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在唐代的兴衰
1隋和唐代前期佛教的兴盛在整个隋唐时期，佛教的上层人物总是不断地和宫廷保持着或密切或疏淡的关系，而隋唐国家政权也往往由于时势或最高统治者的好恶不同，对佛教执行着或鼓励或限制、或宽松或严厉的政策。但从总体上看来，以儒教为基本信仰的隋唐国家政权对佛教执行的是容纳和限制并举的政策。在唐代，要得到一张僧人的度牒非常困难，以致出现了大量的私度僧人现象。据《历代三宝记》等有关资料，北周武帝灭佛，令还俗的僧尼有三百万人。到唐武宗灭佛，还俗的僧尼仅二十六万余人，不及北周的十分之一。即使除去虚报或隐瞒不报者，也可见唐代僧尼的数量还是比南北朝时大大减少了。隋文帝杨坚生于僧寺，由尼姑智仙抚养，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载《广弘明集》卷十九）。《隋书·经籍志》说，当时杨坚“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然而实际上，在杨坚即位前后不仅宠信道士张宾，而且尊崇道士焦子顺。焦子顺也向他献符命，他即位以后，为焦建五通观，尊为天师。从隋朝初年的政策说，隋文帝杨坚在以儒教为主导的情况下，同时给佛教以一定的信仰自由。开皇元年，也就是他即位的第一年，就下诏听任“出家”，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致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崇信佛、道。一面大量裁减儒学，只留国子学生七十人，一面下诏对佛、道二教的设施严加保护：“佛法深妙，道教虚融”，“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隋书·文帝纪》）从而使佛、道二教的宗教设施和儒教设施一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隋炀帝杨广还和天台宗实际创始者智交往密切，甚至接受智为他所授的菩萨戒。又命沙门智果，在东都洛阳为佛经分类编目。这些措施，都有利于佛教的发展。隋朝末年，还不断有沙门或者其他人以弥勒佛出世为号召，起兵反隋。在隋唐之际的战争中，僧侣武装也曾给了李世民父子一定的帮助。其他起义或叛乱的队伍中，也有不少僧侣参加。佛教在隋朝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处理和佛教的关系，是儒教和唐代国家政权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李渊起兵反隋时，曾向佛发愿，成功以后，大弘三宝。但在他做了皇帝以后，首先加以尊崇的乃是道教。据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丙集，李渊还亲临国学，宣布老先、次孔、佛在最后。武德四年，李世民看到隋朝宫殿的奢侈，下令焚毁。同时“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这可说是唐朝政权对佛教的初步打击。从武德四年到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屡次上书，抨击僧尼妖言惑众，糜损国家资财，要求勒令僧尼还俗。道士也趁机反佛，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作为唐朝皇帝的李渊，“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遂下令限制僧尼道士，规定京城只留寺三所、观二所，州只各留一所。由于不久李渊就禅位给李世民，这道法令没有认真执行，但它表明了李渊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明确宣布，治国只能以儒教为指导。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僧人智实与法琳上书反对，李世民遂命令杖责智实，流放法琳，致使智实一年后病死，法琳则死于流放途中。
佛教有利于国家的方面，李世民也加以充分利用。贞观三年，他下《为殒身戎阵者立寺刹诏》，要求佛教为“建义以来”牺牲于战场的将士“树立福田，济其营魄”。他有时也参与佛事活动，为亲属求福。贞观十五年，他还对僧侣们说，唐朝建国以来，建造了许多佛寺，却没有建什么道观，国家偏爱的还是佛教。只是由于道士敬的是皇上祖宗，才在僧人之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丙集）。这就是说，崇佛是公义，崇道只是私情。唐太宗为佛教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支持玄奘法师译经。玄奘要求出国时，李世民并没有准许。玄奘在印度一带取经受法，不仅载誉而归，而且为唐朝和印度的友好做了许多工作。