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可口可乐来了——佟志广
三十年后重新回到中国市场的可口可乐，无意间成为了中美两国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双重见证者。
如今，当你嗞的一声打开瓶盖，大概不会觉得那充盈的气泡和奇怪的味道有什么特别。可口可乐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普通的饮料之一，只是一种平常的汽水，谁会想到，正是这瓶小小的汽水 曾经叩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呢？
其实中国人早在解放前就喝过这种汽水。1927年，上海街头出现了一种饮料，叫“蝌蝌啃蜡”。光听这名字就够吓人的，即使有胆大爱刺激的愿意尝一尝，也被那种甜中带苦、还带有一股说 不出是什么的中药味吓跑了，销量自然不好。直到征求到这个译名“可口可乐”，该饮料才被国人所接受。
1949年，可口可乐随着美国大使馆撤离了中国大陆市场。自此之后，中国大陆再没出现过这种饮料。但是，撤离只是暂时的，其实像可口可乐一样，许多外资企业一直没有放弃中国大陆的市 场，他们始终在关注着中国形势的变化，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
1971年10月25日，中国重新获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关系缓和，同年，可口可乐公司就在北京饭店里设立了临时办事处。商人的嗅觉可谓和政治家 一样敏锐。
1976年的一天，在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的佟志广受到了当时可口可乐总裁的拜访。总裁希望能获准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并且希望能在中国建立可口可乐的灌装厂。
佟志广在解放前也喝过这种有点像止咳糖浆的“汽水”。但是考虑到国内的实际形势，佟志广告诉对方，现在想进入中国还“为时太早”。尤其是解放后出生的中国人，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 可乐，甚至把它当成“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象征。当时的可口可乐已经和美国兵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不再是单纯的汽水那么简单了。
虽然初次的尝试没什么结果，但是可口可乐公司并没有放弃。从那以后，公司开始给联络处免费赠送饮料。现在这种促销手段已经屡见不鲜，叫做“赠饮”。
1977年初，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工作。没过多久，可口可乐总裁马丁访问北京，再度和佟志广坐在了一起。仅仅时隔一年，但中国的情况已经变化，开放的大趋势也 日益明朗。可口可乐方面再次传达了进入中国的想法。
佟志广反问：“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我们中国人能接受你的可口可乐吗？”
美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在可口可乐的中国工厂并不首先针对中国消费者，而主要是针对国外消费者：到中国来旅游的国外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关于可口可乐的象征性问题，马丁 也有自己的解释。“我们和美国兵没有其他联系，只不过我们是生产者，他们是消费者。”马丁说，“我们不过是个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于是，繁琐的谈判开始了。经过层层的请示审批，1978年12月13日，中粮总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可口可乐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 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未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
引人注意的是，仅仅在允许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协议签订4天之后，即1978年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紧接着的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改革开放的进程正式开启。
在引进可口可乐时起到重要作用的佟志广，之后担任过中国“入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他回忆说“1979年可口可乐进来的时候我就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走回 头路。”
人物二：放则兴，收则衰——“一位读者”
一张接吻照和一副裸露上身的壁画，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三十年的电影实践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放则兴，收则衰。这也就是新中国电影三十年的基本经验。”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相拥接吻的剧照。欧洲中世纪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贵族出身的王子和平民出身的灰姑 娘，战胜世俗偏见，历经磨难，终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反抗门第阻隔，追求真爱，无论怎么看都是那么纯洁美好，然而当年却引来了一场风波。
当时编辑部收到一封来信，这位读者连连发问：
“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传什么呢？难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党的政治路线，搞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新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难道他们是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精神刺激吗？……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 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味吗？……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 么区别的程度！”
《大众电影》全文刊登了这位读者的来信，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自8月28日到9月15日，半个月时间里，杂志社收到全国各地读者来信、来稿、电报共7122件。在已阅读的5213件中，不同 意该读者意见的有5101件，赞同的有112件。截至10月15日，读者来信多达11200余件，最多时编辑部一天收到700封信。反对刊登接吻剧照的意见还不到百分之三。
这封来信如同一张“试纸”，对于接吻照引发的讨论也上升到了“思想解放”的高度。
