统治之下，体力劳动和脑力 劳动相互对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已经成为阶级社会的传统观念。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读书就是为了升学，不去升学而去参加农业生产， 未免‘可惜’。”批判这种思想之后，文章号召：“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批又一批地下乡上山，在祖国的新农村中生根、开花、结果。”
董加耕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被选为生产队长，又担任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和许多五六十年代的典型一样，董加耕在十年浩劫中命运多舛，常常遭遇戏剧性的转变。他深感“如履薄冰”， 却难以挣脱政治漩涡之外。这是一批被树为政治典型的榜样人物的悲哀。2000年，在老家担任领导职务的董加耕退休。
人物二：《东方红》的“打杂导演”——周巍峙
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当《东方红》、《长征》、《八月桂花遍地开》、《松花江上》、《游击队歌》、《边区十唱》、《情深谊长》、《南泥湾》、《保卫黄 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赞歌》、《毛主席的光辉》等歌舞一一唱响，演出在雄壮的《歌唱祖国》歌声中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报以长时间的掌声。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
1964年7月31日，“国庆大歌舞组织指挥小组”成立，负责筹备一场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的大型歌舞表演。文化部文艺局局长周巍峙担任了小组的副主任。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文艺工程，任务重时间紧，好在有国务院的直接支持，可以在全国各地调兵遣将。让周巍峙高兴的是，指挥小组当时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办起事情来 一路绿灯。
魏巍、徐怀中、阮章竞、贺敬之、乔羽等作家向指挥小组报到，安波、马可、吕骥、时乐蒙、严克等顶尖作曲家向指挥小组报到，处于鼎盛时期的郭兰英、王昆、胡松华、才旦卓玛等歌手向 指挥小组报到……8月12日，全体演职人员用最大的速度集合完毕。命令下来了，9月15日就要彩排！周巍峙立即指挥大家进入紧张的准备。
可连节目单都还没有呢？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周巍峙执笔写出了歌舞剧全剧大纲第一稿。演员们就先按照提纲草稿排练，没日没夜地排练。中央领导一有指示下来，大家马上按照指示修改 ，再连夜重排。和年轻的共和国一样，大家都还年轻，精力充沛地投入排练中去。排练过程中，各方面对草稿修改了八次。到第九版的时候，周巍峙借用开唱歌曲《东方红》的名字，将正常 演出定名为《东方红》。《东方红》原本是陕西农民歌手李有源改编的歌曲，表达了在贫苦农民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过上幸福生活的喜悦心情，风格醒目，很适合做大型活动的名称。
为了在短时期内搞出一台高质量的演出，《东方红》剧组采取了完全军事化的管理。那是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组织任务。3700多人分散在20多个场馆，分头进行排练。当时北京地区几乎所有文 体团体的训练场馆以及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做训练用地，供演员分场次、分段落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地排练。周巍峙等人没时间具体指挥，也指挥不过来，就让参加演 出的几十个文艺团体“包干”。指挥小组只看排练的结果。
因为缺乏大型演出的经验和设备，演出的后勤保障工作困难很大。周巍峙见没有人愿意承担行政工作，就自告奋勇，当起了剧组的“打杂导演”。先说3700多人在演出中要用到大大小小、中 外样式的服装超过4000套，有的演员单场演出服装就要换五六次。要制作这么多的服装、道具，并且管理好，确保演出秩序，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周巍峙抽调不出专门的人手来负责服装道具 ，就都由演员自行管理，自己归位。一些演员奉调进京时，自带演出服装和道具。其次，当时没有现代化的灯光和投影设备，舞台背景全靠幻灯打出来。可演出的巨大背景足足有800平方米， 怎么办？用200多个幻灯机同时投影，并通过幻灯机的变化来完成背景图案的变化组合，还要表现出流水、飞云、光芒等特技效果。投射工作的组织难度也可想而知。
在忙碌的两个月时间里，周巍峙负责剧组里大大小小、杂七杂八的组织事务，并参与了从创意到完成的整个过程。他的妻子王昆担任了演出的演唱演员。按说夫妻俩同在一个剧组，相处的时 间应该很多，可周巍峙和王昆竟然出了清晨的时候可能打了照面外，两个多月时间里竟然没有怎么见面。原来周巍峙总是等到所有人排练完毕后才能离开，而王昆总是在清晨起床赶赴歌舞团 排练。
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全剧表现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的革命历程，由20多个舞蹈和30多首革命歌曲组成，如《东方红》、《长征》、《八月桂花遍 地开》、《松花江上》、《游击队歌》、《边区十唱》、《情深谊长》、《南泥湾》、《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赞歌》、《毛主席的光辉》等歌曲都穿越历史，成了 红色经典。整场演出在雄壮的《歌唱祖国》歌声中结束。全场观众起立，报以长时间的掌声。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周巍峙是江苏人，作曲家出身，早年参加革命。60年代初期，文艺领域遭到了许多非议，作为文化部文艺局局长的周巍峙压力很大。抽调他来负责《东方红》的指挥工作，其实是让他暂离了 纷争，得到了保护。客观上，参加《东方红》演出的多数演员因为这段经历，而在之后的政治浩劫中幸免于难。
周巍峙之后担任过文化部的领导和中国文联主席，如今还活跃在文艺界领导岗位上。
人物三：中国升起了蘑菇云——原子弹
在北京南苑机场，庞桂、辛仓发驾驶战机朝西北方向全速飞去。他们不畏危险，不怕核辐射超标，一次飞行多次穿越蘑菇云，取到标准样品。从1964年到1967年，庞桂、辛仓发先后4次完成原 子弹、氢弹爆炸后穿过蘑菇云的取样工作。
1964年10月16日15时，西北某地荒漠中，一群中国军人躲在一堵厚厚的围墙后面，戴着漆黑的眼镜，低着头，神情肃穆，一言不发。
埋在地下的大喇叭在报数：“5、4、3、2、1，起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