玄奘回国后，唐太宗积极支持玄奘的译经活动。而这个活动的结果，不仅为中国佛教增加了许多优秀的译本和前所未见的佛经，而且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佛教宗派：法相宗。唐高宗时期，大体上继续着李世民时期对待佛教的基本政策。这一时期国家与佛教关系的一件大事，就是朝廷下令僧尼敬拜父母。先是显庆二年，唐高宗下《僧尼不得受父母拜诏》，要求僧尼不得接受父母和尊者的礼拜。龙朔二年，又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诏》，进一步要求僧尼、道士都必须礼拜父母，遵守儒教的孝道。这道诏书又招来了佛教僧侣的激烈反对，名僧彦琮、道宣、威秀等，纷纷或上书、或著论，申明僧侣不应拜父母。在僧侣的激烈反对下，唐高宗下了《停沙门拜君诏》。武则天以女性而为皇帝，为了争取朝野在思想上的支持，她接受佛教僧侣对《大云经》中“以女身当王国土”的注释，认为自己就是该做皇帝的那个女身，并由此对佛教进行优待。她即位之初，就宣布释在前、道在后。后来又以各种方式支持佛教的发展，致使不少道士弃道崇佛。武则天在位期间，大造明堂，也大造佛寺。她在明堂旁，又造“天堂”。其中造一大佛像，一个手指中就能容纳几十人。后来，武则天又要造大佛像，并命令全国的僧尼每人每天要捐献一钱。宰相狄仁杰谏道，造像的财物，天不会降，地不会出，都要出在百姓身上。如来慈悲为怀，岂能让百姓受苦。武则天这才打消了造像的念头。武则天和僧人有更多的交往，她把禅宗大师神秀、老安等人召进皇宫，表示支持。据说也曾下诏召南宗领袖慧能，但慧能没有应召。法藏更是经常出入宫廷。她曾命高僧法藏在洛阳讲经，据说曾引起殿堂震动，被认为是如来为武氏政权显圣。在武则天时期，法藏创立了华严宗。唐中宗、唐睿宗开始修正武则天的政策。唐睿宗时，下诏命“至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并进”（《僧道齐行并进敕》）。这首先是取消了武则天时期僧在前的特权。大约从此以后，僧道先后的问题也就不再提起了。唐玄宗继位，对佛教则执行不太纵容的政策。虽然他注《孝经》、《老子》，也注《金刚经》，但和此前相比，他对佛教的宽容要少得多。他两次下诏，要求僧侣和道士不仅要拜父母，而且要按儒教礼制，为父母服丧。从此以后，孝道逐渐成为佛教教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一些僧人，开始以行孝为荣耀，出现了许多孝僧。儒教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终于迫使佛教接受了自己的教义。
在开元二年下诏让僧尼敬拜父母的同时，唐玄宗又下诏禁止开店铺写佛经、造佛像出售（见《断书经及铸佛像敕》）。次年，下诏要求严加缉拿那些“假托弥勒”、“广集徒侣”、“妄说灾祥”一类人物（《禁断妖讹等敕》）。开元十九年，又下《诫励僧尼敕》，批评佛教徒说因果是“未来之胜因莫效，见在之家业以空”、“唯财是敛”，又出入州县乡里，煽惑民众甚至夜间聚众。为此他命令：“自今以后，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并且不准夜间出行。若当地官吏不加捉拿或与之交往，一并治罪。数月后，又下诏不许私度僧尼。这些举措，对佛教的发展都起到了迟滞的作用。不过从总体看来，隋唐前期，国家虽然也不断有限制甚至打击佛教的举措，但都没有给佛教带来致命的伤害。而佛教僧侣，也往往表现出高度的独立人格和国家的法令抗争。这一时期，除了傅奕反佛、道教不断和佛教争先后高低之外，儒教学者几乎无人公开反对佛教。佛教，这一时期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天台宗继续发展，法相、华严、禅宗都相继成熟。这种发展，到武则天统治时期是个高峰。唐玄宗时，佛教已经呈现出向儒教退让的态势，但不影响这一时期佛教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地位。从隋朝初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可说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2佛教的衰落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儒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指导思想。其他宗教，要么甘心以方外之教自居，处于儒教补充的地位；要么努力设法，取代儒教的地位。要想和儒教平分秋色，是不可能的。然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它长期以来所做的工作，即或不是想取代儒教的地位，也是想和儒教平分秋色，并且一度似乎取得了成功。武则天宣布，朝廷集会时，佛在前、儒道在后。