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决定先搞试点。内务部（今民政部）派出工作队去几个试点地区指导选举。人民大学的宪法学研究生、24岁的许崇德有幸参加了内务部派往山东泰安县的普选工作队。
“选举”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名词。当时有农村的妇女问工作人员：“锅前转锅后，啥也不知道，还能当代表？”“啥事叫男人办不就妥啦？”许崇德等人就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宣 传上，让老百姓们都知道什么是选举，为什么要来选举。他们组织当地的青年团员，走东家串西家进行宣传：选举就是人中选人、瓜中选瓜；人代会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选举的目的就是 不让好人漏掉，坏人钻了空子。工作组反复强调人们记住关键的四个字：选民光荣！经过工作组坚持不懈的上门讲解，就连住得最偏远的村民也都记住了选举，知道过几天要参加选举。
到了选民登记的那一天，登记点一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半辈子没出过几趟远门的农村老大娘也撂下锅铲赶来了。登记选民是和人口普查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之前还没有进行过准确的人 口普查，只是笼统地说“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至于具体多少人多少户、男女比例多少，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因此，选民登记的工作也很繁重。许崇德还给许多没有名字的选民当面取名 字。许多中国人本来叫“张家后生”、“李家大婶”、“老王那口子”，没有名字，现在既拿了选民证，又有了名字，高兴得不得了。许多大爷大妈、大婶大嫂四五十岁了，第一次在大红纸 上（选民公布榜）看到自己的名字，兴奋得不知道手往哪里放。近50年之后，许崇德重回山东泰安，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当年参加选举的老乡。老乡在家里翻箱倒柜，颤 颤巍巍找出了一个蓝色的土布包裹，再一层层打开，露出了一张1953年的选民证。这薄薄的证件对老百姓的意义可见一斑。
许崇德亲身参加了泰安县城关乡的选举。当天，城关乡在教养院里召开选民大会。地小人多，后来的选民连坐的地方也没有，挤挤挨挨地站在一起。1953年，县级以下的直接选举多数是通过 举手表决的形式进行的，县级以上则无记名投票进行间接选举。城关乡选举的时候，大会主持人念完候选人的名字，同意的选民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乡人大代表就产生了。
当年，全国有2.78亿选民参加选举，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的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投票站投票。整个普选成功产生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1954年春，许崇德又被抽调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他见证了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盛况。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后，恰逢1954年全国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宪法草案公 布时，很多地方都被水淹了。各地就组织群众在防洪大堤上开会讨论，群众们踊跃发言提出了许多意见；交通中断，各地就用飞机把讨论材料和意见往北京运。许崇德拆开过许多地方寄来的 包裹，看到里面都是用一层层的油纸打包捆好的资料。
如今，许崇德已经是中国法学的泰斗人物了。1953年刚刚毕业的时候，许崇德对选举还雾里看花一知半解；1953年的普选给他提供了最初的法律实践，真实触摸了中国的国情。
年度人物
1953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国普选，它为国家开章立制做了准备。
“要不是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一个普通农民不可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代表广大人民去讨论国家大事，选举国家领导人。”说这句话的人是中国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罗祥根。罗祥 根出生于宁波慈溪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务农种棉花，“在旧社会，我们劳苦大众饱受剥削压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吃不饱、穿不暖，更别提自由和权利了。”新中国建立后，罗祥根在 家乡组织了浙江省第一个农业高级合作社，成了著名的劳动模范和种棉高手。1954年，罗祥根成为浙江省35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一员。
1953年，当选人大代表的大多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基层干部，也有少数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这代表着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转变。代表中的大多数人，比如罗祥根，是新兴的社会群体， 他们取代了官员士绅、社会名流占据了权力的优势地位。
1953年普选的另一大意义是打破了对中国人民主素质的质疑。近代以来，不论是西方社会，就是中国社会内部，都质疑中国人是否有能力搞好选举、中国是否存在民主的社会基础。最著名的 莫过于袁世凯时，有人搬出中国人民主素质低下来为复辟帝制鼓吹造势。如今，中国举行了世界罕见的大规模普选，用实际行动推倒了质疑。选举时，选民情绪高涨，讨论充分。据报道，河 南开封县土柏岗乡有人提名办事周到稳重的前任副乡长王福才，马上有人站出来说王福才当副乡长的时候是很积极，但转任农协副主席后“没有供给啦，啥事也不往前赶，推推动动，拨拨转 转”；在天津的一个选区，原本提名的妇女主任高玉英在选民讨论时，被认为“只是对上积极，对群众则自高自大”，结果没有当选。
所以，许崇德更能代表1953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他所经历的普选，是中国社会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大史记
1953年7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了协议。“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在签署协议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在谈判中，朝中 方面的一位军官用苏制打火机点烟，打了几十下不见火苗；对面的美国军官就送给他一只美式打火机。朝中方面的军官点着香烟后，满意地点点头，之后随手将那只没式打火机扔出了窗口。
《人民日报》1月1日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仿照苏联，中国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的以计划体制为中 心的经济管理体制。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工业、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伟大任务”，开始在中国大地铺开。简称“一化三改造”。刚刚分到田地的农民 们面临着加入合作社的抉择。有一段当年的经典对话是这么说的：
“高级社一成立，跟苏联老大哥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共产主义一实现，那个牛奶还喝不惯哩！”
“经常喝就喝惯了……”
有两件大不大不小的事情，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3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 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等问题，农村积极分子（他们是农村工作的主力）兼职过多。新中国建立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大。原来作为士绅阶层重要组成的地主阶层被打倒了。随着土改的完 成，他们的经济势力也被彻底铲除了，似乎农村一下子都变成了平等的农民的海洋。但同时涌现或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先进分子”逐渐占据了原来的士绅阶层的地位。他们起着新的 承上启下的作用。“过去帝制时代不过只有百万左右有功名的士绅，现在则有上亿名群众组织的深谙政治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百万有才干的年轻人急于出人头地，要上好的学校，找好的职 业并谋取一官半职。”（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个巨大的问题是：这个新的“士绅阶层”的成员偏重于文盲与半文盲，他们不如原先的那批人能干，在学业与工作上工农的子弟都竞争 不过“出身不好”的人。这重重问题似乎说明，阶层的变化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更不能凭空设计完成。
积极分子，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成了新社会的香馍馍。最直观的体现是，他们取代富家子弟、书生秀才成为青年人婚姻的首选对象。50年代开始，男女双方“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是“谈恋爱”的隐晦说法。
说到恋爱，1953年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原因是《婚姻法》颁布的最初几年，婚姻自由的规定遭到了许多家庭的暗中抵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一些农民老人甚至抱怨 ：“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195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当时全国每年因要求离婚而遭虐杀的妇女竟有七八万人之多。政府不得不强力推行新婚姻制度，并在1955年又通过 了《婚姻登记办法》，要求男女双方必须且只需到政府登记即可结婚、离婚。婚姻登记制度的执行在制度上巩固了婚姻自由，让中国人从原本繁琐的婚姻习俗中简化了出来。
婚姻登记制度推行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离婚热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许多夫妻（包括领导干部）因为在近几年发生了地位、名誉和财富方面的巨大改变而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