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蛇口风波”所改变的——曾宪斌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发展，面对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伦理，人们的价值观也开始多元化。1988年1月13日，在深圳蛇口招商大厦一个普通会议室里举行了“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 ”。讨论的话题有：“淘金者”是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还是把国家摆在第一位、如何对待青年人的自主意识、个体户捐献大部分收入给国家是否应大力提倡、中国特色等问题。这场座谈掀 起了轩然大波。
座谈会上，教育专家们和深圳蛇口青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有三。第一是关于“淘金者”的争论。有一位专家认为少数青年到深圳的目的就是赚钱，是“淘金者”，特区不欢迎淘金者。蛇口青年则认为，淘金者赚钱并没有错，更没有犯法 。他们来深圳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建设了深圳，并没有什么不好。第二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青年教育专家赞赏个体户把大部分收入献给国家，办公益事业的行为。 而蛇口青年一些个体户办公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赚钱就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应该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第三是在青年和国家的感觉问 题上。一个青年认为蛇口青年讲实际，用自己的劳动表达对祖国的爱。蛇口青年挣了钱，也创造价值，没有必要在劳动的时候考虑到底是在为自己还是在为祖国。有一位专家就问这名青年， 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在到会青年的笑声中，这位青年当场递上了名片，他是外贸公司的青年职工李文忠。
两天后，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的《“蛇口座谈会”始末》就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认为蛇口青年的思想出现了错误，担心蛇口的发展方向问题。其中李文 忠的名字列在材料上。这份材料引发了争议。半个月后的1988年1月28日，《蛇口通讯报》发表了一篇只有300字的稿子，题为《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座谈会上的争论开始引发争论 。国内外媒体都参与了进来。
31岁的广东人曾宪斌当时是中国社科院为《人民日报》定向培养的新闻学研究生，学习期间以《人民日报》评论部实习生的身份在报社工作。看到关于蛇口讨论的报道，曾宪斌对此产生兴趣 。7月上旬和中旬，他分别在北京和深圳，采访了李燕杰、曲啸、彭清一、袁庚等各方有关人士，请他们各抒己见，然后以实录的形式完成了《“蛇口风波”答问录》。曾宪斌在文中直指：“ 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风波的本身。”
1988年8月6日，《“蛇口风波”答问录》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转二版，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到9月14日，人民日报共收到参与讨论的来信来稿1531件。多数来信支持蛇口青年。
曾宪斌的人生轨迹却因这篇文章而改变。1989年，本来已经准备好正式到《人民日报》报到的曾宪斌不得不回到广州的部队，之后不久就转业了。转业时虽然他的工作水平和经验过硬，可是 一度找不到任何工作机会，最后当了天河区的一个副科级科员。
1992年中国的改革方向日渐明朗，曾宪斌也活跃起来，倒国债、炒股票，还在《投资导报》做过广州首席记者。他曾经在一个港资企业成功应聘了10万年薪的总裁助理，最后却落到企业下属 工厂去做了两天车队队长。跟过一个小房产企业老板，他没有车，曾宪斌骑摩托带他去谈生意；他后来资金链断裂，失踪了，还卷走了曾宪斌给他筹的20万元钱。经历了一些令他哭笑不得的 事情，也想过创业，最终都没有成功。曾宪斌没有气馁，1993年，他离开机关，去了《房地产时报》做执行总编，此间也为房地产企业做广告。工作过程中宪斌发现国内企业在楼盘的文化定 位和营销策划上缺乏技巧和经验。于是他凭着搞过传媒的经验和多年的文化素养试着做起了房地产策划人。曾宪斌如今是国内著名的地产策划人。
人物二：闯海南——潘石屹
1988年，海南建省，划定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点。全国各地怀揣着创业梦的人们涌向海 南。当年只有激情的年轻人，开始经受市场的历练，许多人成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
1988年，海南沉寂的港口突然被涌来的人群挤满。截至1989年4月，来信来函及亲来海南求职的人数达到了18万余人次。打工、办企业、开公司，炒地皮，当时的盛况被称为“十万人才过海峡 ”。人们能在椰子树下轻易见到今天的中国企业界大腕。
如今地产界大名鼎鼎的潘石屹当年也开始从这里起步。
潘石屹出生在甘肃天水，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石油部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干部。后来辞职离开北京去了深圳。下海打拼并不容易，潘石屹也尝试过好几种生意，从出任砖厂老板到合伙成立万 通。1987年到1989年他在深圳和海南开始步入房地产业。从借贷炒房到腾笼换鸟，潘石屹在蓬勃发展的市场中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成功是赶上了海南经济开放的好时候，更是由于他敏锐地 眼光和判断的勇气。
“聪明人就是别随波逐流，你能往上走时就走，当别人还在往前走时，你认为该退时就退。”1992年，他注意到：北京市当时人均住房面积是７平方米多，而海口却已达到50平方米。普通人 看到这两个数字可能会羡慕海口的生活水平高，可潘石屹是商界人士，他看到了市场的趋势和里面蕴含的机遇与挑战。越是有需求的地方才越有市场。此时的潘石屹有了投资地产的能力，再 加上对情势的判断，开始了他更大的作为。