这种集会时的前后次序，未必就是国家政治中的实际，但它至少给了佛教一种表面的满足感，同时也给了他们一种虚幻的希望。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本来就要引起原有宗教的戒虑；佛教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升高，更是引起儒道二教的抗议和反对。所以在历史上，反佛、排佛甚至灭佛的事件就屡屡发生。唐朝初年，傅奕也曾举起反佛的旗帜，唐高祖、唐太宗也曾给以佛教一定的打击和限制。但是从佛教方面说，他们一直在努力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东晋、南朝时，他们奋力抗争，坚决不向王者跪拜。隋唐前期佛教的迅速发展，除了别的因素之外，佛教僧人为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进行英勇抗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儒教方面，在隋唐前期是国家的统治思想，也和这个国家一同享受着安宁和富足。他们几乎无人感受到社会正在积累的危机。陈子昂曾经在幽州台上借古人之言发出了一声叹息，表现出了某种危机感。然而他的叹息倒是更深地说明了儒者们的无忧无虑、安富尊荣，所以才使他感到孤独，感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儒者们似乎觉得天下会如此一直安宁下去，而依靠他们所理解的那点儒学知识，就足够安邦定国。
所以他们不必去钻研古圣先贤之教，更不必去发展什么新理论。对于佛教，他们似乎也没有感到什么威胁：科举考试给了他们一个稳定的进身之阶，唐代儒学不仅每年培养大批的本国儒者，而且是当时国际的儒学中心，不少外国学者都不远千里万里到唐朝求学；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经得起权贵者们的挥霍和糟蹋，其中包括兴建佛教建筑。虽然有狄仁杰劝告武则天，不要把佛像修得那么大，但这样的呼声却显得非常之软弱。至于其他儒者，则连这样的呼声也没有。因为当时的儒教花费得更多，儒教的明堂更加雄伟，儒教的封禅礼仪花费更大。所以武则天派华严宗创立者法藏等人到法门寺迎接佛骨时，虽然较之后来花费可能更大，但无人感到是个问题。安禄山的叛乱使儒者清醒了，清醒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振兴儒学，发展儒学；与发展儒学、振兴儒学相伴随，就是遏制其他宗教、包括佛教的增长。在武则天朝人们认为不是问题的事件，此时也成了重大事件。唐宪宗时，又要到法门寺迎接佛骨，却遭到了儒者韩愈的激烈反对。韩愈上表说，汉代以前，佛教未到中国，那时，国运长久，君主长寿。从汉朝时佛教才入中国，乃是祸国短寿之教：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谏迎佛骨表》）宗庙祭祀用牲牢，是儒教的传统。韩愈在这里直接把佛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前途、君主的寿命、儒教的教义对立起来，并且斥责法门寺佛骨是“朽秽之物”，要求把它销毁，以绝后患。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再次说明，他不仅仅是反对迎供佛骨，而且是如他在《原道》中所说，要从根本上消灭佛教。因为在他看来，要行先王之道，就不能有佛教的存在。在《谏迎佛骨表中》中，他再次把先王之道和佛教明确对立起来：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因此，要振兴儒教，行先王之道，就必须禁止佛教。韩愈的上表极大地惹怒了唐宪宗，他要将韩愈处死。幸赖宰相裴度等人极力求情，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不过唐宪宗发怒的原因不是因为韩愈抨击了佛教，而是由于韩愈竟说事佛的帝王都要短命：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旧唐书·韩愈传》）人情惊惋的也不是韩愈抨击了佛教，而是韩愈竟说事佛的帝王要短命。这说明，君臣上下，也都没有把韩愈抨击佛教当做很严重的问题，或者说，认为佛教是可以甚至应当抨击的。朝廷上这样的思想倾向，和唐朝前期有很大变化。唐朝前期，傅奕反对佛教，不仅佛教方面坚决反击，大臣萧瑀也出面反对，指责傅奕是“非圣无法”。其后唐太宗、唐高宗要求僧人敬拜父母，佛教方面坚决反对，但儒者大臣中则无人为之坚决辩护。再后唐玄宗命令僧人敬拜父母，佛教方面反对的声音也低落了。这次韩愈反佛，则不仅儒者阵营内无人反对，佛教方面甚至有人敬佩韩愈。据皇甫湜《送简师序》称，由于朝臣们纷纷救护，韩愈被免除死罪，改判流放。当韩愈被流放潮州时，僧人简某，奋不顾身，不怕路途遥远，千辛万苦，去追随韩愈。