“我们长期受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加上还有些条条框框，思想容易僵化。如果思想解放一点，这个问题是容易想通的。不妨展望一下，到21世纪回头再来看现在这个封底问题，是否就有点 像我们现在去看五六十年前不许女人露胳膊露腿一样地可笑呢？”（叶嘉：《一张封底剧照引起的对话》）
“我认为《大众电影》发一下冲破封建束缚、真诚相爱的一对恋人的照片，虽非“最需要”，也是有点必要。其必要性就在于冲击一下现在还有市场的封建等级观念，冲击一下根深蒂固的封 建道德观念，冲击一下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张维安：《首先要思想现代化》）
“这哪里仅仅是对一幅封底剧照有什么意见，分明是对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战线总的形势甚至包括政治形势，所作的一种估计。”（刘梦溪：《要重视这股思潮》）
与接吻照事件类似， 1979年首都机场出现了名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壁画，画面中有裸露上身的傣族女子形象。这自然又是一场轩然大波，许多“一个读者”出来激烈反对。后来，壁 画尽管得到了领导人的支持，画面中的女子还是“披”上了轻纱。而《大众电影》的讨论进展两个月后，编辑部发表文章对类似现象做出了总结：“三十年的电影实践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放 则兴，收则衰。这也就是新中国电影三十年的基本经验。”
“接吻照”引发的这场讨论，对于冲破固有的道德观念、发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与广阔的内容都不无启发。1979年10月30日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是党在新时期对 文艺形势和文艺政策最有价值的反思和认识，也是对“百花争鸣，百花齐放”政策的回归。
年度人物
1979年是改革开放真正开始的第一年。一方面是对国内陈旧事务和落后思想的改革，一方面是打开大门、面向世界的开放，哪一项都是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佟志广艰难引进可口可乐、接 吻照引发大讨论，就是改革开放的两方面表现。
改革的许多措施获得了人们的热烈欢呼，让人们重尝了喜悦的滋味。一系列拨乱反正让普通人拍手称快之余，多少家庭结束噩梦破镜重圆、父子相认、老少团聚，多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回 到已经开始陌生的办公室里、书桌前和讲坛上。本年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在回答记者问时说：“地、富、反、坏、右几类人摘帽以后，应当按照他们从事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他们为农民、 工人、教员、知识分子。他们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而不应当对他们有任何歧视或者变相歧视。不要再叫他们‘摘帽地主、摘帽富农、摘帽反革命、摘帽坏分子、摘帽右派’ ，更不能把他们继续列为‘专政对象’。”在改革开放中冲在最前线的往往就是这些刚刚结束噩梦的人——他们要拼命努力，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内部改革同时也打破了十年浩劫时期的社 会结构，许多在混乱中扶摇直上、占据资源的人落马了。1979年，黑龙江贪污集团主犯王守信（女）被判处死刑，她在十年浩劫中依靠打人整人、投机钻营当上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 贪污巨大；杭州高干子弟熊紫平、熊北平被判处了死刑，他们在混乱年代拉帮结派，恃强凌弱，奸淫掳掠，民愤极大。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清理十年浩劫时期不恰当的社会结构变动 ，难度很大，时间一直延续到80年代前期。
然后，社会改革容易，思想改革难。让人们从长期的激进、僵化、斗争思潮中走出来，学会宽容、平和、理性务实，谈何容易？接吻照风波、裸体壁画风波，把思想改革的障碍暴露无余。
开放的路子相对好走一点。人们已经知道中国已经落后于世界，只是不知道中国落后世界的距离会那么大。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往前冲，冲向世界发展的潮头。于是， 中国决定在靠近港澳台地区的广东和福建两省，率先建立经济特区，最初选定的是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城市。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 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8月，中央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轰轰烈烈的对外开放进程展开了，全世界即将在特区看到“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 ”。可口可乐能在1979年以“寄售”的形式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可能是在开放白纸上描绘的最初的花朵。
我们把1979年的年度人物授予佟志广，因为他积极准确地走在了对外开放的潮头浪尖。
大史记
在中国人惊叹窗外清风如此凉爽，窗外的世界多么广阔的同时，中国内部有众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大量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了，他们的工作问题对城镇就业工作提出了严重挑战。据统计，从1962年至1979年末，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多达1776.48万人。1978年底，国家允许城镇毕业生 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知识青年返城的限制。大批返城知青（1979年估计超过400万人）加上城镇本身需就业的人口，1979年中国城镇待业人员总数达到了1500万。各城市一时难以 安置这么多人就业。当时城市单位主要实行子女顶替的招工制度。从1978年至1983年，五年内全国办理退休、退职的职工共有1220万人，其中子女顶替约900多万人，占退休退职人数的80％。 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返城知青、待业青年的不满事件，成了一大社会问题。
而工厂内部的职工收入开始分化，一些头脑灵活的人“走了出去”。《人民日报》1979年8月28日报道上海灯泡三厂、工业玻璃工厂、精益模具厂、玻璃机模厂、器皿模具厂、玻璃搪瓷铸造厂 、搪瓷机修厂等7个单位在1979年退休的职工中有近百名通过各种渠道到江苏、浙江、上海郊区等地的社办工厂担任技术指导、顾问、采购员等工作。社办工厂除了给他们补足退休金的工资差 额外，还发给营养费、车船费、加班费等，每月少则五六十元，一般的七八十元，最高超过百元。这些退休职工的兼职收入加上退休金，大大超过了在岗职工的收入。如何看待收入分化和职 工“走穴”？
改革必然伴随着阵痛。其外诸如拨乱反正工作、社会治安问题、各单位恢复正常工作问题，无不考验着一个重新走上正轨的国家的智慧。当然，小朋友们不需要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 们沉浸在1979年新出品的《哪吒闹海》中。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开始向新的一代人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