和离开时不同，1992年回到北京的潘石屹，有资本又有经验，他创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城市发展之中开始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初期涉及的项目由北京万通新世纪广场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大厦和北京万通理想世界（后改名为新城国际）。到了1995年，他对建筑有了更深的理解，提炼出SOHO的概念，SOHO是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头一个字母的缩写，提 出“小型办公，居家办公”的住宅概念，代表了信息时代一种自由弹性的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并以此为名称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当时北京东区只有一片片破旧的工厂，几十根烟囱， 一点没有城市的样子。潘石屹却看准了北京市对建设CBD的规划，这也开启了他地产事业的传奇。
1997年他投资设计建造SOHO现代城，1998年正式销售，1999年和2000年获北京市房地产单体项目的销售冠军，2001年完工。一经推出就受到年轻人和中小公司的欢迎。SOHO住宅楼每四层形成 一个空中庭院，将阳光、空气引入高楼之中，并且巧妙形成房屋与社区间的缓冲地带。住宅内部的推拉隔断，分隔了居住区与办公区，增加了有限空间中的层次感。鲜明的蓝色线条和建筑顶 部倾斜的黄色体块更是体现了年轻、活力的现代建筑特点，成为城市标志性的建筑。此外他还开发建设了建外SOHO，和长城脚下的公社。潘石屹开发的每一个项目都享有很高知名度，都在商 业上取得空前成功，SOHO中国的销售额及纳税额连续多年在中国地产行业名列前茅。
时代周刊曾在2002年11月刊中这样报道潘石屹：“房地产商潘石屹给中国一贯单调的公寓和写字楼带来了明快的色彩……潘石屹的楼盘在品位上已国际化。”
年度人物
1988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迅猛发展。下深圳，闯海南，办公司，倒物资，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停薪留职”成了一个新名词，说的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可以离开单位去市场上闯 荡一番，单位给他们保留职位。这是各个单位安抚那些在市场浪潮冲击下心痒痒欲“下海游泳”的干部职工的方法。“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多少人被说得心动神摇，最后下了海。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前后的许多公司其实是官办公司，有些甚至就是政府机关让渡部门特权成立的特权公司。它们和社会上许多公司一样，都属于流通领域的商业性企业，都在价格双轨制 的背景下干一件事情：捣腾物资。他们利用权力将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平价调出，然后在市场上高价卖出。越是紧俏的物资，生产厂家的领导接到的条子和电话就越多。终于在本年度10月， 国家开始整顿这些公司，重点解决政企不分问题，要求严格执行机关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盛极一时的“官商”开始有所收敛。
在经济滚滚热潮中，蛇口的讨论显得那么平淡而深刻。平淡的是，大家都在忙，争论对于蛇口青年来说是过去式就是过去式，没有闲暇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深刻的是，争论涉及的许多问题那 么具有颠覆性、前瞻性。今天，这些争论已经有了定论，蛇口青年的观点已然是常识；但在20年前却引起了人们的深深思考。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爆发的原因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形式 到内容都受到严峻的挑战；从深层次上看，这场争论爆发的原因是改革对旧体制下的人们思想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一些人身在市场心还没有过来。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作为根基的思想观念也得跟上。
因此，1988年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应该是“蛇口风波”，而曾宪斌有幸代表这场风波成为年度人物。
大史记
198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了一句口号。
1988年，王朔的4部作品在被同时搬上银幕，火了。这四部影片分别是：《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轮回》、《大喘气》。四部作品共同的一个特点是带有浓郁的民间话语气 息，有人称之为“王氏痞气”。王朔作品中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语录，都成了坊间流行语。
1988年，中国第一次掀起了“性学热”。社会的开放、计划生育和离婚率的升高，中国人的性观念也改变了。性不再是为了生育，也应该用来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性，可以正大光明地 摆到台面上来讲了。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开始流行，将性爱提高到了性学的高度。性医学开始起步，少数几家医院成立了专门门诊。每天门诊前都堵满了人，专门 过来看阳痿等男性病的人很多。他们往往是耽搁了十几二十年才来看病的。一次，某医院要拍个影像，就到性病门诊前取镜头，结果门诊前堵满的人呼的一下全跑光了。
1988年，中国还掀起了抢购风潮。因为取消价格管制导致的物价上涨，在各地形成抢购潮。当时的报纸记载：“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 销的也不放过。”有人囤积了整整一屋子的肥皂、盐、火柴和当时被当作奶粉替代品的麦乳精。尽管第四季度起，国家全力整顿价格，当年人们的生活物资价格还是上涨了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